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拥军
(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上海市杨浦区200433)
摘 要:新时期中美之间的较量并不是民族国家之间的霸权之争,而是跨国资本的统治权与世界福利社会的主导权之争。由此决定了战争的形式除了传统的军事战争以外,更重要的是贸易战争和金融战争等经济战争形式,以及意识形态领导权之争。只有澄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区别在于是否奉行“利润至上主义”,中国才有可能制定应对跨国资本统治的正确战略,通过以价值生产的方式实现使用价值的扩大再生产,为建设世界福利社会奠定物质技术基础,进而赢得包括意识形态战争、贸易战和金融战在内的所有战争形式的胜利。
关键词:中美关系;跨国资本;经济全球化;世界福利社会;金融战争
基金项目:本文为作者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需要结构的生产与经济空间的扩张”研究(14BZX014)的阶段性成果。
虽然中国人民抗干扰的能力越来越强,但美国自从确立“亚太再平衡”战略以来像苍蝇一般围着中国嗡嗡叫,还是让国内一些定力不够的人心烦意乱。有些人奉普京为榜样,认为中国应当跟美国打一仗,似乎不这样做就不足以表现出中国人的勇敢。这些人不理解,现代战争的形式早已改变。同俄罗斯不一样,中国打的是一场看不见的战争:经济战争。甚至经济战争也包括多种具体形式,如贸易战争和金融战争。美国不得不承认,自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美之间的贸易战争美国已经失败,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就是证明。但是,中国的贸易顺差换取的不过是一些美元,而美元霸权掌握在美国人手里,因此,美国人在经济战争的另一种形式——金融战争中已经占据了制高点。单纯从民族国家的立场看,美国一方面可以通过TPP协议的达成在实体经济上制约中国,另一方面可以通过美元霸权在虚拟经济上压制中国,因此中国处于绝对劣势。但自从20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美国霸权的性质已经有了根本的改变:虽然它仍在标榜美国的“国家利益”,实际上正日益被改造为跨国资本手中的工具。美国已经不再单纯是“美国人”的美国,而是日益成为跨国资本的美国。正如美国在千方百计地利用中国的国内矛盾一样,中国可以利用跨国资本与美国国内资本的矛盾。更重要的是,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在跨国资本尚未完全掌握美国的国家机器这一背景下,中国的国家机器却牢牢地掌握在共产党人手里,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来说,这是一个极大的优势。如果中国能够正确地把握形势,透彻地研究新时期各种战争尤其是经济战争的战略战术,就一定能战胜跨国资本,并在不远的将来建立一个“世界福利社会”,为向共产主义的过渡准备条件。
在这些问题上,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们为我们提供了有用的分析工具。
一、阿里吉:金融危机与霸权终结
自从世界进入资本主义时代以来,战争的内容和形式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马克思和恩格斯关注的主要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战争,即阶级斗争。在这一视野中,近代战争的本质是剩余价值获取权的争夺。因此,“人对人是狼”,实际上是资本家对资本家像狼;“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则是资本主义竞争的真实写照。所谓“自由、平等、博爱”,实际上仅限于“实力相当的人”之间,也就是“狼”和“狼”之间。从自然人资本家到法人资本家、从城邦国家到民族国家、从国家联盟到跨国资本家同盟,是从狼崽子到恶狼的成长过程。只有在资产阶级成为一个自为的整体的背景中,才能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什么把全球无产阶级视为一个自在的整体。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是一场人兽之战,“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将以这种战争形态而告终。
