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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人类的经济史与其说是追逐财富的历史，寻求技术进步的历史，不如说是找钱的历史。
张宇燕、高程在《美洲金银与西方世界的兴起》中讲到：从公元前一百万年至1500年,经过如此漫长的历史岁月，全球人均GDP仅艰难地增长了不到50%，且各地区之间的增长速度差异不大。16世纪后,西欧的增长却突然加速。根据麦迪逊提供的数据，从1500到1820年，以1990年国际美元价格计算，西欧人均GDP从670美元增至1269美元，增长了89.4%；而西欧以外的世界则从532美元增至594美元，仅增加了11.7%，二者之间的差距竟有近8倍之多。
张宇燕的结论为这是制度变迁带来的。
然而，在新宏观主义看来，以实物与货币的互动在逻辑上更为可靠。
1492年哥伦布的美洲新大陆发现，进而掠夺其金银，导致欧洲大陆美洲金银涌入，由此引发物价定向上涨，给实体经济带来了利润空间，进而触发了1765年珍妮纺织机、瓦特蒸汽机为代表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使供给大幅增加，引发货币的再次短缺，1789年第一次典型意义的经济周期出现；1840年英国爆发与中国的鸦片战争、获得大量白银赔款、更为重要的事持续的鸦片顺差，而一旦这种顺差消失，英国的经济增长也就走到了尽头，它被美利坚所取代，但经济周期也如影相随来到了美洲，并逐步扩散到了整个世界。
经济周期既有3到5年的短周期，也有50到60年的长周期，它给人类造成了巨大精神伤害和财富损失，在这个领域集中了人类高智商的群体，产生了门派众多的经济学家，但时至今日，对它的认识仍然是混沌一片，经济周期成为经济学的圣杯。
讨论经济周期离不开货币。货币最初是为了降低交易成本而出现的，随着分工与交换的发展，工业革命的出现，金银出现了数量不足与分布不均的矛盾，于是从金币、金块、金汇兑金本位过渡到纸币时代，但私人纸币的信用度不统一，于是央行出现，统一发行社会公认的货币，也就是现代纸币。
它解决了货币数量与分布的限制，但也带来一个致命缺陷——债务性。
原来的金银货币为一般厂商与金银采掘业交换而来，这种货币为物权货币，交换后整个经济系统没有增加债务。
但是，央行发行的现代纸币是对社会的负债，也就是它的第一个使用者是借贷而来，必须还本付息，这种货币是债务货币，然而，由于央行是货币的唯一供给者，因此，该债务是无法偿还的，只能以新还旧。后来的持有者由于是买卖所得，拥有的则是债权货币。
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给人类带来了持久的伤痛，以及滥发货币引发的崩溃让部分准备金成为重要的商业银行制度，于是借贷开始繁荣，商行制造了大量的衍生债务，根据《新宏观主义》，部分准备金是对储蓄进行的货币吸收，一个经济周期的最大产值为：基础货币/（储蓄率*准备金率），此刻，货币流动性为零，基础货币全部成为法定准备金沉淀在央行，实体经济发生钱荒。又如果得出年均GDP，那么，以该周期最大产值/年均GDP可得周期长度。中国目前的周期长度为4年。
部分准备金制的这一货币吸收作用已经被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所认识，20世纪90年代，美国、欧洲、日本等国纷纷降低法定准备金率，而英国以及英联邦的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墨西哥、巴西等国则实施零准备金制。
零准备金理论上可以消除钱荒，但是，它也意味着可以创造无限债务，这带来了两大问题：一是负债沉重，利润空间丧失，企业无处投资，这就是流动性陷阱；二是银行系统极度脆弱，天量的债务与孱弱的资本金，时刻面临挤兑的风险。这种机制的结果是短周期没了，经济波动变小了，但增长几乎也停止了，因为整个经济系统被债务所压制，陷入长周期的衰退与萧条。
