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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当前，中国经济学教研中盛行着一股计量实证拜物教的潮流，这可从各高校经济学专业的课程设计、选课状况和主流经济学刊物所登论文中窥见一斑：没有计量分析的经济学论文根本难以发表在那些权威经济学刊物上，以致经济学院学生的全部本硕博时间和精力几乎都用于计量工具的学习和训练上。问题是，计量实证果真有如此重要的价值吗？一般而言，经济学引入实证分析的根本目的就在于提高解释、预测和改造实践的能力。那么，流行的应用计量经济学果真实现了这三大目的吗？就这三者关系而言，社会政策的有效性是建立在预测基础之上的，而解释仅仅是倒写的预测，因而本文着重剖析和审视应用计量分析的预测能力。
“女王难题”令人无奈
事实上，自波普尔的证伪主义提出以来，主流经济学就强调，预测在经济理论的检验中具有压倒一切的重要性，科学假说的评价完全在于它所能做出的预测，而预言的重要性就在于它能验证科学理论。因此，计量分析的预测功能也为大多数经济学家所强调和推崇。例如，弗里德曼就强调，经济学是一门实证科学，其任务在于提供一套一般化的体系以对环境的任何变化所导致的结果作出准确推测，同时通过衡量它推测的精确度、范围和一致性来评估其表现。按照弗里德曼的看法，实证经济学是由语言与实质性假说这两部分构成的混合体：其中，语言旨在促进 “系统而有组织的推理方法”，并提供判断实证科学是否合理的逻辑与事实标准；实质性假说旨在“从复杂的现实中抽象出事物的本质”，并提供实证科学的终极目的以及检验标准。正是由于对经济现象的预测和崇信，现代经济学发展出了一系列的计量工具，构设了一个个计量模型，大量的计量分析充斥于专业报刊。
然而，就迄今为止的记录而言，应用计量经济学的预测并不成功。二战后的历史就表明，绝大部分计量模型在精确预测重大事件上都失败了。例如，2008年爆发的经济危机就没有为任何计量模型所预测到，以致英国女王访问伦敦经济学院时就向经济学家们提出“为什么没有人预见到信贷紧缩”这一“女王难题”。正是基于过去的失败记录，一些有识之士也对经济计量模型的预测能力表示高度的怀疑，如萨缪尔森就从未涉及计量经济学领域。甚至人们还编排出不少笑话来嘲笑现代经济学，如经济学家预测出了过去5次衰退中的9次；经济学家随时准备在明天解释为什么昨天的预测在今天没有发生；还有人总结计量经济学的四条黄金定律：大胆地思考，不受限制地创造，出奇的幸运，做不到的话就下决心当一位经济理论家，等等。
应用计量经济学的预测能力为何如此不理想呢？因为计量预测本身内含着严重的逻辑缺陷。
计量分析获得的只是统计规律
迄今为止，基于经验材料的计量分析所获得的根本上是具有特殊性的统计规律而非普遍性的经济规律：前者主要反映变量在数量上的某种相关性，最多体现了特定时间或范围内的变化趋势；后者则主要反映事物之间在相互作用上的因果关系，需要深入事物的内在结构和作用机理。事实上，基尼系数、恩格尔系数、帕累托法则、鲍利定律、康德拉耶夫周期、库兹涅茨周期等都只是统计定律，主要体现了各种具有相反趋势的事件在特定时空下得以相互抵消而形成的一个巧合结果，并且只有在社会制度等大环境保持稳定的环境下才会存在。但是，这并不能保证它们会重复发生，因为社会经济环境恰恰是不稳定的，尤其会受到人类行动有意识的改造。譬如，著名的布莱克-斯科尔斯-默顿的风险预期模型就适用于稳定的市场环境，并据此使长期资产管理公司（LTCM）取得了骄人的业绩；但它在市场条件变得不稳定时的预测结果却很不好，而长资公司却坚信该模型有能力消除风险，以致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中以破产告终。正因如此，我们在依据这些统计定律来描述、解释和预测事实时应该保持必要的怀疑。不幸的是，流行的计量分析恰恰以函数关系来代替因果关系，以数量关系来取代实质关系，在还没有形成一个可以被事实推翻的假说之前就直接进入到对一个变量作相关性分析，并以此给出相关或不相关的结论。正因如此，流行的计量分析往往无法全面揭示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的逻辑关系以及作用机理，从而必然无法挖掘出具有预测力的经济规律。
严重误导对社会发展的认知
