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卫资本论 写在前面》全文－点评下载交流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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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卫《资本论》经济形态社会理论大纲】微盘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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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历史使命既已达到，也即将完成。。。发表此帖，以资志念。。。


《保卫资本论》电子版资料库

《保卫资本论·写在前面》共十九页，页码单独。

该著全名是《保卫<资本论>——经济形态社会理论大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

四部分六篇，“1+19”结构安排，即写在前面和十九章正文。该著没有后记，是一个遗憾。

现把《保卫资本论　写在前面》全文，详尽展示于本楼，欢迎点评下载交流讨论！
　《保卫资本论》序言

写在前面：题外话和题内话

本书历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之重要条目，全面检阅这些条目的工作逻辑，以之为“史眼”，管窥诸种经济形态之“得失成败”。此为中国工作用语之方法论著作。 　　　 ——作者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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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资本论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政治经济学批判 社会科学文献 资源 资本论 出版社 电子版 资料库

修订版


[基础问答] 《保卫资本论》2017如何修订：历史之经济学总说


写在前面：题外话和题内话

本书历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之重要条目，全面检阅这些条目的工作逻辑，以之为“史眼”，管窥诸种经济形态之“得失成败”。此为中国工作用语之方法论著作。  　　——作者寄语

    似乎对于一般读者而言，这总是一本“看不懂”的书，忝为方法论著作。因为它确实没有通常那些作品惯有的体式（“款式”“体例”“形式”“格式”），不仅书名中缺乏“方法”字眼，而且，内容全不由有关于方法论的“知识”所组装。于是乎，本书作者难免要预前题录，权作“画蛇”。

勒石之功：研究问题应该从历史的分析开始

首先，历史和关于真实生活的构境始终是研究的根据，授人无水之鱼，不若授人有水之鱼。凡一国之经济落后必导致一国经济思想之长久落后，并非必然之事实，至少是缺乏历史眼光的看法。马克思以19世纪的德国作为比证，说明历史学派不足以和当时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匹敌，是就资产阶级内部工作体系而言的。德国社会特殊的发展排除了对资产阶级经济学进行任何独创的可能。相反的情况出现在东方世界。东方社会从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批判中发掘出了本民族历史的特殊规定，在发展上反超资本主义社会。此为《资本论》在东方思想界的横空出世。《国富论》迟至20世纪初始为国人注意，当其被注意时，《资本论》旋即为国人所注意。[1]其说明当日中国并不欲照搬欧洲资本主义制度，相反欲图走俄国布尔什维克式的劳工发展道路。

要之，所谓劳工自主，于中国思想文化传统原是有充足根据的，且不论孙中山

写在前面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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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时值五四运动浪潮兴起之际。标志性事件是考茨基《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在中国的译介和流行。其初译者陈溥贤于1919年5月起在北京《晨报》副刊上连载至11月（初名《马氏<资本论>释义》）。较早的译者还有戴季陶（1919至1920年）、胡汉民（1927年）以及汪馥泉（1930年）。陈溥贤译本（《马克思经济学说》）商务印书馆，1920年出版；戴季陶、胡汉民译本（《资本论解说》）上海民智书局，1927年出版；汪馥泉译本（《马克思底经济学说》）神州国光社，1930年出版。

《三民主义》称“民生主义”就是中国之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今人复鼓吹劳动主义，或者就是劳动社会主义。从历史发展的实际看，劳工关系涵养于族民关系。中国的漫长古代社会恰是利用的这种关系体式，安排广泛性的社会生产和进行劳动剥削。此处的“族民”[1]，究其实质，乃是对马克思所说依赖关系的人格范畴锁定。中国的族民关系不仅限制了现代意涵劳工概念的成长，更为主要的是限制市民关系作为社会经济主体之成长和规定的独立化。中国社会劳工成长路径是族民→市民·资本→劳工。内蕴的“市民·资本”是工作复合体，指认出中华商品生产体系以及以之为基础的有限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定。如族民→市民·资本的线索，即是对中国古代“士农工商”特殊主体发展关系的工作刻画。[2]

