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卫资本论讲经堂之六 ：《资本论》的逻辑究竟怎样练成

P26

且也使第一章（商品形式的分析）和第二章（商品本身的社会活动的分析）中描述的不同程度的差异变得模糊起来。其结果是在许多讨论中，这两章的地位和目的仍然非常不明确。在第一章中货币已经被认为是价值形式分析的结果，为什么第二章还要把货币作为一个结果来描述呢？”[1]资产阶级思想家总是缺乏整体历史发展观，总把本质和形式搅和在一起，以至于不能搞清楚事实真相。另外一方面，从事马克思文本研究的工作者可能也没有真正超越这一高度，致使其弄不明白有关于价值的“道和德”的探讨能够实践地导向“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形式的解体”的分析。以致产生以下误判：“从价值被简单认为是劳动出现的社会形式这种观点中，我将继续论证价值是一个人为的形式，像吸血鬼一样依附在劳动上并榨取其血汗。马克思在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指出，不可能从劳动开始证明商品是劳动所采用的一个形式，因为这个形式是外部强加于劳动的，人们必须从商品的高级形式——流通形式开始。通过交换，劳动被抽象化，从人类劳动中抽象出来，因为是交换形式在被消耗的劳动与商品等值之前首先建立了所需要的社会合成。但是马克思没有看到这里暗示了一种诠释方法，首先论证价值形式，接着提出依据，把问题的焦点集中到产品上，而不是从生产（即‘价值’）开始，接下来让人困惑地把非价值因素放到商品形式的范畴中。从辩证法的角度看，马克思的开头很武断。他以被交换的物品是劳动产品为前提，这个观点从对生产方式兴趣广泛的历史唯物主义得到表面上的证实，但是要想沿袭黑格尔辩证法的模式就需要一个没有任何强加条件的绝对的开头。只有在论证了流通形式之后才能够为系统地拣选那些重要的商品，即劳动产品，提供依据。综上所述，交换引出了没有任何预设内涵的自成一格的形式，因为所有的使用价值都缺失了，不仅是所有确定的实用性，而且价值范畴本身。这个形式在交换中被设为假设前提，在交换后被实现，但却不在交换过程中出现。”[2]

　　上述学者不明白：规律的内在结构是“质－量－形式”的规定性。这种结构是马克思制订《资本论》首章逻辑安排形式的基础。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一样，《资本论》首章执行的是“预先要说出的那些结论”。这是对《资本论》逻辑的一个预演和鸟瞰，以此为跳板，《资本论》首篇逻辑的工作主旨是生产“价值规律”，达成这个问题上的客观批判过程与主观批判过程的统一。而如此一来，整本著作就有了坚实基础。

　　在具体工作体例上，《资本论》首章运用的逻辑是“存在批判－本质批

---

[1] 海因里希：《重建还是建构？关于价值和资本的方法论争论，以及来自考证版的新见解》，载贝洛菲尔等主编《重读马克思——历史考证版之后的新视野》，徐素华译，东方出版社，2010年，第109页。

[2] 亚瑟：《价值的虚幻本体论》，载布朗等著《批判实在论与马克思主义》，陈静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17-318页。

P27

判－概念批判－精神现象学批判”。[1]这么做，则是为了使人们能够认清资产阶级“物的科学”之本质，从而把研究路向彻底扭转为“事的科学”之工作需要。《资本论》的工作以对“物的存在”的批判为开局，这里面首先谈到的即是政治经济学对象的认识形式及其质和量的规定。“历史发生学”移在了第二节，这里面讨论的是“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生产”（规定），侧重点在于揭示“生产关系的质、量统一”。接续的第三节是表述的重点，通过对“系统发生学”及相关的“现象发生学”的把握，全面揭示“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质、量统一”。并且，第三节内容侧重在“量的运动关系”的阐述方面。其实，这是对第一、二节内容的直接补充。因此还谈不上从正面来阐发“系统发生学”和“现象发生学”，这些内容就有必要予以“再次补充”，于是有了首篇结构的第二章和第三章。

