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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载于《当代经济研究》2012年第10期
《资本论》第四卷的逻辑：认识发生学
许光伟
（江西财经大学 经济学院，南昌 330013）
摘要：《资本论》第四卷实践的逻辑是：范畴发生的认识机理。在这种意义上，它使范畴的“生产”实践化，首要性地贯彻了“认识”由“历史”生产的原则。历史部分和理论部分的相互构成形成总的写作逻辑，历史部分确立了后续研究的理论指针。方法论意蕴是：（1）根据历史生产方式的“自然生长”，显露范畴的内核的生理结构——（剩余）价值；（2）由范畴生产上的层级运动，揭示“结构生长”的历史性；（3）通过“理论”的总体生产，最大程度地彰明方法论批判和认识论批判的内在结合性，具象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实践工作路线。因此，它否决了考茨基非法编纂《剩余价值学说史》的错误要求。《资本论》整体上也就统一了“两种认识发生学”，即历史（发展）的逻辑和认识（发展）的逻辑，统一了历史的方法与范畴的方法。这种整体性研究树立了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构造典范。
关键词：《资本论》；历史部分；理论部分；认识；范畴；发生学
中图分类号：F0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2674（2012）10-001-11
一、认识发生学的探索道路
《资本论》总体上是对“认识发生学”的探索。其理论部分分别指涉“历史”、“系统”及“现象”的发生学研究，揭示“资本的逻辑”①；其历史部分揭明“认识的逻辑”。但按规定性，历史部分既是理论部分研究的“前哨”，因为它担负着历史范畴的认识生产任务②，同时又必将最终是单纯的“历史概述”，即只“探讨理论史”［1］13。马克思指出：“应当首先出版的著作是对经济学范畴的批判，或者，也可以说是对资产阶级经济学体系的批判。这同时也是对上述体系的叙述和在叙述过程中对它进行的批判，……，最后，对经济范畴或经济关系的发展的简短历史概述，又应当是第三部著作。”［2］123,124但是，“第四册，即历史文献部分”，“是最容易的一部分，因为所有的问题都在前三册中解决了，最后这一册大半是以历史的形式重述一遍。”［2］196
表面上看，历史部分的写作肇因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写作计划安排，即于每一理论部分之后均有一个理论史的附录，似乎是“第二分册”写作计划中的剩余价值理论史的附录范围的突破，因而是标准的“附论”。但是，它不能“解释”为什么这一写作计划的变更恰好就发生在《资本论》之前的三大手稿（1857~1858年手稿、1861~1863年手稿、1863~1865年手稿）的“第一手稿”之后，而“第一手稿”恰恰又被恩格斯排除在《资本论》的可供编辑的手稿之外。因此，恩格斯只是从1861~1863年手稿开始，将其中有关“资本的生产过程”的写作称为“《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稿”。这样，历史部分和理论部分似乎又是同时写作的，犹如马克思宣称的，“我的著作的各个部分是交替着写的”，只是在这一过程中整理出版了《资本论》第一卷（1867年），——“只不过是我最后着手写的第一卷当即做好了付印的准备，而其他两卷仍然处于一切研究工作最初阶段所具有的那种初稿形式。”［2］352但实际上，真正的中介是1861~1863年手稿。因为在这里③，“理论的历史确实证明，对价值关系的理解始终是一样的，只是有的比较清楚，有的比较模糊，有的掺杂着较多的错觉，有的包含着较多的科学的明确性。因为思维过程本身是在一定的条件中生长起来的，它本身是一个自然过程，所以真正能理解的思维只能是一样的，而且只是随着发展的成熟程度（其中也包括思维器官发展的成熟程度）逐渐地表现出区别。”［２］282并且也只是在这里④，方才有可能第一次揭示出这一认识原理：“科学的任务正是在于阐明价值规律是如何实现的。”［2］282真正的前提是1857~1858年手稿。从整体考察“政治和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早期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主旨和主要理论考察对象）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演变关系出发，于1859年正式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应纳入1857~1858年手稿范畴中予以考虑。［3］这意味着，广义的1857~1858年手稿是以延续“政治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研究为起步，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为进一步的研究指向，最终形成了以《〈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为贯穿线索的特殊文本群落。因此，从历史支架的生产看，以“《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为中心文本标识结构的1857~1858年手稿，恰恰构成了通常所说的《资本论》手稿（1861~1863年手稿、1863~1865年手稿）的“前史”，而1861~1863年手稿本身则广义地构成了种种的理论元器件（即“认识范畴”）生产的“正在发生史”。某种意义上，这是“范畴生产”的前奏。