而100%准备金制似乎是一个解决方案，但它实质是将银行的间接投资转变为储户的直接投资，类比银行理财，属于风险自负，由于没有从系统根除债务，因此，该方案属于债务转嫁。
经济学说史是从《国富论》开始的。它的理性自利假设为充分调动微观个体的创富积极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然而，受制于它的成书时代，它在宏观系统层次的实用性只能限定于自然经济与初期的商品经济，即适用于萨伊定律，因为当时典型意义的经济周期还没有出现。
马克思的《资本论》深刻描述了经济周期的发展期，商品过剩与贫富分化带来的荒谬，可惜，由于分析工具没有贯彻如一，没能跳出微观视野的束缚，只能停留在供给侧打转，其开出的计划经济药方否定了理性自利的微观基础，失去了创富的机制，带来的是普遍的不足与贫困。
《通论》作者凯恩斯经历了经济周期的高潮——大萧条，他同样观察到产能利用不足，他的方案是从宏观上寻找动力，要求ZF扩大投资，挽救社会资本，他的投资乘数理论描绘了一种加速机制。然而，他的理论还是根植于古典的静态均衡学说，不是通过严谨的逻辑分析得出结论，因此，动物性精神、消费倾向、效用等主观概念充斥其中也就不足为奇了。事实上，如果他能认识到宏观投资必然亏损这一新宏观主义的核心论断，那么他就可以理解所谓扩大ZF投资，不过是让ZF出头亏损负债，而让社会企业盈利，工人增加就业收入。更进一步，经济增长是由债务推动的，经济要增长，必须有人为此负债。
伯南克的《大萧条》开始逐步接近经济周期的本质，商品过剩是表象，金融与货币才是病根。他秉承货币主义鼻祖弗里德曼的理念，在危机爆发时果断实施量化宽松，避免了大萧条的再现。当然，这种挽救仍只是恢复原状，封堵的是债务悬河的溃口而已。
在《大衰退》中，辜朝明通过对公司的资产负债表分析，将经济周期的本质进一步暴露，“阳”的阶段为加杠杆，增债务，经济增长；“阴”的阶段为去杠杆，减债务，经济衰退。只是没有揭示出宏观债务的根源与机制。
英国金融服务局主席特纳的《债务与魔鬼》点中了现代金融市场的零和死穴，挑战了传统的信贷理念，宏观债务是错误的，并非反对微观的借贷，这种债务只能通过货币化解决。它相对于传统经济学无疑是巨大的理论进步，因为它相信，这种债务是无法偿还的。它的不足是试图将债务永久化而非根除。
日本一直被认为是最有可能尝试“直升机洒钱”政策的国家，即ZF直接给民众现金以刺激经济增长。2016年7月11日，安倍在本田的建议下会晤了前美联储主席伯南克。伯南克的东京访问之行恰逢市场猜测安倍可能诉诸于所谓的“直升机撒钱”之际，而伯南克是这一激进的货币宽松政策的拥护者。安倍特别顾问浜田弘一说，可以考虑直升机撒钱，但前提是这种政策只能一次性使用。这一策略包括央行直接向ZF支出提供融资或减税。报道显示，日本央行会半永久性地持有其所买入的日本国债；ZF会在商定的特定日元区间内发行国债。1930-40年代期间，日本曾经实施这一举措，但最终导致通胀直线飙升。更为重要的是，债务永久化势必破坏债权债务法律关系，损害产权，危及整个市场体系。国债并不能取得比企业债、消费债更高的豁免特权，那样只会激发两者对国债的寻租。
2016年7月20日，余永定在凤凰财经上发表《中国实际经济增长速度被高估 当前需警惕通缩》，该文指出潜在产出高于实际产出，但由于非统计学家，无法断定孰高。而较为可靠的衡量标准为产能利用率仅为70%，表明有效需求不足，应该再次实施标准的凯恩斯主义，增加财政支出和基础设施建设。此刻，已经无法顾及凯恩斯主义的滞胀与债务危机后遗症了。
但他承认，到底是有效供给不足，还是有效需求不足存在争议。一般认为经济周期是由有效需求不足导致的，中国尽管有自己的特色，但也摆脱不了周期约束。问题在于经济学在太多的根本性问题上不能达成一致——货币是否中性？投资需求是中间需求还是最终需求？经济系统是趋于均衡稳定的，还是相反？经济周期的根源？宏观债务能否偿还？不把这些问题搞清楚，相互对立的经济学观点与门派并行不悖，所谓供给侧与需求侧政策当然无法让人信服，经济学界的不争论事实上成为经济学发展与创新的重大障碍，缺乏逻辑的一致性成为经济学的致命弊病。