　　第三节内容说明“价值形式”，这其实是全部形式规定的理解基础。既然头两节内容创造性地提出了价值规律的“道的内容”和“德的内容”，那么，它们的形式方面的规定就必须得到系统地交代和说明。马克思选择的阐释结构是“抽象劳动（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量）”，即着眼于从价值形式中解析它的生活形式，获取价值规定的历史的实在内容。在价值形式发展的最初阶段，抽象劳动，即价值的质的规定，获得简单的社会形式，然而这是偶然的，马克思称之为“等价形式”；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即价值的量的规定，获得直接的自然形式，马克思相应称之为“相对价值形式”。“我们的分析表明，商品的价值形式或价值表现由商品价值的本性产生，而不是相反，价值和价值量由它们通过交换关系被表现出来的方式产生。”[2]抽象劳动生成的偶然的状态决定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表现是自然直接的规定。可见此时，“价值量的实际变化不能明确地、也不能完全地反映在价值量的相对表现上。”[3]　

　　在接续简单价值形式的发展阶段，抽象劳动获得总和的或扩大的社会形式的规定，这表明了价值实体规定的快速地社会成长。这种等价形式的特殊表现的规定使得“社会标准”得以确立，以此获得稳定的相对价值形式。我们再看看马克思的相应表述：“在第一种形式即20码麻布＝1件上衣中，这两种商品能以一定的量的比例相交换，可能是偶然的事情。相反地，在第二种形式中，这种外表所隐藏的东西马上就显露出来了……（因此）显然，不是交换调节商品的价值量，恰好相反，是商品的价值量调节商品的交换比例。”这样，价值本身真正表现为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凝结：因为形成这个价值的劳动现在已经十分清楚地表现为这样一种劳动，“其他任何一种劳动，不管

---

[1] 许光伟：《<资本论>商品章的逻辑解析》，《江汉论坛》2014年第7期。

[2] 《资本论》（根据作者修订的法文版第一卷翻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38页。

[3] 《资本论》（根据作者修订的法文版第一卷翻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31页。

P28

它具有怎样的自然形式，即不管它是缝、播种、开采铁或金等等，现在都与凝固在麻布价值中，从而表现出它的人类劳动性质的劳动等同。”总而言之，“总和的相对价值形式使一种商品和一切商品发生社会关系。”[1]

　　总和价值形式通过抽象劳动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真正意义的对接，使商品成为“世界的一个公民”了，这就为后续的一般价值形式奠定了物质基础和社会基础。所谓一般价值形式，实际是“相对价值形式＝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形成”以及“等价形式＝抽象劳动”的发展规定。在这个发展阶段上，抽象劳动直接是社会化了的规定，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形成则遵循马克思所说的，乃是由“平均的社会生产条件”与“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等等因素所决定的社会量的规定，显然，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社会标准”。至于“货币形式”对于“一般价值形式”进一步的历史改写，那就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所谓“金银天然不是货币，但货币天然是金银。”生产力的历史发展，使商品生产选择了有金属冶炼和铸造工艺作为基础的物质技术体系，用来支撑自身的广阔地发展。这种发展最终使得抽象劳动具有了货币的社会抽象表现，即货币的社会形式；货币成为了一切商品的抽象代表，即一般商品。在最后这个阶段，抽象劳动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在规定上可谓是“完全对接”了，以至于是二位一体的规定性。这其实是抽象劳动的历史发展，是质和量两方面规定的历史发展，是这个“存在者（规定）”形成和不断社会外化的发展过程，从而，也是“质”不断化为“量”的过程。这一过程实现了“价值之道”和“价值之德”的历史同一，然后在表述上，多少是采用“逻辑”的方式，这需要实际的历史——第二章和第三章——予以补充。

　　《商品的拜物教性质及其秘密》是对价值之道、价值之德实施的历史视角的认识批判，或者说，也就是摹写“价值的认识形式”。如果我们把它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进行对照，可以发现：马克思这里运用的是“白描手法”，即努力撇开文化史，专注“历史的叙述”。这种以“立”代“破”的运笔方式在于高度彰显“商品的精神现象批判”的历史性，并进一步把它归结为“历史现象学批判”。所以马克思写道：“一些公式本来在额上写着，它们是属于生产过程支配人而人还没有支配生产过程的那种社会形态的，但在政治经济学的资产阶级意识中，它们竟像生产劳动本身一样，成了不言而喻的自然必然性。因此，政治经济学对待资产阶级以前的社会生产有机体形式，就像教父对待基督教以前的宗教一样。”[2]“这种种形式恰好形成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各种范畴。对于这个历史上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即商品生产的生产关系来说，这些范畴是有社会效力的、因而是客观的思维形式。因

---

[1] 《资本论》（根据作者修订的法文版第一卷翻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41页。

[2] 《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98-99页。

xuguw 发表于 2016-5-20 13:31
好文推读，从《道德经》到《资本论》……最新长文，《保卫资本论》书评导读。。。。
《资本论》的逻 ...