在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学者乔万尼·阿里吉(Giovanni Arrighi,一译“阿瑞吉”)看来,马克思和恩格斯过于关注阶级矛盾的决定作用,忽略了民族矛盾的力量。1848年,早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指出:“工人没有祖国。”[1]资产阶级国家不过是资产阶级统治无产阶级的工具,民族主义不过是披上了民族外衣的资产阶级利益而已。全世界无产者应当摆脱民族偏见,统一在“共产主义”大旗之下。《共产党宣言》的这一原则,成为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本原则。在普法战争期间,马克思通过第一国际号召德国工人和法国工人团结起来,不要掺和到这场狗咬狗的斗争中去。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各国社会党纷纷号召工人“保卫祖国”,导致了第二国际的破产。列宁坚决反对帝国主义战争,提出使本国ZF在战争中失败、利用战争造成的危机推翻帝国主义统治的策略,不仅通过十月革命使俄国摆脱了资本主义的统治,而且建立了第三国际,提出了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的国际联盟的设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与日益走向霸权主义的苏联不同,中国共产党一直坚持国际主义原则。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的民族复兴大业顺利向前推进的同时,中国共产党不仅继续坚持“永不称霸”的原则,而且提出了合作共赢的方针,把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因此,总的来看,马克思主义关于“全世界无产者是一家”的思想得到了传承,但无论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背叛,还是后来苏联“变修”,都说明“人对人是狼”的蛊惑很多时候压倒了“普天之下皆兄弟也”的传统观念,更不要说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了。《共产党宣言》发表至今,世界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不能停留于抽象的理念层面,必须发展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战略和斗争策略。为此就需要对帝国主义的经济基础进行研究。
阿里吉在《漫长的20世纪》中,根据马克思关于资本循环的理论,提出了霸权中心转移的观点。马克思在考察资本循环时指出,如果用G代表货币,W代表商品,P代表生产,W΄代表新商品,G΄代表出卖新商品后所获得的增大了的货币,那么资本循环可以表示为如下公式:
G-W…P…W΄-G΄[2]
在这里,由于流通过程即G-W和W΄-G΄都是等价交换,不能带来剩余价值,因此资本主义生产即剩余价值生产的核心是生产过程即W…P…W΄,但是对资本家来说,资本的增殖即G- G΄才是目的,其他环节只是手段。因此,只有在利润率大于利息率时,资本家才愿意把货币资本转化为生产资本,实现G-W…P…W΄-G΄的全过程,否则就宁愿保留货币资本即G-G΄的形态。
那么利润率能否大于利息率呢?这取决于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自我矛盾所决定的资本主义发展处于哪个阶段。资本主义的自我矛盾表现为资本的生产过程和资本的流通过程的矛盾:资本的生产过程要求压低劳动力成本,为此必须降低工人工资;而资本的流通过程却要求扩大有效需求,为此必须提高工人工资。这一矛盾表明,资本的生产过程和资本的流通过程相互妨碍。在短缺经济阶段,这种妨碍还不明显;相反,由于商品供不应求,产业资本的利润率总是大于商业银行的利息率,因此产业资本的增长处于主导地位,金融扩张让位于物质扩张,这时候的资本循环就采取G-W…P…W΄-G΄的形式。但是竞争的加剧和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使平均利润率逐渐降低,当利润率与利息率持平甚至低于利息率的时候,产业资本的增长停止,物质扩张就让位于金融扩张,这时候的资本循环就采取G-G΄的形式。
在阿里吉看来,从物质扩张的开始到金融扩张的结束是一个完整的周期。这种周期带有明显的地域性。热那亚的物质扩张结束后进入金融扩张时期,其资本去了荷兰,造成荷兰的物质扩张;荷兰的物质扩张结束后进入金融扩张时期,其资本去了英国,造成英国的物质扩张;英国的物质扩张结束后进入金融扩张时期,其资本去了美国,造成美国的物质扩张。阿里吉借助于布罗代尔对近代资本主义的研究,指出:“布罗代尔的‘晚秋’观点至关重要。就像积累的领导过程的最后阶段一样,它从物质积累发展到金融积累,并且最终被另一个领导者所取代。但马克思的观点也是如此,他认为某个正在经历金融扩张的国家的晚秋也是另一个地方的春天——在威尼斯积累的剩余去了荷兰,在荷兰积累的剩余去了英国,在英国积累的剩余去了美国。马克思因此使我们能够对布罗代尔的思想进行补充,即晚秋成了其他地方的春天,进而带来一系列互相联系的发展。”荷兰、英国和美国是三个不同的霸权,它们之间大相径庭,然而即使如此,“每个霸权的组织特色又都是仿效前者。英国从荷兰、美国从英国都借鉴颇多,这是一组相互联系的国家,表现出一种滚雪球效应”;这种滚雪球效应“使竞争更为激烈并降低了利润率。那些能够审时度势的,每次都力求更大的空间以确立新的空间定位。大量的资本首先在较小规模的城邦不断积累,17世纪转移至介乎于城邦和民族国家间的荷兰,18、19世纪被世界帝国——英国——取代,最后20世纪转到美国这样的洲际大国。”[3]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进入金融扩张的时期,在阿里吉看来,这是美国的危机信号,标志着美国的物质扩张进入衰退期。他断言,随着时间的推移,通常是半个世纪左右,终极危机必将到来。按照这样的逻辑,2007年的金融危机使美国霸权的衰落已经无可挽回。那么,下一个霸权者将会是谁呢?