范畴总是抽象的，范畴的“抽象规定性”是历史支架与其认识支架的统一。所谓“抽象”，就是范畴的两重规定和性态的获得。一重是历史的规定，即“历史支架”规定；一重是与之对应的认识支架的规定。关于前者，马克思强调剩余价值首先是“纯粹形式”，是“剩余价值本身”［4］7，并且“作为范畴”，“有一种洪水期前的存在”［5］19；关于后者，剩余价值范畴是“一般形式”，即“在这种形式中所有一切都还没有区分开来，可以说还处于融合状态中。”［2］250认识支架进一步形成“具体总体”。所谓“具体”，就是运用“抽象力”，从抽象范畴中具象出它的具体形式——“分析经济形式”［1］8。这最后的规定和形式，我们称之为“具体范畴”，即范畴的“具体规定性”。
因此，从范畴的整个生产行程看，范畴是“抽象规定”与其“具体规定”的统一。但是，所谓“具体本身的产生过程”，也只不过是历史一步步投放在认识中的具体行程，是“历史规定”一步步获得的认识过程，从而使其进一步获得“完全转化了的形式”［4］7，直至获得它的各种“特殊形态”［2］225。本质上，这决不是说具体总体仅仅是“思维总体”。“具体总体作为思想总体、作为思想具体，事实上是思维的、理解的产物；但是，决不是处于直观和表象之外或驾于其上而思维着的、自我产生着的概念的产物，而是把直观和表象加工成概念这一过程的产物。”［5］19这里时刻需要记取的是：“主体，即社会”，“必须始终作为前提浮现在表象面前。”［5］19
归根结底，剩余价值作为“范畴”在规定性上，是“抽象”和“具体”的内在的、有机的统一。这一规定性促成剩余价值范畴必须同时是“历史支架”（资本主义剩余劳动的一般）和“认识支架”（利润一般），乃至是历史和认识的有机统一。历史支架是没有赋以血肉的历史骨骼。认识支架是“已经发育的身体”的“细胞”［1］8；认识范畴不外乎是运用“抽象力”（分析或逻辑演绎）的结果，因而又是范畴本身回归到历史过程中的具体行程。关于这一点，列宁讲道：“马克思一次也没有利用这些生产关系以外的任何因素来说明问题，同时却使人们有可能看到商品社会经济组织怎样发展，怎样变成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组织，……可是全部问题在于马克思并不以这个骨骼为满足，并不以通常意义的‘经济理论’为限；虽然他完全用生产关系来说明该社会形态的构成和发展，但又随时随地探究与这种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上层建筑，使骨骼有血有肉。”全部的意义就在于，促成总揽“历史—认识—范畴”的总范畴规定，即“社会生产关系”。因为无论如何，“只有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才能“使科学的社会学的出现成为可能”，才最终能使“唯物主义历史观已经不是假设，而是科学地证明了的原理。”并且，“不言而喻，没有这种观点，也就不会有社会科学。”［6］8~10
结合剩余价值范畴在生产上的规定，以及两方面的性态，决定“剩余价值”只能由“资本发生学”来加以总体地说明。这真正“解释”了《资本论》为什么会发生。马克思1862年12月28日致信库格曼，说：“第一册的续篇，将以《资本论》为标题单独出版，而《政治经济学批判》这个名称只作为副题。”这是“英国人称为‘政治经济学原理’的东西”，“这是精髓”，“至于余下的问题，……别人就容易在已经打好的基础上去探讨了。”［2］170因为范畴在规定性上既是“理论生产”，又是“认识生产”。作为“理论生产”，以历史批判为先行；作为“认识生产”，又以理论批判本身及相应的认识批判为条件。历史支架—认识支架—认识形式的范畴生产行程，从而与批判的行程内在地相互呼应，形成范畴批判上的层级运动：历史批判—理论批判—认识批判。说到底，“历史部分”必须既作为范畴生产的总的先导过程，又作为总的理论与认识生产的结束过程，即成为“经济范畴或经济关系的发展的简短历史概述”。前者是历史批判转为理论批判的过程，它表现范畴的整体的生产史，实则是形成范畴支架，以此建立“批判性理论认识”的全过程；后者是理论批判转为认识批判的过程，它表现范畴本身的自然生长史，从而实现范畴在认识形式上的彼此连缀，形成历史形式的“思辨过程”，并形成这种过程的思维运动史。这样，“理论生产”与“认识生产”的批判性合一成就了一种真正意义的“辩证法”，最终使经济范畴成为刻画历史生产的真正“语言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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