老许，我替你回答只有的问题了，劳动价值论对，但不完整！
就漏了自然规律的表述。

P29

此，一旦我们逃到其他的生产形式中去，商品世界的全部神秘性，在商品生产的基础上笼罩着劳动产品的一切魔法妖术，就立刻消失了。”[1]“为了不致涉及以后的问题，这里仅仅再举一个关于商品形式本身的例子。假如商品能说话，它们会说：我们的使用价值也许使人们感到兴趣。作为物，我们没有使用价值。作为物，我们具有的是我们的价值。我们自己作为商品物进行的交易就证明了这一点。我们彼此只是作为交换价值发生关系。”[2]“可见，商品形式的奥秘不过在于：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由于这种转换，劳动产品成了商品，成了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或社会的物……这只是人们自己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但它在人们面前采取了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因此，要找一个比喻，我们就得逃到宗教世界的幻境中去。在那里，人脑的产物表现为赋有生命的、彼此发生关系并同人发生关系的独立存在的东西。在商品世界里，人手的产物也是这样。我把这叫作拜物教。劳动产品一旦作为商品来生产，就带上拜物教性质，因此拜物教是同商品生产分不开的。商品世界的这种拜物教性质，像以上分析已经表明的，是来源于生产商品的劳动所特有的社会性质。”[3]劳动自身的灵魂分裂了，劳动的历史的二重发展酝酿了“商品的精神现象”，这样就使得我们要着手来解决以下问题：“（1）资产阶级经济学性质究竟从何而来？（2）为什么以及如何进行政治经济学批判，以及（3）这一批判的意蕴和意义。”[4]

六、以事的科学审查《资本论》逻辑

——几点评议

1.有人疑问《道德经》和《资本论》的“同构”，它何以成立呢？难道就是为了说明《资本论》的结构逻辑的统一？对于前者，我们不能狭隘地来理解这种“同构”，而要把它视作社会科学的基础的规定。对于后者，要知道《资本论》的逻辑一贯并不是通过强制性地实现“统一”来达到的。另外，实现《资本论》逻辑的一贯到底也不是根本的工作目的，我们的根本的目的是确立社会客观批判的原则及其工作流程：社会客观过程→社会主观过程→政治经济学范畴（即“理论认识的生产”）。

2.有人担心在事的科学中，发生学有“泛化”之可能。这一担心也是不必要的。发生学是《道德经》工作条件下的辩证法的中华用语，而绝不是

---

[1] 《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93页。

[2] 《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01页。

[3] 《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89页。

[4] 许光伟：《<资本论>商品章的逻辑解析》，《江汉论坛》2014年第7期。

P30

对“辩证法”实施了又一次的诠释学，更不是什么文本意义的、与资产阶级语用学直接对抗意义的“中华语用学”。所以，关键的问题还是在于如何正确把握社会历史的出发点规定。

3.接着上述观点和论证思路，我们继续对起点规定进行工作上的澄清。马克思为他的将要最终成型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著作拟制一篇并不算特别巨大的“导言”，其限定起点规定是“生产批判”，所谓：“在社会中进行生产的个人，——因而，这些个人的一定社会性质的生产，当然是出发点”，而相反，“被斯密和李嘉图当作出发点的单个的孤立的猎人和渔夫，属于18世纪的缺乏想象力的虚构。”[1]马克思后来的论述转向“价值的起点”，所谓：“这一分册包括：（1）价值，（2）货币，（3）资本一般（资本的生产过程，资本的流通过程，两者的统一，或资本和利润、利息）。这将是一本独立的小册子。”马克思从对李嘉图理论的批判中发现：“李嘉图阐述利润问题的同时却与自己（正确的）价值定义发生了矛盾；这种矛盾使他的学派完全放弃了基础，并成为最讨厌的折衷主义。”他声称：“我认为，我已经搞清楚了这一问题。（无论如何，经济学家们在进一步观察时将会发现，总起来说，这是个难题。）”[2]《资本论》第三卷中，马克思针对重农学派的批评是：如果“放弃价值概念本身，因而也就是放弃在这个领域内取得科学认识的一切可能性。”[3]因为毕竟，“价值概念完全属于现代经济学，因为它是资本本身的和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的最抽象的表现。价值概念泄露了资本的秘密。”[4]