表面上看,似乎是中国,因为中国是继美国之后崛起的另一个大国。然而,在《亚当·斯密在北京》中,阿里吉却指出,与民族国家相比,美国已经是一个洲际国家,而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国家,领土面积虽不及美国,人口却是美国的三四倍,“因此我们正面临着一种新的转型:资本积累的过程一改往日从小国向疆域辽阔的大国过渡,取而代之的是从人口密度低的国家向高人口密度的国家重新分布”[4]。一来,像中国这样人口众多的国家首先必须解决内部的整合问题,二来,在中国文化的基因中并没有西方那种狼性,这样,由于东亚地区特殊的历史、地理位置和文化差异,“如果中国能够成为新的强国,它会以独有的方式来崛起”;对于中国来说,“军事力量的重要性要远逊于文化和经济力量,尤其是经济力量。它会出好经济这张牌。这一点上要远比美国、英国或者荷兰称霸时做得好”[5]。更重要的是,由于中国和印度人口太多,美国那种建立在高生产和高消费基础上的生活方式无法复制,因为地球上没有那么多的资源供他们浪费:“即使中国和印度仅四分之一人口采用美国的生产和消费方式,全世界的人也都会窒息而死”。[6]
在阿里吉看来,中国的崛起标志着霸权时代的结束,而不是新霸权的开始。同众多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们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当成“中国特色资本主义”的观点相反,他认为,由于中国实行土地公有制,存在国有企业,这两者构成了中国的经济基础,因此“不管追逐利润的市场交换如何扩张,中国发展的性质并非是资本主义的”[7]。在他看来,如果中国转向科学的可持续发展并巩固自己的社会主义传统,那么,中国的崛起将会促进亚当·斯密期待的那种各国共赢共荣的“世界市场社会”的实现,“中国很有可能能够为真正尊重文化差异的文明联邦的出现做出决定性贡献”;相反,如果这种转向失败,“中国很可能成为新的政治和社会动荡的中心,这将促进北方国家重建四分五裂的全球主导地位的努力”,或套用熊彼特关于“创造性毁灭”的话说,就是“协助人类在与冷战世界秩序的清算的相伴暴力升级的恐怖(或光辉)中燃烧”。[8]
[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50页。
[2] 按照英文的表述,阿里吉采取的是M-C-M΄的公式(货币-商品-增加了的货币)。
[3] [美]大卫·哈维:《资本的曲折道路——乔万尼·阿里吉访谈录》,参见[意]乔万尼·阿里吉:《亚当·斯密在北京》代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1-13、31页。
[4] [意]乔万尼·阿里吉:《亚当·斯密在北京》,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31-32页。
[5] [意]乔万尼·阿里吉:《亚当·斯密在北京》,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27页。
[6] [意]乔万尼·阿里吉:《亚当·斯密在北京》,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391页。
[7] [意]乔万尼·阿里吉:《亚当·斯密在北京》,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5页。
[8] [意]乔万尼·阿里吉:《亚当·斯密在北京》,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39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