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口述史:一个苏联专家在中国。对中国人民的爱和忠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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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樊洪业：2002年政协会议，李学勤、胡继高提交关于口述历史的议案。笔者于90年代主持中科院院史工作。2006年湖南教育出版社有此意向，遂启
动了《20世纪中国科学口述史》。史学研究自有学术规范，要用各种史料相互参证，对每种史料去伪存真。对于口述中有争议的说法，可加以必要的注
释，尽可能存异，不强求统一。读者可提出新的史料证据。克罗契科，乌克兰人，苏联科学院普通与无机化学研究所教授，1948年获斯大林奖金、功勋
奖章、劳动红旗勋章。1961年8月出国时向加拿大申请政治避难。1985年去世，遗产捐给Carleton大学。他1958年来华工作7个半月，1960年再度来华，
因两国关系变化，只工作了5个月。
    克罗契科：我有机会观察中国，和几十甚至几百位中国人交谈。我的交往不仅仅限于官方安排好的人员。我不满足于观察周围的事物，还阅读中国
历史、文学等文献（俄文很少，主要是英文）、领导人言论，还记日记。我把这些信息带到了加拿大，利用他们完成了此书。为了不让读者厌烦，我不
过细谈及科研。
    我们必须搞清楚事实，我不按照个人喜恶对事实进行取舍。在我心里，重现了中国美丽的山川、可爱的人民、北京的宫殿城墙。特别是实验室、宾
馆、街上的那些面孔，快乐或是忧愁，充满智慧或是难以琢磨的。他们无法从祖先的丰厚遗产中获得什么好处，一天到晚首先是填饱肚子，却必须按照
某个人的指令一起去摇旗呐喊。如果将来我的读者有中国人，我得为某些段落使他不快而道歉。我要强调：我热爱中国人民，我的批评只是针对中国过
去和目前的某些状态，这种状态不会永远存在。当它一旦消失，中国人民的优秀品质、他们的勤劳智慧、平和、爱美的天性就会发扬光大。
    1956年上面询问我是否愿意去中国两年。如果我离开，我的极有效率的实验室就会散伙，我拒绝了。差事交给了尼娜博士。尼娜告诉我中国缺少化
学家，她在中国简直是上帝派来的使者。
    必须说明，苏联科学院的任何单位都有一个权力集团，他们决定谁能获奖，有权分配住房。他们大多来自党支部。1957年8月，我正在莫斯科30英里
外的自己的菜地劳动，大家在那里分配有小块土地建别墅。尼娜的菜地与我相邻。尼娜和书记向我走来。我询问两位高贵的女士为什么屈尊光临寒舍，
她们要我去中国。在礼貌地恭维了我的菜地后，两位女士神气地走开了。
    中国在1956年制定了12年科学规划，要在12年内赶上先进水平。然而计划泡了汤，从1957年起，中国的科学停顿不前。1961年才稍有起色。
    1958年1月8号我飞往北京。飞机上我旁边的年轻中国人看起来更像俄国人。我只被告知去北京化学研究所，所长是柳大纲。柳大纲等来机场迎接我
，他很友好，但眼里有一丝忧郁。他们把送到7层楼的友谊宾馆。
    化学所在新兴的科学城中关村，宽敞明亮，有些书刊是我们研究所没有的。给了我一间办公室，获得斯大林奖金10年后，我终于有了块自己的小天
地，但是在遥远的中国。
    很快我就发现研究所各领域的负责人水平不亚于苏联地方学院的教授，有几个与获得莫斯科大学博士学位的人水平相当。他们都在西方受过教育，
为老师是西方大科学家而光荣。
    柳所长和我制定了我的工作计划，科学院没有进行什么修改。难以想象翻译周淑芳像小孩一样的身体却能发出十分响亮动听的声音。我熟悉了她的
声音，一次次把她的声音和俄语对比，我有时甚至能听出她译丢了一些，就慎重地提醒她。她来自成都，是个信心十足的共产党人。有点奇怪的民族自
大狂，比如不满苏联人和中国姑娘结婚。我常常揭露对方提问的荒谬，她会把回答变得圆滑一点。在机场为我送行是最后一次见到她。1960年再次我来
华时，她已经下乡劳动了。她是我见到的最聪明伶俐的年轻人。
    唯一的困难是无数的会议。5月起，连事先安排日期都不可能了，因为谁也不知道党委什么时候召集会议。几乎每天开会，科学家只能在晚上研究。