4.《资本论》起点规定辨识。《资本论》是“书写历史”的批判逻辑和理论体系，艺术的高度是“社会客观批判”。因此，必须在“批判＝发展”的规定上来理解马克思的依据历史的理论认识生产，掌握他的批判理论以及《资本论》中蕴含的人类发展理论，理解和掌握二者的统一，而内在地实现“两部历史”（以个人的劳动为基础的小私有制商品生产和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商品生产）的无缝对接，整体凸现与把握历史发展的规律性。

5.关于“历史和逻辑的统一”。《导言》的革命在于完结了“历史”和“逻辑”的统一规定。循此思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自从向读者公开以来，一直备受逻辑争议。工作厘清争议的办法：不单单是重回文本，整体把握文本结构的问题，更为主要方面的工作是把《资本论》的结构和《导言》所主张的批判与发展理论的逻辑发展“对接”起来，找到这个“总的导言”（结论）和“证明”（《资本论》）之间的联系。二者的恰当关系应建立为一种“工作统一结构”：历史发生学（《导言》第一节，《资

---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页。

[2] 《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人民出版社，1976年，第130页。

[3] 《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885页。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80页。

P31

本论》第一卷）——系统发生学（《导言》第二节，《资本论》第二卷）——现象发生学（《导言》第三节，《资本论》第三卷）——认识发生学（《导言》第四节，《资本论》第四卷）。此逻辑“同构”显示的是马克思工作主张的一贯性，即书写历史。也就是说，通过历史自身“说话”，认识者完成了对历史活动的把握，发掘出经济社会的内在逻辑。“历史”作为对象的全部历史活动，“逻辑”作为研究对象的“自我认识规定”。这样，规律的发现被定格于“历史”和“逻辑”统一的认识活动中了。这种对象－研究对象的实践化的发生进路，是发掘人格化范畴的经济行动的方法、一种整体的“历史唯物主义发生学”工作方法。

6.关于“商品批判和资本批判的统一”。综上所论，马克思整合“两部历史”的逻辑红线是“商品批判——资本批判”。所谓“生产批判”与“价值起点”的统一，就是工作结晶出“商品批判”的规定。撇开辩护逻辑的马克思的做法是，作为《资本论》开篇所讨论的“商品”只能是个别存在的现象，其由类存在的共同体的规定所引出，但是，后者的讨论只能延迟在以后（即在《资本的流通过程》中）进行，读者如果有耐心，就要下定决心：“从个别上升到一般”。个例是从商品总体引出的工作现象，从而决定在一开始只能讨论它的构造的基本方面，即由总体所赋给的那些事实因素。而个例从来不会脱离总体。这种讨论性质很顺利地延伸到“体现（或包含）在商品中的劳动的二重性”。事实上，这是对因素加以汇总后所得到的“直观的”然而“有机的”总体。接下来的“价值形式或交换价值”的讨论，因而是从总体上看“因素”的性质，实际上，它揭示现实世界中事实因素得以生产出来的背后的历史发展过程。一句话，“商品批判”引导了劳动的二重发展——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劳动的二重发展则历史和逻辑地导出了“资本批判”。在这一方面，我们尽可能地看看马克思自己的表述吧。（1）“要阐明资本的概念，就必须不是从劳动出发，而是从价值出发，并且从已经在流通运动中发展起来的交换价值出发……从劳动直接过渡到资本是不可能的。”[1]（2）“商品，作为资产阶级财富的元素形式，曾经是我们的出发点，是资本产生的前提……我们叙述的顺序，也是同资本的历史发展相一致的；对于这种历史发展来说，商品交换，商品贸易是产生条件之一，而这个产生条件本身又是在这样一些不同生产阶段的基础上形成的，所有这些不同生产阶段的共同之处是：在这些生产阶段中资本主义生产还完全不存在，或者还只是零星地存在……另一方面，如果我们考察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那么在这些社会中，商品既表现为资本的经常的元素前提，又表现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直接结果。”[2]（3）因此，“我的出发点是劳动产品在现代社会所表