应用计量经济学的回归分析方法将任何独特的事件都通过置信区间的设计而排除在外，从而通过“熨平”那些跳动的数字而将各种数据平均化，由此揭示出的必然是一种常规大趋势。显然，常规趋势不仅忽视和抹杀了那些特异性表征，而且无法预测那些变异和独特事件的发生，从而对实践也就失去了实质用途——究其原因，人们最为关心也是最为重要的预测事件恰恰是那些特异性事件何时、如何发生，又会产生何种影响，而这方面计量分析却无能为力。
在现实世界中，几乎所有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都是各种矛盾交织纠结而成的产物，处于惯常的运行轨道之外。这种偶合事件往往被称为“黑天鹅”，它是可以产生巨大影响的小概率事件。但是，目前经济学的各类模型都无法准确预测这种“黑天鹅”是否会及会于何时何地出现。譬如，目前世界各国银行的风险管理模型都是以有效市场理论为基础的，它们把未来可能发生的事件建立一系列概率，并以正态分布表示，如布莱克-斯科尔斯-默顿的风险预期模型就是如此。但显然，这种钟形的正态分布往往对较大偏差忽略不计且无法处理它们，从而也就忽略了极端事件发生的可能性。法国数学家曼德布罗特就指出，以钟形曲线为基础的预测模型忽略了自然界的戏剧性突变，看不到突如其来的“黑天鹅”。正是由于现代西方经济学的预测模型所提供的不确定测量工具将“黑天鹅”排除在外，从而也就导致在环境变化时的失效，尤其是，这种模型还使人误以为他们已经控制了不确定性，从而进一步丢弃了对不确定性的直觉把握。
应用计量经济学的回归分析不仅只是描述一种常规现象，而且还因其主要是基于历史数据而仅仅反映过去的变化趋势；这样，其只是体现了历史观察数据的延续，往往无法预测未来的跳跃性变化，以过去趋势来预测未来走势更遭遇了逻辑一致性问题。事实上，根据现状或过去发展的分析来对未来的走势做预测，隐含了其他因素不变的假定。但显然，任何社会经济现象都是众多因素合成的结果，而且每个因素又都是极易变化的；尤其是，这些初始敏感性条件的存在，通过蝴蝶效应的放大就会产生完全不同的结果。因此，即使计量分析结果忠实地描述和解释了过去情形，但它也并不一定能够预测未来，这里就遇到了预测的逻辑一致性问题。事实上，每个历史事件都是不同质的，从而也就不能被用于检验或建立历史规律、数量规律或其他形式的规律。奥地利学派的大师米塞斯就指出，我们能够观察的每个数量本质上都是一个历史事件，是不指明时间和地点就无法充分描述的事实，而统计数字只是论及经济时间的历史资料。不幸的是，流行的应用计量经济学却试图盲目仿效自然科学，把复杂和不同质的历史事实当作可重复的、同质的实验室材料，把每个事件的质的复杂性压缩成一个数字，然后错上加错，把这些数量关系看作人类历史中的不变关系，从而严重误导对社会发展的认知。
无法揭示事物结构的变化
应用计量经济学的预测将适合特定时间、特定范围和特定物体的方法或手段运用到其他场合，还会造成工具主义悖论。事实上，计量经济学的相关性分析必然只能关注那些同质的数量间关系，却忽视了无法观察到或者无法量化的结构、机制和力量等因素，而这些结构、机制和力量等因素的改变，必然会导致计量预测的失败。譬如，一位经济学家搭乘一架四引擎飞机由纽约飞往伦敦，途中飞机的一只引擎坏了，因而飞行员告诉乘客们到达伦敦的时间将延迟半个小时；不久，飞机的第二只引擎坏了，飞行员又一次告诉乘客到达时间将延迟一个半小时；后来，第三只引擎也坏了，现在飞机到达时间将延迟五个小时。此时，经济学家发话了：“按照这样的比率，如果最后一只引擎坏了，我们会整夜呆在这里。”这是嘲讽经济学家的一个笑话。其实，每一次引擎的失灵都造成飞机结构的变动，而第四只引擎的失灵将导致飞机结构在质上的变化，并完全改变飞机的性能。显然，流行的计量模型恰恰没有关注结构的变化，从而往往就会得出廉价而无效的结论。例如，基于货币数量论模型，弗里德曼认为货币供给的增加必然会导致物价上涨，并提出以货币数量为目标的宏观经济政策。但显然，这种政策从来没有成功实现过，连弗里德曼本人后来也不得不承认。
上面几方面的分析都表明，西方经济学的应用计量分析在预测上犯了工具主义谬误：计量分析结论仅仅显示数量之间的功能性联系和统计学规律，反映特定时期事物发展的总体趋势，而根本无法解释事物之间相互作用的内在经济规律和因果关系。一方面，流行的计量分析往往使用线性回归，但现实世界中，事物之间的影响往往是非线性的，甚至是跳跃性的，从而就无法为计量分析所刻画和预测；另一方面，统计回归分析往往是基于大数定律得出的一般状态，但经济现象中，最为重要的预测事件恰恰是其独特性，这却在计量分析过程中已经被排除了！事实上，（1）与自然现象的相对稳定性相比，社会经济现象中根本就没有不变的常量，人的意志、知识、价值观和社会关系等总是在变化；（2）与物理学等自然科学不同，“黑天鹅”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往往起到关键作用，经济科学也被这些罕见和极端的事件所主宰。因此，运用计量分析工具来揭示社会经济规律，并以此来预测未来事件和指导社会实践就存在着无法克服的缺陷。