作为预前交代，本书末章论及的社会要素历史模型不过是说发生在“族民”“市民”“资本”“社会劳工”诸者之间的发展关系的转化，认定它们是一相生相克的历史总体。其母体性质的工作关系皆是由对于劳工自主的发展指向性所构成的。如一种社会要素模型说的是生产要素“所有权条件”的单一类型，是“市民”与族民关系相伴生发展的阶段。而其作为独立的小生产者之人格范畴锁定，乃是专指价值规律的领导范畴，是为“简单商品社会”。所对应之古代产品社会的领导范畴则是“族民”。再就两种社会要素模型而言，其是说市民→资本的发展转化关系。此刻，“所有权条件”已经分化，于生产领域内社会对立化。“资本”专指剩余价值规律之领导范畴。这是一特殊的社会经济规定，可视为独立发展关系上的生产者（大生产者）之物格范畴锁定。[3]三种社会要素模型阐明资本→社会主义劳工（人力资本）的发展转化关系。从“所有权条件”重新趋向社会一统的角度看，“社会劳工”可视为现代产品社会的工作领导范畴。这是对联合发展关系的一个社会确认，是生产者和劳动者重回社会人格范畴之过程。

以上是“舶来品的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成长。要之，它兼顾了中国的历史条件和国情背景。而中国无纯粹之市民社会这一发展特点也写就中国政治经济学独有的逻辑内涵，塑造并继续要求得到不断革新的发展环境。

其次，诚如孙中山先生所言，对中国来讲，这是“知难行易”的转折时代。科学的内容是事实和历史，指向了批判。与紧随那些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商品和资本输入而当作完成的舶来品的经济学体系不同，现今所论之“中国经济学”则

写在前面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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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这是一生造词。用来表示处在氏族、血族、家族、宗族诸种依赖的共同体和社会宗法关系领域中的劳动者或直接生产者概念。

[2] 要之，不能以笼而统之的奴隶封建社会统而笼之。中国古代社会，甚至不能以宗法、地主、官僚的东方专制主义的简单共治指称之。作为和小私有制（简单商品生产所有制类型）、大私有制（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所有制类型）的比照，中华古代所有制属于“亚私有制”特殊类型。这是就小私有制、大私有制的社会发展纯度而言的，是相比“正常私有制”的亚发展水平的类型。

[3] 资产阶级工作者借机把生产领域内的按“所有权条件”分配的行动，模糊成价值论上的“三位一体公式”认识。国内更有庸俗认识者，也趁乱把斯密体系说成从“单一要素价值论”扩展至“多要素价值论”结构。这是玩家们对生产和分配历史结合关系的最大程度地物象化。

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兴起的新议题。盖言“新”，特指其是由实践之追溯形成的理论议题。显然，这一含意是特定的，工作批判锁定了经济学成熟时期的发展航向。

吾道悠悠，忧心悄悄。居高而思，我们须得承认：迄今为止，人类对自身历史结构的内在了解，全靠《资本论》给其打下基础。[1][2]一次次的理论对接与实践的接合使中国人逐渐认清一个道理：“主张把欧美资本主义制度当作理想移植过来的国家，当然没有产生政治经济学的可能。”[3]决定构建中国经济学，必须认真“消化”《资本论》，如在王亚南基础上前进一步，彻底消除“四分主义法式”和“三位一体公式的模本”[4]积淀良久的病疴与沉重影响，创出完全新的理论道路来。

华夏一统，是历史、思维、语言、文化养成了的大一统国度。扼要而言：

l  这是以中国人的资格——经济学人工作身份完成的一部作品；

l  这是遵照中国人阅读之习惯和用语之习惯写就的经济理论鸿篇；

l  这是照顾国人书写历史的习惯、与中国人思维体式契合的方法论巨制；

l  总括起来说，本书献给中国经济学建构！

最后，让我们回到上面的主题：中西方关系的深化。《资本论》来到中国，委实与东方经济学不断深化之历史步伐同步。这以后，国人一直努力探求在中华语境中读懂和如何运用好这一伟大著作，尤其恰当领略埋藏其中的深邃性语言。直截了当地说，这是伴随了思想直接撞击的一次历史阅读，是一次气势磅礴、力量宏大的思维对接。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理论实践是晚近的一个工作外显。在这一历史高地与思想制高点之下，问题不在于为什么要保卫《资本论》，问题在于保卫什么以及如何保卫。