我的演讲只能延期，北大的人逐渐不来了，因为他们下乡劳动了。
    我悲哀地目睹了工作时间不断减少。在苏联政治会议至少不会影响工作。一天早上淑芳拿出个小板凳，我问她去哪里，她说要去听报告，科学院所
有人都要听。走廊的喇叭开始喊叫，过道坐满了人。报告持续了一整天。我不明白为什么不能精简到一两个小时，或者发给大家。为了搞个破运动，竟
让几千人不干活。科研工作完全停止了，只有夜里偶尔有人搞科研。在节日开展“向党和毛主席献礼”的活动，这些“献礼”对中国科学没有什么实质
性贡献，只能是大吹大擂。比如宣布从实验室废液中提取出了白金，但这和工业生产白金是两回事。
    研究所跟着党的指示朝令夕改。所有人一天到晚学习马恩列斯毛的圣明，没完没了地相互揭发、自我批评。我认真研究后提出的项目，不与我商量
就被改得面目全非。
    七点的晚饭时间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甚至勤奋的淑芳在这一时刻都会表现出不耐烦的迹象。开始我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我想这是因为晚到者买不
到食堂不多的肉食。
    很多来访者老是希望苏联专家是魔术师，能在几分钟内解决他们的所有纯理论或是应用科学的问题。
    我有个奇遇。一天一位年轻人来拜访我，问了些合金的问题，我突然想起他就是飞机上的邻座。他说：我们有最好的实验室，但不幸的是把更多时
间花在会议上。他的来访引起轰动，因为他是刘少奇的儿子，现在研究物理。
    柳所长不是党员，大权在书记、副所长华寿俊手里。项目经无数会议讨论后，由科学院下达给研究所。这一行政工作因打字问题没完没了地拖延，
研究所只有一台老式中文打字机，比俄文打字机慢10倍。我参加了科学院一个这样的会议，每个研究所和组仿佛都声称有资格处理全部化学元素。我指
出每个研究所只要集中精力搞几种元素。科学院的杜书记表示感谢，赞成我的建议。但像我的其他建议一样，很快就烟消云散了。
    用汉字表示元素是个麻烦事，因为有很多同音字。中国科学家用国际通用符号才能解决问题。汉字实际妨碍了科学的发展。
    中国按照苏联模式，科研主要在研究所而不是大学进行。科学院巨大的行政机关由院长和五位副院长领导。院长郭沫若是在官方场合抛头露面的花
瓶。我时常与负责数理化的副院长吴有训见面，这位能干的物理学家被官样文章埋没了。他看起来没有失望，仿佛好日子还在前面，他还会去搞科研。
科学院官员们总在开会，搞“科研规划”。政令朝秦暮楚。本来中国人的科研可以大干一场，他们的设备不亚于苏联的研究所。十月革命前，科研主要
在大学进行，苏联建立的研究所缺少先进设备，实验室大多位于古老阴暗的建筑里。中国1949年前建立的大学布满草坪花木，十分美丽。新建的研究所
也很宽敞，附设花园。但近来一些空地已经被改建了。
    有色所和莫斯科金属所都是700来人，但莫斯科的科学家一半以上有博士头衔。有色所大概只有30来人受过高级训练，有经验的人不超过5个。他们
工作积极，1958年前干得不错，尤其在钛的研究。1958年政治使这一切泡了汤。
    在党的精神和爱国主义的喧嚣中，伴随着各种“科研规划”，一次次宣告科研的“突破”，其实都是子虚乌有。
    北大在中国政治生活中举足轻重。黄子卿教授带我参观了学校。实验室设备齐全，但空无一人。黄教授看出我的惊诧，说学生下乡下厂劳动了，或
者在开会。1958年北大的科研几乎停顿了。
    我参观北京美丽的古建筑。北京缺水，1958年要建十三陵水库。北京机关学校都要去工地干一两星期。报纸报道毛、周用扁担挑土，卫生部女部长
挨个哀求大人物们别累坏了。我也和化学所同事参加劳动。我负责装土。举着锹围观我的人越来越多。大喇叭宣布苏联专家来劳动了。人们告诉我保护
苏联专家健康的重要性。下午我就告别了同事。不久大坝举行落成仪式，坝顶站着一群官员、苏联专家，周围是一大群蓝衣服的老百姓。一个接一个的
讲话，颂扬毛主席和大坝的意义，感谢“志愿者”。我很清楚自己只是铲了那么一点土。只要几百人使用挖土机和汽车就比成千上万的“志愿者”干得
又好又快。因为他们得用车接送，安排食宿。
    让我触动的是北京小商店很多，都改成了国营的，但商品很少。苏联商店不多，但人均商品远多于北京。我走进一家小店，店主面有菜色，带着两
个病歪歪的孩子。我买了个铅笔盒，上面是儿童在学习。我把它带到了加拿大，每当看见它，就想起那些凄惨而不失尊严的人民。
