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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写于普林斯顿，2013年）
在苏格兰，我从小就认为警察是朋友，需要时可以求助。19岁时我第一次来到美国时，我向一名正在时代广场疏导交通的纽约市警察询问最近的邮局怎么走，他爆出一连串粗口，令我愕然。此后我一直处于懵懂状态，把我老板的急件丢进了垃圾箱——我觉得它和邮筒长得一模一样。
欧洲人对他们的ZF的看法大多比美国人更加积极，对后者来说，联邦、州和地方政客的失败和不得人心乃是家常便饭。但美国各级ZF征收税收，然后反过来提供美国人的生活离不开的服务。
与许多富裕国家的公民一样，美国人认为法律和监督制度、公立学校、针对老年人的卫生和社会保障、道路、国防和外交、以及国家队研究（特别是医学方面）的重金投入是理所当然的。当然，并非所有这些服务都能尽如人意，也不是所有人都能得到平等对待；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人们还是照章纳税，如果花钱的方式令一些人感到不爽，就会引起激烈的公共争论，而定期的选举也使人们得以改变轻重缓急。
所有这些可以说都是不言自明的，至少对有着高效ZF的富裕国家居民来说是如此。但世界上大部分人口没有这么幸运。
在非洲和亚洲的许多地方，国家欠缺收税或提供服务的能力。ZF和人民之间的契约在穷国通常根本不存在——在富国也不完美。纽约警察只是有些不礼貌（至少还在忙于提供服务）；而在世界上很多地方，警察骑在他们应该保护的人民头上作威作福，从人民身上讹钱，或是代表权力机关把人民抓起来。
即使在印度这样的中等收入国家，公立学校和公立医院也频频出现旷工（并且不会受到惩罚）。私人医生给人们（认为自己）想要的--注射、打点滴和抗生素--但国家并不监管他们，许多从业者根本没有资质。
放眼发展中世界，儿童因为投胎到了错误的国家而死去——不是因为不可治愈的疑难杂症，而是我们在一百年前就知道如何处理的常见儿童疾病。只要国家无法提供常规母婴医疗，这些儿童就会继续死去。
类似地，如果ZF无能，监管和强制执行就不能有效运行，企业也就难以经营。没有运转良好的民事法庭，就不能保证创新企业家能从他们的新思想中得到奖赏。
放眼全球，国家能力的缺失——即无法提供富国人民习以为常的服务和保护--是贫困和落魄的主要原因之一。没有国家与积极活跃的公民的有效互动，就很难形成战胜全球贫困所需要的增长。
不幸的是，目前富国在把事情弄得更糟。外国援助——富国对穷国的转移支付——值得称道，特别是在医疗领域，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但外国援助也破坏了本地国家能力的发展。
此点特别明显的是ZF直接收到援助并且援助流相对财政支出较大（通常相当于一大半）的国家（大部分是非洲国家）。这些ZF不需要与公民达成契约，不需要议会，也不需要征税系统。如果说它们需要对谁负责，那就是赞助国；但即使这一点在实际中也不可行，因为赞助国受到本国公民的压力（他们帮助穷人的愿望无可指摘），穷国ZF需要多少，它们就得拿出多少，甚至还会多拿出些。
绕过ZF、直接把援助给穷人怎么样？显然，直接结果会好一点，特别是对ZF间援助很少能到达穷人手中的国家来说。而只要极少的钱——富裕国家每个成年人每天拿出15美分即可——就能让所有人都告别每天1美元的极端贫困线。
但这并不是解决办法。穷人需要ZF带给他们更好的生活；绕过ZF短期可能改善现状，但不能解决根本问题。穷国不可能永远指望健康服务来自外国。援助会破坏穷人最需要的东西：与他们携手共进创造今天和明天的有效的ZF。
有一件事我们可以做，那就是鼓励我们自身的ZF不要再做让穷国更难战胜贫困的事情。减少援助就是其中之一，其他还包括遏制军火贸易、改善富国贸易和补贴政策、提供与援助无关的技术顾问、开发不影响富人的疾病的更好的药物等。我们无法通过让已经很弱的ZF变得更弱帮到穷人。
安格斯·迪顿（AngusDeaton）是普林斯顿大学威尔逊公共和国际事务学院经济学和国际关系教授，著有《大拯救：健康、财富和不平等的起源》（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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