中西方在发展关系上的深入交流开显了中国经济学理论出场的必要性。乃是因为：中国经济学不独对中国历史和经济进行理论反映[5]，同时是对于世界历史和

写在前面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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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例如，它一方面使我们充分了解“资产阶级的长期统治，只有在像美国那样从来没有经过封建制度、社会一开始就建立在资产阶级基础之上的国家中，才是可能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713-714页）另一方面，“反观到中国的专制官僚统治形态……中国地主经济虽然在形式上成立了，那种地主经济所允许并要求的商业与高利贷业，虽然在相当范围内活动着，但农业的生产不必说，就是工业亦始终没有脱离手工业的范畴，于是，资产阶级又不能在中国取得社会的存在基础。”（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第42页）

[2] 特别注明：鉴于中文版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著作文献一般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方便起见，本书从这里往下对其中的该社名称予以略省。

[3] 王亚南：《中国经济原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第541页。

[4] 王亚南说明这二者原是无独有偶、相得益彰的。生出脱离历史的关于“形而下学的看法”（常识化、技术化）和脱离现实问题的关于“形而上学的看法”（玄学化），对中国从事经济学研究和阅读的人是有多重的蒙混和翳障的。如果把这种法式（把“财富的原因”知识化、条块化）和体裁（一味地对“财富的性质”进行抽象演绎）奉为金科玉律，那么，不仅助长了思想深处的自然主义认识，而且造成与历史和现实无关、脱离实际和批判的理论无为主义、调和主义的行动，因为，“以常识化技术化的部分，是实用经济学，而玄学化的部分则是纯理经济学，前者是容易理解的，一学即得，后者是根本不易理解的，只要模糊理解就行。”（《中国经济原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第615页）

[5] 王亚南所说“中国经济原论”，是取世界域内的中国历史经济发展的理论探究之意。

经济之过去、现在、未来（它们是通透的）从民族工作语言角度采取的一个深刻性书写。例如，中国社会国家[1]的经济细胞是家庭（或家庭式的单位），不独是商品单元，乃是商品和产品，从而具有产品社会和商品社会的两重生长张力。其理论彰显经济形态社会发展总体：所谓的中国经济的内在特质（中国特色），说到底，还在于反映和以欧美为代表的西方经济的“同”与“不同”。

从这种意义上说，“走中国人的路，让美国人去说”，并不是一句毫无内容的虚妄之语。中国经济学具有丰富历史内涵、文化折射力和现实涵容性，乃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含义上的最为新近的形式，是内容多彩多姿的时代的实践形态、民族创新工作形态。对中国经济学人而言，正确的方式固然是通过历史，在实践交汇中，复经由中华史和世界史的对接来完成这项光荣神圣的伟大任务。如此，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纽结关系将会得到求解与有效澄清。

摩崖之恙：经济学书架尚有几本书刊可看

“名者言语文字也。言语文字，思之器也；以之穷理，以之喻人，莫能外焉。于是乎有界说之用，亦于是乎有分类之学。”[2]可是如今，在计量和数学的大潮之下，经济学书架之上，所摆放的时新读物之中，尚有几本书刊可供青年学生读看？里面的语言文字和数理逻辑，萎靡不振，又有几位看家解得其中味？

如果说《资本论》时下备受人们关注、追捧，那一定是自欺欺人之语。这里可以旋即举出时下误读误解《资本论》的三种态度或工作现象：一是不能准确理解其作为历史之学，二是使批判之学＝批评之学，三是将之庸俗化为自由竞争资本主义之学。前者的问题在于没有能力提升历史之学为方法之学，而妄自陷入一域之学的历史经验主义；中者的问题在于一味教条地对待批判，工作堕落为单一语义的思想批判；后者的问题则在于把研究话语当行动，以文本尺度历史，结果，既脱离《资本论》文献群，亦塞入了空想者[3]的种种论调，主观通过死的文本藉以制造历史发展上的对立。[4]中国逻辑所求者“方法”也，实质规定乃是语言生产。中国人当中，近代西学先驱严复率先说明了语言生产的此种规定和性质：“逻辑此翻名学。其名义始于希腊，为逻各斯一根之转。逻各斯一名兼二义，在心之意、出口之词皆以此名。引而申之，则为论、为学。故今日泰西诸学，其西名多以罗支结响，罗支即逻辑也。如斐洛逻支之为字学，唆休逻支之为群学，什可逻支之为心学，