    王府井有个很大的商店。服装凭票供应。毛料不用凭票。1960年供应量砍了一半。苏联专家使制衣店生意火了起来，许多挂出了俄文招牌。中国人
民爱美，商品比苏联商品更漂亮。北京小偷少，这和莫斯科是个鲜明对比。狗都在1957年被消灭了。
    北京最有趣的一个地方是友谊宾馆。它是一大群房子，有商店、剧院、学校、公园。房间很舒适。我从没掉过钱。1957年一位专家的儿子偷了相机
，他和父亲立即被送回国。我和一位专家共用一辆小车。每天供应的水果繁多，美不胜收。两年后我在昆明却只能偶尔见到香蕉。与此同时，中国向苏
联出口了50万吨苹果。食堂和酒吧供应便宜得出奇的中西美食。晚上总有人大醉，踉跄跄走出食堂，回到卧室还要狂饮。周一早上我去上班时，就看见
房间门口一排排酒瓶等待清理，这是周一早上的一景。我拒绝同胞在我房间豪饮引起了他们的反感。
    我讨厌周末舞会。不幸是房间正在舞厅上面，鬼哭狼嚎使我过北京打麻雀运动。夫人们出尽风头，简直是在卖弄风骚。凌晨一声关门声把我惊醒，
隔壁男的用俄语问：与你跳舞的男人是谁？闹得我无法入睡，只有要求换房间。
    专家超过半年就要带夫人，她们无所事事，卫生都不用做。我是宾馆图书馆的常客，但从未见过一个苏联妇女，在那里只有苏联儿童。苏联妇女去
逛街、购物、无病呻吟地看病、针灸、聊天。来华女专家同样辛苦工作，一般不酗酒。
    我在苏联工资为5000旧卢布，相当于5个熟练工人。在华每月收入530元，官方汇率是1元换2卢布，非官方汇率是1元换10卢布。苏联当局急需人民币
，尽可能地收回我们的人民币。所以我在宾馆书店可以买到苏联买不到的俄文书，但得用人民币。其他人感兴趣的是电视、冰箱、汽车。在苏联买车得
等上一两年，在中国就很简单。但是俄国人的人民币都被夫人购买毛皮丝绸瓷器了，只有单身汉愿意存钱买车。
    安排苏联儿童的业余生活很棘手。 这个人造环境很不利于儿童健康成长。一次党领导要我去苏联儿童学校讲课，学校负责人让我大吃一惊，负责苏
联儿童教育的竟是个如此粗鲁的人。
    宾馆为苏联人的休闲做得不错，大厅贴满了戏剧电影海报、旅游计划、参观服装化妆品厂的通知。宾馆图书馆竟没有一本关于中国的俄语书、杂志。我在书店找到不少苏联看不到的英语俄语书籍。
    苏联使馆庞大的官僚队伍设法维护我们的爱国热情。他们势焰熏天，对苏联公民粗暴无礼。在我毕生与苏联官僚打交道的痛苦经历中，从未遇到这
么一群游手好闲的饭桶。为了办一点点官样文章，我就得一趟趟地烧香拜佛。
    我刚到北京，就去领事馆登记。接待室没一个人，堆着肮脏的过期苏联杂志。写着领事馆每周开放2次，每次2小时。我不知道老爷们其余5天干什么
。我只好准点再来。敲了门没人搭理。能听见有人说话，我推开门。两个男的聊得正欢。我问了好，他们不搭理，把我晾了几分钟后，一个人不高兴地
问：你干什么。我说：来登记。他接过护照瞟一眼，扔给对面的人。对面的人登记了又扔给我。
    我去大使馆，笑容满面的中国人把我领进去，这是我在大使馆看见的唯一笑脸。那位官员正在和一个年轻人争论出差补助。官员是个秃头胖子，像
个内务部官员或者小企业领导。年轻人走了，他转而警告我要小心中国年轻女人，突然对我大骂起那个年轻人：您是博士，一个月530元也不嫌少，那个
婊子养的什么也不干还拿650元，他竟然要求增加工资，塔斯社把这小子派来给中国人讲新闻学，我看没有他人家也能写好，派来的专家就像袋子里的猫
，谁知道是公是母。他不敢当面骂年轻人，害怕他有后台。
    党小组一个月聚会学习一次，大家只谈科学问题，不涉及马列，除非有人来视察。在讨论辩证法时，我提出了质疑：它是来自经验还是理论？一些
人像疯狗一样扑向我。我觉得是在讨论一种信仰，因为不允许质疑。在斯大林时期我可能被捕，在赫鲁晓夫时期，我可能被开除出党。在华的专家不是
那么落井下石，会议记录上没有有提及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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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领导人通过搞运动来达到目的。但一阵风的运动不如长久努力有效。1958年北京的苍蝇确实少，可是1960年又很多，就没人管了。只要真相大