新宏观主义将供给循环与需求循环贯彻到宏观层面，创造出实物利润与货币利润分析工具。也即供给循环为实物循环，表征的是实物的投入产出之增值——实物利润；需求循环为货币循环，表征的是货币的成本与收入之增值——货币利润。
在自然经济时代，分工与交换不发达，货币为交换所得，也就是内生的，生产者没有还本付息的压力，因此生产的目的主要为实物利润，投资需求与消费需求均为最终需求，没有全面过剩，只有行业过剩，但这种行业过剩属于比例问题，市场自身可以调整，萨伊定律表明了这点，该时期，经济系统是均衡的。
由于分工与交换的发展与深化，工业革命的出现，导致实物利润激增，无法实现货币利润，于是发生严重通缩，进而爆发经济危机。央行的现代纸币出现，解决了货币数量约束，却也带来了货币性质的变化，由物权货币转变为债权货币，即央行给系统创造了基础债务，初始借贷者背负了还本付息的压力，加上中间加工商与工资储蓄导致的货币沉淀，该点可以从宏观经济学恒等式中的投资等于储蓄得以验证，储蓄转化为投资主要是间接投资，是通过商业银行衍生了债务，因此，初始借贷者的货币利润为负，即使实物利润为正。基础债务与衍生债务迫使生产者的目的由追求实物利润转变为追求货币利润，投资需求转变为中间需求，最终需求仅有消费需求。但是，消费需求来自投资需求，是投资需求的一部分，它不可能为投资需求带来货币利润，因此，这两种宏观债务不可偿还，只有通过周期性的债务灭失才能重启经济。
马克思的资本增值公式，区分了实物循环与货币循环，具备了实物利润与货币利润的萌芽，可惜只是应用到微观层面，没有得出剩余价值的实现离不开流通领域的实质为投资者在货币层面的内部竞争，更不能预测到货币性质的变化，而是想当然认为市场需求无限大，投资需求也为最终需求，偏执于重效率轻效益的劳动价值论，结果是陷入实物经济中的供给侧不能自拔。
美洲金银对欧洲大陆经济的重大刺激作用与鸦片战争的顺差拉动作用在经济学上的意义为经济增长离不开货币利润，也即货币利润与实物利润同为发达商品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两者缺一不可。该结论为经济史所证明，大英帝国的兴衰，战后德国、日本的快速崛起，亚洲四小龙、中国30年的高速发展，顺差拉动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反之，逆差国的债务拉动引发的则是产业空洞化、资产泡沫化、增长滞胀化。
顺差拉动相对于债务拉动的优势是负债率低，但劣势也是明显的：它导致本国物价逐步高涨，进而失去顺差优势；资源枯竭、环境污染；顺差债权不可偿还等国民福利损失。
新宏观主义在分析了顺差拉动的优劣后，扬长避短，提出了出口公益经济的储备需求解决方案。
即央行购买准公共品，相当于顺差拉动的外汇占款，保留了货币发行的买卖性而非借贷性，消除了货币的债务性。
而央行购买准公共品的新增货币为社会的负债，它的创还不是纸币，而是实物财富，即准公共品为社会免费使用。
随着生产力的效率提升，实物利润的增加，准公共品的范围可以逐步扩大，目前可为高铁铁路与高速公路的通行费、清洁空气、重大专利。
储备需求为过剩资本摆脱了流动性陷阱，避免了负利率，它促使社保等储蓄资金购买能生产准公共品的资产，由储蓄资金转变为储备资产，最终实现间接投资转变为直接投资，从而化解债务危机，更为央行目前笨拙且无效的再贷款指明了出路。以中国目前年均GDP60万亿元计，比照外汇占款，央行每年增发货币3万亿元。
它的实施方式基于市场化，通过建立新型财富市场，以多主体的竞标得以完成。
相较于顺差拉动、债务拉动、计划经济，该方案具有明显的优势，能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是强国利民的重大方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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