在实践中充满失败记录
本质上，目前正在延续的经济危机也是某种偶发性事件作用的结果，而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模型却几乎没有一个预见到了“黑天鹅”的出现。事实上，在2008年经济危机爆发之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布兰查德还认为，经济学家们在认知上已取得了广泛趋同，并能够控制一切现实经济问题。200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卢卡斯在美国经济学会主席就职致辞中宣称，预防萧条这一中心问题已经被解决。2004年，美联储行长委员会委员伯南克宣称，在过去大约20年的时间里，经济景观最显著的变化就是宏观经济波动的显著下滑，并将之归功于经济制定政策的改进。针对不断高涨的房价，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在2004年声称：全国性的严重的价格扭曲是极端不可能的；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伯南克在2005年则说，房产价格的上升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强劲的经济基本面。西方新古典经济学之所以无法预测经济危机的来临，很大程度上与其坚持的有效市场理论有关，而有效市场理论又是以理性模型为基础，不管过去行为如何，都假设未来的行为是理性的；相应地，认为极端事件只发生在过去，经济大萧条已经永远成为历史而不会重演。
同样，在经济学说史上，也无一个计量经济学家预测到经济危机的来临，甚至很少计量经济学家会承认大规模经济危机爆发的可能。譬如，计量学先驱杰文斯热衷于通过各种数据对经济季节性变动进行解释和预测，但他的预测却常常失败：他曾担心稿纸短缺而买了一大堆稿纸，以致在他死后50年其子孙们也没有用完。再如，美国计量经济学会第一任会长费雪，不仅在1929年股票市场崩溃的前一周还坚信华尔街的股价踏上了“永久的高原”，而且在经济崩溃后仍相信华尔街的衰败不会持续太长时间而大量买进股票，结果在危机中损失惨重而只能回耶鲁教书。同样，默顿和斯科尔斯利用其发明的期权定价公式来炒买炒卖各国债券，却无法预见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风暴而导致长资公司的破产。究其原因，他们发明的期权定价公式基于历史数据而将德国债券与意大利债券的价格变动视为正相关，但金融危机的爆发却使得两国债券价格变成了负相关。相反，经济学说史上预见到经济危机并提出告诫的几乎都是拥有深厚的历史和社会科学功底的经济学家，如劳德代尔、马尔萨斯、西斯蒙蒂、马克思、凡勃伦等。
正是由于预测上的接连失败，连弗里德曼之类的实证主义教父也逐渐丧失了经济预测的兴趣；相应地，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目标定位又出现了转向：不再期望基于实证分析提供精确的预测或有效的政策，而是提供一种客观的解释。为此，众多经济学者都热衷于基于细枝末节的实证来为主流经济学理论提供证明和支持，以致实证经济学也蜕变为一门解释性的学说。但是，这依然存在严重问题：（1）作为一门致用之学，经济学不应该局限在解释层次上；（2）任何实证分析都是基于某种引导假定之上，从而形成了不可通约和不可交流的解释共同体。结果，同一经济政策，既可以解释为有利于增加就业，也可以解释为可能增加失业，关键是由何种经济学流派或哪位权威作出，现实生活中基于经济学家建议的政策往往也会带来与预期完全相反的结果。显然，所有的分析都表明，应用计量经济学这一学科还非常不成熟，甚至可以说还处于前科学阶段。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岭南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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