---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15页。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4页。

P32

现的最简单的社会形式，这就是‘商品’。我分析商品，并且最先是在它所表现的形式上加以分析。在这里我发现，一方面，商品按自然形式是使用物，或使用价值，另一方面，是交换价值的承担者，从这个观点来看，它本身就是‘交换价值’。”（4）“另一方面，这个vir obscurus忽略了，就在分析商品的时候，我并不限于考察商品所表现的二重形式，而是立即进一步论证了商品的这种二重存在体现着生产商品的劳动的二重性：有用劳动，即创造使用价值的劳动的具体形式，和抽象劳动，作为劳动力消耗的劳动，不管它用何种‘有用的’方式消耗（这是以后说明生产过程的基础）；论证了在商品的价值形式的发展、归根到底是货币形式即货币的发展中，一种商品的价值通过另一种商品的使用价值，即另一种商品的自然形式表现出来；论证了剩余价值本身是从劳动力特有的‘特殊的’使用价值中产生的，如此等等，所以在我看来，使用价值起着一种与在以往的政治经济学中完全不同的重要作用，但是——这是必须指出的——使用价值始终只是在这样一种场合才予以注意，即这种研究是从分析一定的经济结构得出的，而不是从空谈‘使用价值’和‘价值’这些概念和词得出的。因此，在分析商品时，即使在谈它的‘使用价值’时，我们也没有立即联系到‘资本’的定义，当我们还在分析商品的因素的时候，就谈资本的定义，那纯粹是荒唐的事。”[1]

7. 关于“经济史、思想史、文化史的统一”。“历史”和“逻辑”都具有中华的民族工作内涵，我们当然不能用“康德主义知识论”看待它们。用事的科学来审查，其目的就是建立“大中华历史”工作规定，以实现“历史”和“逻辑”的全方位的统一。整体看，中华历史是客观批判和社会客观批判及与之契合的主观批判和社会主观批判的结合统一。但其与西方体系仍有不同，重要的表现即是“产品社会”的工作倾向性。这种体式使劳动的二重发展“家国”化了，“身份”化了。这导致迥乎不同的语言生产方式，“文化”更多替换了“生产方式”直接作为“总体性规定”的表征。因此，整体把握文化与生产的关系要多管齐下、多路向地予以揭示。经济史、思想史（马克思称之为“理论史”）、文化史代表的是“文化”的不同向度，同时反映的是与生产方式有关的“客观批判史”和“主观批判史”。“应该在这里提到而不该忘记的各点：(1)战争比和平发达得早……生产力和交往关系的关系在军队中也特别显著。(2)历来的观念的历史叙述同现实的历史叙述的关系。特别是所谓的文化史……顺便也可以说一下历来的历史叙述的各种不同方式。所谓客观的、主观的（伦理的等等……(3)第二级的和第三级的东西，总之，派生的、转移来的、非原生的生产关系。国际关系在这里的影响。……(4)对这种见解中的唯物主义的种种非难。同自然主义的唯物主义的关系。(5)生产力（生产资料）的概念和生产关系的概念的辩证法，这样一种辩证

---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412-414页。

P33

法，它的界限应当确定，它不抹杀现实差别。(6)物质生产的发展例如同艺术发展的不平衡关系。进步这个概念决不能在通常的抽象意义上去理解。就艺术等等而言，理解这种不平衡还不像理解实际社会关系本身内部的不平衡那样重要和那样困难。例如教育……可是，这里要说明的真正困难之点是：生产关系作为法的关系怎样进入了不平衡的发展……(7)这种见解表现为必然的发展。但承认偶然。怎样。（对自由等也是如此。）（交通工具的影响。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8)出发点当然是自然规定性；主观地和客观地。部落、种族等。”[1]