写在前面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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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社会和国家是现代语境中具有相生相克工作关系的一对术语，彼此有向对方生长的强烈张力。既然如此，我们可以用这对术语的合成传达“中国社会”特殊性——家国型、国家型——的内涵宏旨，意在表明中国是落在家国－国家的社会生成路线当中了。

[2] 《穆勒名学》，严复译，商务印书馆，1981，部首，第10页。

[3] 据陈平教授的归结，三位具国际影响力的顶级“空想资本主义”大师是：亚当·斯密、哈耶克和科斯。

[4] 朝远处看，是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的似是而非的对立；朝近处看，则是新中国“前30年”和“后30年”的虚假对立。

拜诃逻支之为生学是已……是学为一切法之法，一切学之学……姑以名学译之。盖中文惟‘名’字所涵，其奥衍精博与逻各斯字差相若。”[1]新学运动巨擘和先驱严复的话至今读来震人耳目。名不正，则言不顺。经济学的语言如果皆由数学生产，经济学隶属于理科或自然学科意义的硬科学，那么其事将不成，其行将不正。

但如果据此悲观沉沦，说出一些自绝于《资本论》向前发展的话，那又是一叶蔽目，不见泰山，看不清人们“逃避”《资本论》的实质所在。一味地“解读”和“捍卫”，使《资本论》的精神早已失去颜色，空留下科学皮囊。一个不懂《道德经》、《史记》[2]和《红楼梦》[3]的中国人，称其“熟谙”《资本论》，如果不是专指对以英国为代表的16-19世纪欧洲史，特别是西欧发展史的了解这一点而言，那一定充分暴露出其对于历史作品和科学作品的工作统一性及其结合方式的“高度”无知。对他而言，《资本论》从来就是死的文本。

鉴于此种情形，我无论如何没有想到把本书处理成纯科学作品：按照文献综述的工作体例或计量的组织程序编排思想，形成“废料进、废料出”投入产出机制。以贯通方式处置对象，即是设法给读者更多思考空间，而不阻止“二度创作”。这种行文方法看似不规范，实则可算本书的一个极为可取之处。于此，本书在实效上可作为《资本论》之提高读本，以“中级或高级政治经济学”身份作为中国经济学之研究导航；写作特点：辩驳式，以回答“疑问”为谋篇布局，以解决“问题”为设计宗旨。这因应了国人的百年遗憾：尽管焚膏继晷，前仆后继，但在探索《资本论》逻辑方面其实并未获得预想的——真正中国化的结果。这或许也并不能全部归结于实践的不成熟性，毕竟，对理论思维和民族工作内涵的双重的重视不足不够，足以掩杀对一切批判工作的正确认识，而执迷于盲目的科学语言王国。

相反，在中国语境下重整马克思主义的各个工作组成，则需要在历史和实践的基础上真正恢复它的大写化的规定——方法和批判，以睿智的语言生产检视政治经济学批判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建设行动，审视之，使之重新达成工作统一性。因此之故：

l  本书选题基于此历史文化沉积和正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入深航期这一伟大发展时刻，以探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暨中国经济学工作逻辑为宗旨和目标。整体借助这一历史洪流，以切近社会主义实践之工作决心，赋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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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写在前面P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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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严复集》第4册，中华书局，1986，第1027-1028页。

[2] 从纪传体和纪事体而论，《史记》和《资本论》实有不同，一个是事系于人：传人以纪事，一个是人系于事：纪事以“传人”（各种阶级关系的人格化，尤其是写资本家）；一个以具体和典型显露抽象，一个以抽象和典型托出具体。但从体例的系统性和完备性而言，《本纪》、《世家》和《资本论》的第一卷堪有一比，《十表》和第二卷堪有一比，《八书》和第三卷堪有一比，《列传》和第四卷堪有一比。《史记》和《资本论》都是通史体，都是专家志史立言，所谓“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其体例是相互“影射”的。这些值得我们用心体会。