白于天下，任何宣传效果都会消失。中国人城府很深，不愿惹麻烦，干脆假装百依百顺。
    4月20日一大早我被一个妇女毛骨悚然的尖叫惊醒。妇女们在楼顶疯狂地挥舞绑着床单的竹竿，这是消灭麻雀运动的开始。运动是头面人物发动的。

后来认识到麻雀也吃害虫。大字报相当于苏联的墙报。化学所铺天盖地贴满了大字报，彩色纸用完了，用上了旧报纸。党的领导指示要重视大字报，各

级党组织都争先恐后地要抢在其他单位前面。时间都花在了写大字报上。有人甚至声称写了1000张大字报。中国人写些什么？比如一个姑娘批评另外一

位买了新衣服，这位时装爱好者反驳说对方才爱虚荣。我的俄文名字也出现在大字报中，别人告诉我：不会批评苏联专家，说的都是好话。几周后大字

报的高潮消退了。我找到了谁是这些愚不可及的运动的领头人，《友谊》杂志说：毛访问了合作社，仔细阅读了大字报，认为大字报很重要。
    党无时无刻不在把人民变成驯服工具。开展“向党交心运动”，把人们召集起来，让他们互相撕咬。1958年春天会越来越多。淑芳告诉我她要耽搁

下。我看见她写满了秀丽的汉字。她说在写检查，向党交心。我说：你这么年轻，哪有这么多错误需要开个会？她说：我已经承认了错误。她的错误是

认为青年应该用80%时间建设社会主义，20%时间锻炼读书，这样可以为未来练好身体和本领。她承认自己错了，每个人要把时间100%地用于建设祖国。
    最权威的科学家也会被嫉妒他的庸人“揭发”。只要玩弄他们那套诡辩术，罗织任何人的罪名易如反掌。运动不是纸上谈兵，被定罪的人要去劳动

改造。北京的街上很容易看到科学家下乡的场景。谁也不关心丢掉的研究和失去老师的学生。
    最近的口号是“多快好省”。研究所举办了展览：装订一新的旧书、修好的仪器。但不过是捡起芝麻，丢了西瓜。中国最大的浪费是科研人员时间

的浪费，漂亮的实验室无人问津，书籍在图书馆睡大觉。这个可怜的国家花大价钱建设实验室，却不经常使用它。受过专门训练的人才却下乡种地。苏

联专家告诉我厂里3个人干1个人的活，是为了避免失业。
    我坐火车去南方科研机构。火车上不停播放“音乐”：尖叫声和金属撞击声，无所逃避。我难以置信这是中国戏曲。中国人对吵闹的态度不同于欧

洲人。田里没人干活。无数烟囱白天冒烟，晚上火光冲天。农民遵照党的指示在“大炼钢铁”。钢没炼成，馒头米饭炼没了。
    《人民日报》宣布中国化学家发明了用钠炼铝。其实80年前人们就是这么干的。自从电解铝发明后，就取代了它。钠不比铝便宜，而且易燃，运输

它是很麻烦的事。然而没有一位中国化学家对《人民日报》愚蠢的说法吭一声。
    上海的大学很漂亮。陶瓷研究所的周仁教授是位伟大的学者。那里的高级成员水平不亚于苏联同行。上海的冶炼厂堆满了铜线、铜炊具、铜钱。铜

钱应该价值不菲，在西方会放在博物馆里。大喇叭可怕的政治宣传声音甚至盖过铸造车间的轰鸣。我说这噪声绝对不行，铸造时任何闪失会造成可怕的

烧伤，主人含笑不语。工厂还是得益于训练有素的工人，上海冶金工人的素质堪比列宁格勒，列宁格勒的工程师和工人是苏联一流的。
    杭州有如仙境。美国人办的有精美建筑的学校也布满大字报。我在苏州百货大楼外等同事，慢慢意识到一堵人墙正在形成。大人小孩一点不难为情