8.结构主义的错误与科学抽象法的位置。要之，《资本论》不是纯粹的理论建构。要义有二：其作为“科学认识论”，更多的是方法，而不是理论；其作为“理论”，不是认识论的读法，以及作为“纯粹方法”（即方法论），严格意义说，也不是逻辑（学）的读法，相反，更多的是历史（规定）。因此，它显然不是“结构主义化”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自己曾经有些惋惜地说‘《资本论》应用的方法，不常为人理解’。在《资本论》第一卷出版以后不久，人们对于《资本论》的方法，就有种种矛盾的解释。有人说是用形而上学的方法，有人说是用批判的分析法，有人又说叙述的方法是辩证的。当马克思在第二版跋中清算了这样那样的说法，肯定地说他的方法是辩证方法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者、改良主义者、修正主义者又针对着他的辩证方法来进行曲解和攻击。”“从上面的说明，我们似乎可以毫无疑义地肯定以下两个论点：1.马克思自己和恩格斯都认定，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本论》中，都是把辩证方法看作研究资本主义现实关系的‘现实方法’，或研究资本主义基本生产关系的基本方法。这无疑是照应着整体或总的对象而提出的总的方法。2.他们对于一切其他从属于总的方法或辩证方法的方法，则都只认定它们是分别在一定场合、一定范围，处理不同问题起着助手的作用。它们的作用，是有一定的条件限制的。列宁指示我们：‘应用分析的方法还是应用综合的方法，这决不是（如常常所说的）我们随心所欲的事，——这取决于那些必须认识的对象本身’。我想这个原则，适用于前面讲到的抽象分析的方法，也同样适用于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辩证认识方法。”[2]这种特殊的理论生产是将理论或方法论看作“历史的状态”，并且遵循方法论→理论的工作路线，而这其实即是马克思所主张的“逻辑”。所以，理解先于行动、认知先于历史实践的理性主义实践活动把对“科学性”的追求看作马克思理论的唯一目标，实际上以“非法的姿态”重构了马克思的方法。总体看，“科学抽象法”形成的是对于资产阶级“科学物象法”的一种工作批判，但性质仍然是主观批判方法和逻辑。那种将科学抽象法的位置予

---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7-28页。

[2] 王亚南：《<资本论>的方法》，《经济研究》1962年第12期。

34

以“不恰当地抬升”的做法，是直接奔向《资本论》第四卷了，从而把“思想史”等同于全部历史批判规定了，这是对马克思所强调的“我的辩证方法”规定的一种工作颠覆。种种迹象表明，这种思潮试图以“思维构筑的秩序世界”阻止对历史进程的分析。其寓意在于驱除客观逻辑——批判＝发展，尔后，达到于马克思思想躯体中最大限度地存留“结构主义”工作残渣之目的，从而具有极大的理论与认识上的危害性。

9.最后一点，究竟如何读《资本论》呢。归根结底，是“善读”“善用”“善转化”！如果谙熟欧洲历史，且对莎士比亚的语言艺术有很好的理解，那么这位“欧洲先生”事实上很容易读懂《资本论》，所以即使史学家们没有掌握太多的经济知识，对马克思的论证和逻辑思路也是了如指掌的。进一步，如上指出，我们的“中国先生”为什么读不懂《资本论》呢？盖因对欧洲史的了解的一鳞半爪，且不懂得欧洲语言的生产方式。那么“中国先生”如何能够读懂和用好《资本论》呢？显然综上所述，贵在“转化”。重要的一点，就是明确，我们学习研究《资本论》的目标乃是通过确立“中国政治经济学”，最终达到学以致用的目的。为此，我们适时提出“回家、回历史、回中国”之学术理想和工作口号。这就需要把“历史的对接”——中国和西方、古代和现代——作为重中之重的工作来予以对待，以确实培育“国学马克思主义”于现代语境中的生长路径。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2] 《资本论》，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4] 《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

[5] 亚瑟：《价值的虚幻本体论》，载布朗等著《批判实在论与马克思主义》，陈静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6] 许光伟：《<资本论>商品章的逻辑解析》，《江汉论坛》2014年第7期。

[7] 《资本论》（根据作者修订的法文版第一卷翻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

[10] 王亚南：《<资本论>的方法》，《经济研究》1962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