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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对我国货币量议论纷纷，一些学者写文分析，认为中国货币超发了，我看了几十篇这类论证文章，反对话说得多，字数多得可以去堆山，却不知道自已文章从头到尾都没有说清楚什么是货币超发了。
归纳了一下我看过的论文和著作，认为超发主要有几种说法，一是认为货币供给增长快了。二是说我国货币量与国民收入比值偏高。三是存贷差额较大。四是通货膨胀了。分别分析如下。
央行通过直接贷款、购买国债、票据等方式发行的货币称为基础货币，基础货币通过商业银行的贷款与再贷款的周转，倍数地派生出信用货币，我们把派生货币称为广义货币，例如现金加活期存款M2。2012年我国广义货币余额(M2)为105.45亿元，居全球第一，接近全球货币供应量的四分之一，是美国的1.5倍。根据渣打银行2012年的报告，金融危机爆发以后的2009-2011年间，全球新增的广义货币M2中，人民币贡献了48％；2012年，中国继续“巨量印钞”，新增广义货币M2达12.26万亿元，在全球新增货币M2中占比仍高达46．7％。有人认为，货币超发的原因是我国推行积极的财政和宽松的货币政策，货币需求增大导致人民币超发。外贸顺差和因人民币升值带来的外资流入，我国现行汇率制度造成央行被动投放大量本币，这是外部原因。*注*(陈韵冰《我国货币超发及其对通货膨胀的影响研究》《中国经贸》)。
罗列的货币超发的原因并不是判断货币超发的依据。因为全世界都实行宽松货币政策，不能说只有中国实行宽松货币政策就是货币超发，也有国家或地区央行实行与美元挂钩的固定汇率制度，这些因素的确会导致货币供给增加，但是这些因素不是判断超发的依据。
另一些文章比较我国的货币量与GDP比值，有学者举例用广义货币量(M2)与国民收入比重会出现逐年上升的情况，来说明货币超发现象。2013年末，中国广义货币M2为110万亿元，与国内生产总值比较达到200％。有人认为这是货币超发的结果，担心加快通货膨胀。
广义货币(M2)占国民收入的比重高低在什么水平上是合理，经济学并没有公认的结论。例如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截至2011年未，高收入国家和地区M2比GDP的平均比率为139.33％，美国为86.04％，日本为239.99％，德国为181.35％，中国台湾为207.01％，中国香港为334.83％，英国为166.61％。*注*(曹刚《该担心的是通缩》，《英才》2013年5期。)。根据这些数据很难说各国和地区谁的货币超发，谁的没有超发。
货币量大于国民收入，这是各国普遍出现的情况。虽然货币量增长率与国民收入增长率变化趋势趋同，但是货币量增长率平均高于国民收入的增长率，因此从总量的绝对水平来看货币量与国民收入的比值呈现上升趋势。
为什么会出现广义货币量(M2)与国民收入比重会出现逐年上升的情况，有学者从货币数量学出发，根据货币量与国民收入的相关等式Y=vM来解释。式中Y为国民收入，v为货币周转速度，M为货币量，v的倒数1/v为货币量与国民收入的比值，由于货币量M大于国民收入Y，两者的比值v小于1，又因为货币增长率继续快于国民收入增长率，货币周转速度越来越小，其倒数1/v越来越大，表示货币多了，因此货币超发了。
货币周转速度下降只是货币量增大的因素，但不能用于判断货币超发。货币的周转率下降与货币运动不可逆规律有关。由于信贷资金在投资支出中分流为其它收入，例如工资收入，进而转变为居民储蓄，储蓄的增加就使再支出资金减少，导致货币周转率下降。在储蓄分流的情况下，要满足经济增长对货币供给的需求，须要投入更多资金来维持信贷资金的周转，因此，货币供给量增长就会高于国民收入的增长，这不叫货币超发，而是货币货币周转率因储蓄分流而不可避免下降的结果。
还有人认为商业银行存贷差较高，整体存贷差过快增长，等同于货币超发。*注*(赵宏瑞《中国货币总量论》，中国经济出版社，2013年6月)。从理论上讲，所谓存贷差是指商业银行帐户存款减去贷款后的余额，存贷差额等于商业银行的存款准备金。我国商业银行存贷差额比较高，主要原因是外汇流入。在20世纪九十年代，随着我国经济迅速发展，外贸盈余大幅度增加，我国央行又实行强制结汇制度，外汇必须强制卖给中国人民银行，所换外汇的人民币存入商业银行，再加上货币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外资加快流入中国，导致了商业银行存贷差额扩大。
