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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一般的理解，政治经济学（简称政经学）是研究一国政治制度与国民经济相互关系的学问，换句话说，经济活动不过是政经学的载体，而从这个载体里面挖掘出一些属性特征，也就是关系，才是政经学所要完成的使命。而经济学多半只研究经济活动中纯技术层面的内容。
从上述理解来看，马氏资本论的确是一篇政经学作品，而非经济学书典。资本论中的商品、劳动力、价值、货币等经济活动要素只是充当其叙事的载体，主要任务在于揭示资本家如何运用“价值规律”获取利润的“秘密”，从而如何“无偿占有”工人“剩余价值”的“剥削”关系。
我们回头来看马氏资本论和斯密国富论这两篇不同的著作，一个代表政经学，一个代表经济学，本来道不同，志不同，两者没有什么可比性。可是马辩士不知哪根神经出了问题，居然拿来对比，什么谁胜过谁多少倍云云，正如拿长度和重量来对比那样，沦为笑柄。
从历史渊源考察，中国长期的王朝统治，造成了中国人精通器物方面的人才不多，而且还被贬为“淫巧奇技”，被人瞧不起，而什么道、气、灵、运，以及什么仁、礼、宫廷权术之类乱七八糟的关系学被捧为国学，为国人称道和崇拜。相反，西方人对器物方面的研究和开创可谓是人气旺盛，导致硕果累累，以至于科技和生产力快速的走在中国的前列。
这种由历史渊源延绵遗留的差距和心态促成了中国的马辩士对待政经学和经济学的地位不同，他们在着重关系研究的马氏政经学里比较容易找到心灵相通之处，并起共鸣，从而条件反射的将其推到至高无上的地位，相应的就把器物方面研究的经济学贬为“庸俗”行列。可见，马辩士存在这种心理反应和行为表现实则毫不奇怪。
还有人从国学的角度来重新诠释一番马氏政经学，保卫也好，饱胃也罢，无论其自吹自擂是什么惊天之作，方法上实际没什么两样，物以类聚，其研究途径仍然没有摆脱关系学的路径依赖，用马氏的话语就是屁股上依然残留着历史关系学的胎记。
关系学盛行的国度，最终结果是，用政经学指导经济，用关系学指导生产，在实践中失败从一始就已经注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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