[3] 这里插入题外之语：怎样是对待《资本论》的正确的阅读方法呢？仿照蔡元培在红学研究里的一句话：“多歧为贵，不取苟同。”对《资本论》发表不同的理解意见，殊为可贵，但也要牢记真理只有一个的训导。

l   

中国历史蕴涵和中国工作内容，使之最终成为涵容人类全史之发展的“一块历史整钢”和“一块理论整钢”。

l  本书的思想价值锁定在以切实可行的方式解决思想史与历史本身之工作统一问题，在于对社会主义批判的大力倡导，并不遗余力地践行之，取得初步工作成效。

总之，奢望单纯通过文本和马克思交流，此路从来不通！回看和书写历史，乃是为了更好地指示发展，逾越知识盲点和现实盲点。因此对于从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中国人来说，《资本论》的宝贵财富乃是永不停息的前进性，在于永远的历史指向性和对于实践的圆融贯通。

击剑之势：破除“现代唯识论”

“吾人看历史，须将自己放在历史里面，把个人生命与历史生命通于一起，是在一条流里面承续着；又须从实践的观点看历史，把历史看成是一个民族的实践过程史。把自己放在历史里面，是表示：不可把历史推出去，作为与自己不相干的一个自然对象看；从实践看历史，是表示：历史根本是人的实践过程所形成的，不是摆在外面的一个既成物，而为我们的‘知性’所要去理解的一个外在体。归于实践，所以区别‘理解’；置身历史，所以区别置身度外。”[1]若认可经济学是一历史科学分支，是由历史学转化而来，上述话语需要遵守。事的科学源于物的科学，而高于物的科学。因此，我们摒除知识主义主张。此种不良的理论倾向性则可称之为“现代唯识论”。要之，“事实是，西方现代文明在理论层面上具有强烈的二元对立倾向，一再把认识推向非此即彼的选择……要么完全信赖‘理性’演绎逻辑，要么完全信赖经验归纳，要么完全依赖形式主义理论，要么完全依赖实证主义经验积累。而那样的（同是科学主义的）倾向则引发了后现代主义怀疑一切的反应，走到相反的虚无主义极端。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的对立同样（如此）。要么是像实证主义那样完全信赖客观性，以为事实绝对客观，要么是像后现代主义那样完全信赖主观性，怀疑所有经验证据。但是，西方本身的实践的历史并不像其理论倾向那么偏激，所体现的是客观与主观的双向互动。”[2]

自然科学的低的层级的研究是物的科学，确认物的客观。自然科学高级别的研究是承认事的科学，确认物和事统一的客观规定。实证主义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予以混同了，在对象上把物理之物混为事理之事，进一步又在研究对象上把事理之理歪曲为物理之理。现在到了重提事的科学的时候了。这不过是强调，学术研究要摆脱认识论的意识形态：以为人文社会科学完全可能具有数学和物理学那样的普适性知识和绝对性理论。例如按照GDP增长知识观察中国历史，古代时期是迟滞

写在前面P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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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牟宗三：《历史哲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第3页。

[2] 黄宗智：《连接经验与理论——建立中国的现代学术》，《开放时代》2007年第4期。

不前的。可事实是，“中国以往由特殊自然条件与历史条件所造成的专制主义、官僚主义与封建主义混合统治形态，根本就从本质上、从它内部的相互制约上永远不许由它自身孕育出一个新的社会机能。这个结论是荒谬无稽的。‘迟滞发展’并不可理解为永不前进。中国由秦代到清代2000余年中的社会经济状况，尽管还是停滞在同一社会史的阶段上，然而，以秦汉的社会经济生活与明清的社会经济生活相比较，我们就容易发现后者无论在哪一方面，都向着近代化大大跨进了一步。”[1]

至此，如果有谁还不能够明白上述道理，本书作者很愿意用更扼要的语言，来试图指出中国工作体式之概貌：（1）用老百姓能懂的话说——母子体例。母子相扣，不惟时间，也涵括空间，在理解性上可达及每一位中国人及其工作单位。[2]

写在前面P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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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第130页。

