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就听说过晏智杰教授的《劳动价值学说新探》,在网上浏览过相应的目录,没有见到生产价值和消费价值这些术语,也没有引起我足够的兴趣。
年初,我在通过中国知网搜索有关经济学研究对象的文献时发现,晏智杰教授发表于《经济科学》 2001年 01期 的一篇文章——“略论经济学价值论的研究对象和层次”一文,其中有“ 生产价值”、“交换价值”和“消费价值”及“生产价值论”、“消费价值论”这些术语。这些术语除交换价值是经济学常识性术语外。我早在八十年代中期就形成了。97年自费印刷的《价值论和权益论》的小册子中就有这些术语。
这本小册子曾经给包括晏智杰在内的一些知名学者邮寄过。而且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曾计划出版此书,当时的王玮总编和曾经审过稿的刘立均、刘东涛研究员都可以证明。我感觉晏智杰教授在使用这些术语时,是直接来源于《价值论和权益论》但没有注明出处。我注意到学术文献不见引用注明未公开出版的内容。不知道按学术规范是根本就不能引用未公开发表的内容,还是可以不注明还未公开发表的内容。如果是后者我不得不说从学术文献不见引注未公开发表内容不难看出打击剽窃行为的有限性。事实上,我在一篇题为《跳出中国过渡经济学和中国经济学的圈子创建现实社会主义经济学》的论文中,同样提到了生产价值、消费价值这些术语。这篇论文,曾在1997年第1期《经济问题》发表,遗憾的是提及相应术语的部分被删掉了。不过同标题完整稿,曾收录于《跨世纪改革发展战略》中。此书由王韶、袁舒宇主编,华龄出版社1997年出版。这篇文章我感觉晏智杰教授不大可能读过,因为文献是两大部头的大型论文集,但由于是公开出版物,似乎倒可以证明具有剽窃的性质。
发现晏智杰教授的上述论文后,我通过网络用手机付费下载了这本书,阅读后发现,书中同样有生产价值和消费价值及生产价值论、消费价值论这些术语。
这本书出版后产生了很大影响,从以下报道可见一斑:
“北大经济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晏智杰教授新书《劳动价值学说新探》出版座谈会于11月7日下午2:30在北大经济学院会议室举行。本次座谈是由北大经济学院、北大出版社、《光明日报》书评周刊联合举办。 该书是晏教授对马克思主义学说中的劳动价值学说长期以来的系统整理和反思。他认为劳动价值论在历史上曾经起过巨大的革命动员作用,历史功绩不可抹煞,但鉴于以往一个多世纪世界和中国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尤其是在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和市场经济发展的新形式下,应当重新认识经济学价值理论的概念和相关问题,以利于反映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生活的一般规律,为经济理论建设、为营造适合新历史条件的价值观念提供理论基础。 国家计委研究院研究员黄范章说,他非常赞成晏智杰教授的观点,认为这是朝着正确的学术研究方向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他总结了晏教授这本书的三大成果:一是强调了价值是一种人与物的关系,而非简单的人与人的关系,劳动并非财富的唯一源泉。二是指出生产要素是一种新的劳动价值。三是证明了实践推动新的理论产生的原理。 北大出版社社长彭松建认为,该书是在社会实践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的新探索,有着较高的学术创新价值,是近年来北大出版社重点支持出版的图书之一。 在随后的自由发言中,大家纷纷表示,晏教授把人类的需求引入到了研究中去,对历史文献作了大量地研究,逻辑思维严密,较好地回答了我们现在面临的“两大难题”,即如何解释非生产要素在生产中的作用,如何解释制度变迁中的各种定位问题。大家认为,晏教授的研究比较全面系统地对社会主义重大理论问题作了分析与判断,以高度地理论勇气指出了劳动价值论这个非常敏感的问题中的局限性,从某种意义上改变了经济学研究中的“游戏规则”,因而具有鲜明的思维与理论突破性。 出席研讨会的有关方面领导有:北京大学副校长何芳川、校长助理吴志攀、国务院研究室宏观经济司司长宋宁、中央政策研究室经济局局长李连仲等领导。来自国家统计局、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求是》杂志、国家计委研究院、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以及北大经济学院的40多名专家教授参加了研讨会。”(见北京大学新闻网2001-11-8)
全书读过后,我认为这本书只有学术史整理意义,并无新探之实。创新意义远不及我的二元对立统一价值论。最有价值的地方,就是书中提到的结论:“商品的价值概念应当包括生产价值、交换价值和消费价值三层次”(15页)“经济学价值论应当是一个包括经济生活各个领域的范畴,它由生产价值论、交换价值论和消费价值论的总和组成,因而财富论、价格论和消费论都是价值论的题中应有之义。(22页)
书中竟然占40%的篇幅讲述了“价值转形论”百年论战史,而在我看来,这场论战是经济学界的耻辱!也是迷信数理分析很失败的最好例证。那么简单的问题,数百字就可以把问题讲明讲透的事,竟然花费那么多笔墨口舌浪费那么多精力,简直荒唐透了。重提这些,继续浪费读者的时间,也太不应该了。
最后我想提及的是北京大学出版社。书中出现的那些没有注明出处的直接来源于《价值论和权益论》的术语,北京大学出版社也有相应的责任,1997年9月22日我在同一天给晏智杰、彭松建等学者寄过(编号分别为26、23),这两位经电话确认都收到了,彭松建社长的转给了总编室,10月23日收到退稿。此外,如果不是由于书生阅读器电子版的原因,书中的校对错漏也有损于北京大学出版社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