地看着我。人越来越挤，我坐进车里，以为他们会散去。但是面孔贴满了车窗，挡风玻璃上全都是人脸。
    南京大学的戴、高化学教授很有名，但政治压力迫使他们转向“实用”的工作。实验室大得惊人，缺空无一人。南京风景如画。庄严的中山陵使我

想起丑陋的列宁慕，但一队打扑克的士兵破坏了我对中山陵的良好印象。
    去南方出差后又去了东北。沈阳有色厂混乱不堪，堆满含有贵金属的废渣，含有金银的浓烟滚滚，我直接表达了震惊，指出这个有名的大厂如此浪

费中国缺少的贵金属。1960年我再次去时秩序得到了改善。访问了沈阳的化肥厂，中国农业曾经是世界上最先进的，西方的科学发展尤其是化肥把中国

的精耕细作比了下去。中国人民的生存将紧密依靠化肥，但中国的统治者还没有认识到这点，专注于备战，而人口急剧增长，1958年下半年开始出现饥

荒。长春化学所是最重要的研究中心之一，所长吴学周从美国带回的很多仪器布满灰尘，无人问津。这里设施齐全，只缺时间，科学家被无数的大会小

会占据了时间，剩下的一点时间用来修改“科学规划”。我参加了化学所新的科学规划的修改，以前的规划全部作废，没人惋惜浪费的时间。几周后华

寿俊告诉我新规划又宣布作废。
    格局是懵懂的党官僚定下的，再由更加懵懂的地方官僚执行。这些人对科学家疑虑极深，认为他们有资产阶级思想。合理的争辩对专横跋扈的党官

僚不起作用。被整怕了的科学家只有顺着党的宣传，出于害怕，除了一家老小的安全，对周围漠不关心。我们考察了渤海的盐滩，我提交了淡化渤海海

水的论文。
    中方要求我的工作延长，我又多待了6周。最后是和华寿俊谈话。华寿俊在室内也戴着拉得很低的布帽子。他是个内战的老战士，双眼燃烧着火焰。

他直接攻击化学所所有成员：最好把我们所大门钉死，其他所为国家做出贡献，我们所一事无成。我说：科研工作需要时间来显示效果。中国科学家如

果不是开那么多愚不可及的会，他们会赶上甚至超过我们。这也浪费了苏联专家的时间和中国政府为专家花的那么多钱。领导对科学家不信任，永远在

变动科研计划，和告诉科学家他的工作对国家建设无用，最好干点对党最急迫的事。华对我的态度很惊讶，争辩说宣传党的路线多么重要，很多科研没

有实际用处。我说：为了使化工技术发展，必须把大量精力投入基础研究，没有这些，中国科学永远站不起来，只能模仿别人。我想我永远也无法让华

明白这点。华和我依然是朋友，告诉我花这么多时间在政治集会是暂时的。但这个“暂时”一直持续下去。
    杂志上宣传的中方对国际局势的观点并不复杂，就是两个死敌：美帝和南修。陈毅元帅在北京饭店对苏联专家做了演讲，秀气的元帅夫人专注地望

着他。元帅控诉美帝的罪行，最后火气达到了顶点。
    由于在北京以车代步，我得了便秘。中医大夫给我开了药，效果很好。我从药里分离出几种成分，还带了几副回国。西方医学因为使用实验的方法

，超过了中医。对于中医中优秀的部分应该经过实验证实后，纳入整个医学体系中。
    我每月花销后剩下300元。工资远高于资历相同的中国同事，我感到很内疚，和华最后谈话时提出把剩下的钱捐给研究所或者慈善机构，华坚决拒绝

。科学院为我们举办告别宴会，我表示很高兴以后能再为中国服务。
    1959年柳所长、杨石先教授来莫斯科开化学会议，住在一个阴暗的旅馆房间里。我很恼火，找到接待官员指出这样对待两位有如此地位的中国科学

家很无礼。官员辩解说他不知道他们是干什么的。招待中国客人的宴会和中国人招待我们的最简单的饭菜比，也寒酸多了。苏联专家和中国朋友保持通

信，主要是在节日问候。大家都不过分坦白，知道信件会被检查。中国朋友告诉我科学院正努力让我回中国。

谢谢你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