[2] 这是中国“家本位”的特殊语言外观。以孔子之后理学儒学集大成者朱熹的学说为例，我们引用来说明劳动价值论的“逻辑”和“思维”。即，要在说明“阴”（价值）“阳”（价格），阴者为母，阳者为子，阴者静，阳者动，阴者隐蔽，阳者显露。一阴一阳之谓道。又之，阴阳归为太极，太极为理之本、阴阳之源，此处的“太极”即指化生价值之劳动。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故此，“太极之有动静，是静先动后。”对劳动，则必须遵循“理一分殊”学说，“理一”（道理同一）指的是抽象，“理一分殊”（事物各有其理）指的是具体。值得注意的是，朱熹本人用“月印万川”证成这种学说，而本书作者则更为支持其“万紫千红总是春”的证成方式。至此，我们向前推进一步，把生产方式、生产关系、交换关系视作商品生产大家族的统一语言——对象的如何来、为什么、是什么，而把与之直接对应的劳动、价值、价格视为家族内的一整全的概念体系。之后，才有之于商品对象的“道生一”（商品生产交换规律生出统一的“商品范畴”）、“一生二”（商品二因素：使用价值对象和价值对象）、“二生三”（研究商品的基本范畴体系：使用价值、价值、价值形式）；以及之于资本对象的“道生一”（资本主义生产规律生出统一的“资本范畴”）、“一生二”（资本二构成：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二生三”（研究资本主义商品W的基本范畴体系：c、v、m）。这二者的生成运动系列和生产方式、生产关系、交换关系的生成机理在顺序上是严格对应的：商品（使用价值）——生产方式、价值——生产关系、价值形式——交换关系；资本（不变资本）——生产方式、可变资本——生产关系、剩余价值——交换关系。在这个基础上，“三生万物”，即是说使用价值、价值、价值形式这些基本规定支持了整个商品生产体系的发展，而W = c + v + m则支撑了资本主义生产体系。规律成长和发现的过程是反过来的，即三生于“万物”、二生于三、一生于二的过程，道（或曰发展规律）最终是从“一”（这个“一”当然指生产方式的贯穿历史的发展，内蕴“矛盾规定”，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统一体）当中产生出来的，即道生于一。这样，我们就理解了马克思为什么集中研究“商品”和“资本”，并予以系统地解剖：对象是从“一”的层级上说的，研究对象则必须推进在“二”和“三”的层级上；将之分别在生产方式、生产关系、交换关系及其有机系统的发展层面上予以历史地对照、比较和联系，则是为了使从中发现的价值规律和剩余价值规律逻辑一致起来，形成对“规律”的一系列的、连贯的从母子发展关系上的总体把握。已经发育的身体比身体的细胞更容易研究，不是说仅仅解剖身体，而在于像自然科学家把对象和研究对象区划开来一样，以其纯粹形态进行的条件研究身体发育的过程（从“细胞”到“身体”，价值形式的发展是联系的桥梁）和身体构造的系统（劳动产品的商品形式是经济的细胞形式，整个系统由这些结构关系组装而成）。英国的发展——从岛国的形成到日不落帝国的形成和发展——凸显了价值规律和剩余价值规律的逻辑联系，集结了西欧的资本主义发展史，后者进一步集结了整个欧洲的从古希腊地中海文明以来一直到16-19世纪的商业文明史、资本主义史，划开了一般意义的资本主义对象和资本主义研究对象规定。本书作者认为，这些解说对于中国人来说，可能会更加地容易懂。实际上，它将我国农垦文明时代的思想经典《道德经》同《资本论》的方法论彼此联系起来。从对经济形态社会的揭露上看，《道德经》是粗糙的、质朴的；而马克思视资产阶级社会为“已经发育的身体”（有机体），视商品为“细胞”（有机体的构成要素），则显得更为胸有成竹，最终发现了社会存在的秘密。

（2）与马克思的工作成果进行接合——从学科术语方面指认，即历史的思维、语言、方法。历史者，生长也，酿造主体规定——它的生成、生长的无始无终的发展过程。（3）按中华大人文学科口径，那就是行动的逻辑——实践的路径和行知的方法。[1]（4）与辩证法成果[2]及其语言体例进行接合——相生相克的系统作用路径或认知方法，要之，是矛盾系统的多方面因素的协同共进。[3]

