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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结构经济学，是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资源禀赋到比较优势，再结合后发优势，伴之以基础设施和各种制度，形成产业发展，进而经济增长，演变到一定阶段，资源禀赋变化到新的比较优势，再结合后发优势，伴之以基础设施更新，以及各种制度变迁，实现产业升级，进而经济增长。而且，这个联动，可以循环反复。鉴于新结构经济学的这个经济结构的状态变化过程，不由得想到三个启示，不一定合适，但我乐意讲出来。
第一个启示，与马克思有关。过去，上中学和大学，对马克思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都学习过多次。林毅夫老师最近说过，马克思主义讲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什么叫经济基础？马克思说是生产方式，生产结构。但是，我苗实的观念是这样的，经济基础是生产关系的总和，而生产方式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方面。而且，生产力与资源禀赋有关，生产关系与经济制度有关，上层建筑与政治制度有关。第二个启示，与易经有关。中国的易经博大精深，有“中国智慧在易经，易经智慧在和谐”的说法。可以说，易经有六十四卦，每个卦就是一个阴阳结构，从阴阳结构中可以揭示有价值的信息。而且，不同的卦之间有互动，关系错综复杂。正因为有互动，所以可以六十四卦不断循环反复，在这个运动变化中，领悟万事万物的内在规律。大家都知道，易经研究上讲理象数三大派。譬如，南怀瑾就偏好理，我也喜欢理。第三个启示，与耗散结构理论有关。在我的《从耗散结构理论观林毅夫学术》一文中，有这样的论述，耗散结构理论指出，社会系统内存在着复杂的非线性相干的协同促进作用，譬如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以后，大量农民工进城，支持繁荣了城市，接着城市对农产品的需求增加，而且还多样化，促进了农村的产业结构调整，提高了农民收入，与此同时，农民对城市产品的需求增加，又推动城市的进一步发展，形成了正反馈，从而有利于国民经济的壮大。我们再看，现代经济学教育的引入发展，培养了大批市场经济人才，进入企业ZF效力，推动了经济发展进步，接着对市场经济人才的需求增加，与此同时，现代经济学的教育又得到深入推广，又是一个正反馈，同样有利于国民经济的壮大。试问，我们改革开放，搞得就是名副其实的市场经济，怎么又能把总结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现代经济学当作西方精神污染呢？如果真的当作西方精神污染，那这就会形成负反馈，严重阻碍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等等。说白了，现代经济学与国家进步，民族复兴，以及人民幸福密切相关，本来就属于我们，与我们同在。更进一步讲，把现代经济学当作西方精神污染，就是挖改革开放新政策的墙脚，是自毁长城，万万要不得。
除了上述三个启示，我还听到林毅夫老师讲，诺奖我觉得沿着新结构经济学去研究，可能不是一个诺奖，可能是三个五个，甚至十个诺奖。我苗实觉得，林毅夫老师目光远大，有这个信心，特别是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刚成立，还可以说得过去，旁观者应该多一些鼓励，不必冷嘲热讽。今年（即2015年），我开辟并主持了三个话题，分别是真话实说，名人看社会，我为眉县猕猴桃代言。从今天（即2015年12月30日）开始，我再开辟和主持一个话题，那就是”新结构经济学”话题。可以说，我学习研究新结构经济学已经有三年多了，自认为有一些收获。毕竟，新结构经济学的提出与探讨，进一步满足了我对理论的偏好。刚才试了一下，我认领话题主持人已经达到上限，不能主持新结构经济学这一专业话题。那么，我就只能忍痛割爱，先退出“名人看社会”的话题，然后再去主持“新结构经济学”的话题。当然，随着研究继续，我会不断发表这方面的观点，还包括搜集，尽量满足各路新结构经济学爱好者的需要。说白了，我主持新结构经济学话题的目的就是，积极贡献中国智慧，学习研究，发展完善新结构经济学，在繁荣经济学学科的同时，造福世界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更进一步讲，新结构经济学，林毅夫教授有开创之功，这是客观事实，谁也不能否认。但是，林老师的某些观点，我并不赞同。我认为，新结构经济学是一个有趣的领域，有进一步探索的理论价值。当然，新结构经济学未来走向何处，北大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是一个很好的平台，尽管不可能代表所有声音。客观上，现代经济学体系庞大，而围绕着现代经济学的经济学家群体同样庞大，相对现代经济学这条大河，新结构经济学顶多是条小溪，发展壮大可能需要好几代人。在这里，我要大声说，正因为自己看到了新结构经济学，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所以希望更多比我年轻，特别是数理知识更扎实的经济学研究工作者积极参与新结构经济学的拓展，从而最大化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尽管我长期撰写林毅夫学术批评，但是这并不妨碍我说这些公道话。
北大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网站，有个新结构经济学学科简介，我认为很好，现转载在这里。新结构经济学提倡以新古典的方法来研究一个国家的技术、产业、基础设施和制度安排等经济结构的决定因素和其变迁的原因。新结构经济学强调从每一个时点给定，但随时间可以变化的要素禀赋（其实是这个国家在每一时点的总预算）和其结构（内生决定要素的相对价格）为切入点来动态分析一个国家的经济结构和结构变迁。按现代经济学的命名原则应该将此研究称为结构经济学，但为区别于第一代的发展经济学—结构主义故称为新结构经济学。“新结构经济学(New Structural Economics)”一词由林毅夫提出和倡导。2009年6月林毅夫于其出任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一周年的一个内部研讨会上，以他1994年出版的《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和2007年的马歇尔讲座的理论框架为基础，反思了二次大战以后发展经济学成为现代经济学的一门子学科以来的理论进展和发展中国家发展与转型的成败经验，指出第一版的“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主张建设和发达国家相同的产业结构，重视ZF的作用而忽视市场的作用，第二版的“新自由主义”发展经济学主张采行和发达国家相同的市场制度安排，重视市场而忽视ZF作用，提出以“新结构经济学”作为发展经济学的第三版，强调经济发展是一个产业、技术、基础设施、制度结构不断变迁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既要有“有效的市场”也要有“有为的ZF”。2011年3月，林毅夫应邀到耶鲁大学做著名的库茨涅茨年度讲座，以“新结构经济学：反思发展问题的一个理论框架”为题阐述了新结构经济学理论的基本框架和主要观点，演讲全文发表于2011年出版的《世界银行研究观察》第26卷第2期，向经济学界正式宣告了新结构经济学的诞生，获得了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迈克尔﹒斯宾塞等10余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为代表的国际经济学界的高度评价以及许多发展中国家ZF和知识界的重视。新结构经济学作为第三波发展思潮，将以发展经济学为突破口，推动跨学科视角下现代经济学体系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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