央行向商业银行提供资金是商业银行基础货币的主要来源。商业银行存贷差额大，表示基础货币供给充足，充足的基础货币量对于商业银行增大信贷规模，增强抵御金融风险能力至关重要。美国、欧盟、日本等发达国家实行超级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就是通过直接向商业银行提供基础货币。增加基础货币供给，扩大商业银行存贷差额。一方面可以帮助商业银行度过缺钱的难关，另一方面让商业银行有充足资金去发放贷款，并且通过增加信用贷款促进投资和消费的支出，从而带动国家经济的增长。
尽管各国实行量化宽松的操作方式不一样，目的和效果却是基本相同。美国是由美联储直接出手购买国债，这部分购买ZF债券的资金流入商业银行，增加商业银行的基础货币。欧洲央行则是向欧盟各国的商业银行提供贷款，由这些国家的商业银行去购买本国的国债，购买国债的资金最终存入商业银行，不但增加了商业银行的基础货币供给，商业银行还从购买国债中获得利息收入，增加商业银行的利润来源。
中国的情况与发达国家不同，由于长期外汇净流入，基础货币供给充足，商业银行存贷差额较大。中国人民银行为了控制商业银行的贷款规模，随着外汇存款的增加，多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存款准备金率由1999年11月的6％，逐年增加至2012年5月的20％，(大型金融金构20％，中小型金融机构16.50％，)这么高的存款准备金率全世界都少见。目前，银监会要求我国商业银行的存贷比不高于75％，流动性比例不低于25％。高比例的存款准备金率也是商业银行资产运作中常常出现“钱荒”的一个诱发原因，每到季未、年未央行审核时，商业银行都要忙着收回资金，向央行缴足存款准备金。如果商业银行存款准备金占比达不到央行存款准备金率要求的水平，发出的贷款又在同期收不回来，于是缺钱的银行就会急着在银行间货币市场集资，当各银行都感到资金不足时，银行间短期利率就会迅速大幅上升，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央行不及时向商业银行投放货币，整个金融市场就会出现资金短缺，甚至造成金融市场动荡。
一般来说，经济学主要依据物价指数来衡量货币发行量的大小。货币数量学坚持认为，货币发行多了，物价就会上升，换句话说物价上升就是货币超发了。这个观点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很盛行，但是，进入九十年代以后，货币总量不断增加，物价指数的涨幅却逐渐走低，各国都如此，做学术研究的人，初期发现这个现象时比较迷惑，例如有人提出过“中国货币迷失之谜”*注*(陈道富《应辩证看待我国高货币存量》，《发展研究》2011年3月)。九十年代后期以来，为什么中国货币供给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物价指数明显放缓了。货币理论解释不了，因为这种现象不是短期的，短期不一致还可以用物价上涨幅度滞后于货币供给增加来解释，然而物价指数持续下降的现象是趋势性的，随着货币供给增加，不仅物价水平增长放缓，而且货币量增长也呈下降趋势，这些都不是旧的货币理论能够解释清楚的了。
随着经济规律的扩大和货币量的增加，国民收入增长率和货币量的增长率呈现波动下降趋势，表明了国民收入变化和货币量变化遵熵变规律。从货币量增长变化的长期趋势来看，随着货币越来越多，微观无序的影响越大，货币量增长率与国民收入增长率逐渐下降，并将趋于停滞。由于各国经济发展水平不一样，国民收入增长率有高有低，各国货币量增长速度自然也就不同了，不能依据国与国之间指标的简单对比来判断货币供给量的大小，也不要仅仅依据某项指标来说明货币“超发”，如果用物价指数的波动来解释货币供给的合理性，还要特别注意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因为物价指数与货币供给只是一种相关关系，而不是因果关系，在不同的经济水平上，两者变动即有正相关关系，又有反相变动关系。
综上所述，货币是否超发并没有理论解释，统计指标又说明不了什么实质问题，所谓“货币超发”不过是人们对经济指标的一种幼稚的惊讶，一种无奈的顾虑，一个反复论证却没有结果的伪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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