这种方法即统一之历史科学工作方法（自然史和人类史的方法），即是指历史实践方法——批判方法，包括了对历史本身及其生成运动的表达方式和诸般表现形态。毫不夸张地说，此种方式为中华工作系统所特有。“中华科学”从行动语境中生发出来，消除了知识的神秘主义和不可知论的形而上性。[4]这亦是消除“辩证法神秘化”之中国历史用语，其在工作取向上去除认识的神秘主义、认识论的至

写在前面P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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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以此，中国哲学中有许多名词与理论，都有其实践的意义；离开实践，便无意义。想了解其意义，必须在实践上作工夫，在生活上用心体察。这些名词与理论乃指一定的实践境界……行是知之始，亦是知之终。研究的目的在行，研究的方法亦在行。过去中国之所谓学，本不专指知识的研究，而实亦兼指身心的修养。所谓学，是兼赅知行的。”（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第5页）

[2] 这个成果且看毛泽东的说法：“辩证法的核心是对立统一规律，其他范畴如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联系、发展等等，都可以在核心规律中予以说明。盖所谓联系就是诸对立物间在时间和空间中互相联系，所谓发展就是诸对立物斗争的结果。至于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应与现象本质、形式内容等等，在核心规律的指导下予以说明。旧哲学传下来的几个规律并列的方法不妥，这在列宁已基本上解决了，我们的任务是加以解释和发挥。至于各种范畴（可以有十几种），都要以事物的矛盾对立统一去说明。例如什么叫本质，只能说本质是事物的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如此类推。”（《毛泽东文集》第8卷，1999，第326-327页）

[3] 另外，这也很容易被说成是中国自古即无阶级的问题，即看上去“由道德价值观念作领导，则贵贱是价值观念，不是阶级观念……此一观念在中国文化生命里既起领导作用，则阶级即消灭于无形。”（牟宗三：《历史哲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第164-165页）我们不妨从历史学家那里再检出一种证据：“李嘉图之后，继之以马克思，很少人在提到资本主义这一题目时，不会联想到意识形态和阶级斗争，这对中国的读者至为不利。我们瞻顾西方的现代社会，亟想知道他们整个国家进入商业体系，全国能以数目字管理的情况，这情况乃中国历史中所无，可是还未入门径，已被自然价格和交换价值等等名目混淆。其实这些理论上的技巧，既非一般读者所能掌握，尤非治学之至要。至于雇人作工，多做少给，在中国已早司空见惯，我们可以在史料中找出无数例证，即要改革，也用不着从读《资本论》开始。”（黄仁宇：《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第302页）

[4] 中国思想的行动本位、伦理本位之混合为一，固然对独立化的自然科学的体系形成有很大的制约作用，但同时也有力遏止时空观的过度地彼此分裂。以朱熹的义理学说为例，其最切近的学术目标是“格物穷理”，求理精神对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是两合的，致知的目的则意在求统一的道理和规律。这和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以时空的分裂为批判的抓手，转而求时空工作统一的进路是相暗合的。牟宗三用“有道统而无学统”言说中国古代社会，是过于严厉了，中肯的讲法是：道统强而学统弱。要之，“我们的中国史领域长期借用源自西方经验的模式，试图用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把中国历史套入斯密和马克思的古典理论。我们现在的目标应立足于建立中国研究自己的理论体系，这并非是退回到旧汉学的排外和孤立状态，而是以创造性的方式把中国的经验与世界其他部分联系起来。”（黄宗智：《经验与理论：中国社会、经济与法律的实践历史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第84页）

上主义[1]，彻底走历史理解之路。[2]

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整体工作语境中，这些方法和思维形式仍应归结为实践态的理论与行动的方法。[3]其经历数千年文明演化和养成之后，在现代思维体式熏陶之下，于当代中国重又激活，绽放出瑰丽的、独特性的工作魅力来。中国化的理解与工作体系标识出：本书所充分展示之中华传统方法的历史沉淀，已然和马克思所倡导的本真的工作批判方法进行了时代性融合，《资本论》已同时成为“中国化的《资本论》”。据之，本书写给那些正在思索着的人，并且人们愿意思考历史，即

写在前面P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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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这在东方文化传统中是“唯识论”，在西方文化传统中则是“唯知识论”。在唯识、先验理性的精神主旨上，它们原本也是相通的，且均从宗教的哲学开始。由于未能领会这层关系，致使梁漱溟“严厉批评”熊十力。其子这样评价自己的父亲：“父亲做了一件可能不获理解的事。一九六一年他写了一篇严厉批评熊十力的文章……父亲认为熊先生治学上的缺失已达到‘自毁’的程度，还说熊先生当年原已正确地认识了儒家精神，却一任自己个性和气质上的偏失发展，这直是一种‘堕落’。我说可能不获理解是指下述两点：一、父亲认为儒学、佛学（他称之为东方之学），与西方哲学是两回事。中国人引进西方哲学之后，误将东方之学看作与西方哲学相同的学问了，实则它们是两回事。东方之学实为一种生活实践，不在讲说与推究。熊先生是以对待西方哲学的态度对待东方之学了。二、如此严厉地批判是否过当和近于无情？”（梁培恕：《中国最后一个大儒：记父亲梁漱溟》，江苏文艺出版社，2012，第334页）

[2] 例如关于产品社会和商品社会的相生相克的看法。时下的争论从流行方面，或可总汇成“劳动分工问题”及“宪政问题”的对立与叠合。里面其实有一个人类文明分岔的起始点的历史研究：“恩格斯将奴隶制区分为古代的即希腊和罗马的劳动奴隶制，以及东方的家庭奴隶制两种；并且认为没有前者就没有农业和工业之间的更大规模的分工，就没有现代的欧洲，亦即希腊、罗马的奴隶制，以及取代罗马奴隶制的封建制，有利于欧洲资本主义的产生。东方的家庭奴隶制在历史上的作用，略有不同。”（陈其人：《世界经济发展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第394页）背后的规定还是一特定社会形态的具体研究问题。我们不妨直接用王亚南的论说进行了结。如针对1840-1940年代中国的发展，他明确说：“要之，商品价值的关系，是一种社会的关系。特定的社会形态，当然有适应着它，配合着它的特定商品形态和价值形态。中国的商品运动，既然无法突破封建传统的及国际资本统治的诸种障碍，则在它的运动过程中，就不能不使它的价值关系，显出不明确、极不完备的姿态来……中国的商品，大体上，不是当作商品生产出来，不是当作交换价值生产出来，而主要是由于从属于国际资本的我们的商业，以及与商业连同作用的高利贷业，多方促使我们那些原本是当作使用价值生产出来的土产物变为商品……前资本的、小生产的商品运动，就显然不是依着正常价值法则作用的结果。生产一般地不是由产业资本家所主动，剩余价值根本不能转化为统一的利润形态，商业利润，利息，乃至其他所得形态，更自无从由总产业利润分派出来……而在这里还得特别指出的，就是照应着我们这种落后的商品价值关系，在国际资本作用下，一定会依着通常殖民地对宗主国的经济交往或商品劳动转移过程……变成了国外资本的特殊利益……如其说，商品价值的发展的程度及其表现的形态，可以决定一个社会的本质及其全般经济的特定范畴，那我们上面有关中国社会商品价值的阐述就应当被视为理解中国全般经济中其他一切形态——如货币形态、资本形态、工资形态、利润形态等等——的锁钥。”（《中国经济原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第108-110页）

[3] “实践胜于一切理论”是马克思书写于《1868年11月14日致恩格斯》的主题，同时，马克思在《1870年5月7日致恩格斯》中认真批判了“实践先于一切”的巴枯宁主义的不当观点。两封信的书写主题：一者讲经济问题，一者讲政治问题。这说明实践的方法指向的是行动和理论的高度关联、一体。在后者当中，马克思揭露：“绝不追求原则，实践先于一切！可是，我们，西欧和美国，倒应当仅仅限于宣传巴枯宁先生的理论（即没有任何理论），也就是说要按照一切民族似乎已被消灭这样的精神宣传。因此，对内政策也好，对外政策也好，他也不许我们进行任何干预。多么狡猾的家伙！”（《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1974，第48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