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社会原理——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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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三大社会工具系统内部的竞争

    那么，构成文明社会的三大社会工具系统自身是否存在着不断演化的可能呢？答案是肯定的。原因在于，首先从可能性方面来看，由于实际操纵和应用三大社会工具的都是活生生的“人”，而这些“人”由于自身的局限，不可能一下子就对这三个工具的运行规律“洞若观火”，也不可能一下子就对三大工具“运用自如”，因此，这就产生出一个三大工具自身不断发展完善的问题，也就是都有一个不断地从不完善到完善的发展演化问题。但这还只是三大系统发展演化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要转化成实际的现实性，还必须有另一个条件。这个条件就是，在三大社会系统的内部，各自均存在着不可避免的竞争压力。而正是这种竞争的压力，会导致三大系统各自实际发生或快或慢的演化。下面我们分别讨论一下。

我们先来看一下行政系统内部存在的竞争压力。我们知道，在一个人类文明社会中，有能力并且也有愿望承担“最高共同意志”角色的人，虽然其在整个社会中占绝对的少数，但其自身的绝对数量是相当大的（例如，在我们当代中国，有能力也有愿望担任共产党总书记的人恐怕不止成百上千）。而整个社会共同体所需要的最高意志只是一个人，这样就不可避免地要产生竞争。

虽然新出现的竞争者的力量与既存的有组织的“共同意志”代表的力量相比，处于绝对的劣势，但只要现存的行政系统自身存在着不完善或弊端（不论这种不完善或弊端是由“共同意志”的决策失误引起的，还是自身的人格缺陷导致的，或者是由整个行政系统的体制缺陷造成的），那么新的竞争者就必然会利用这些弊端寻找机会，或者公开地从既存的、因为弊端而腐败或运转失灵了的行政系统外部，把所有受弊端之苦或受腐败之苦的人们组织团结起来，发展起一股新的相对更完善一些的行政系统力量，来把整个原有的行政系统全部推翻，从而建立一个新的、自己当上“最高共同意志”的行政系统；或者是进入现存行政系统内部，用自身的表现证明自己比现有的“共同意志”更加优秀、或提出一种更完善的制度构想，从而导致直接废弃旧的最高意志而自己取而代之。

而面对这种始终存在的竞争威胁，无论是做为既存的行政系统自身，还是其最高的共同意志的代表，出于保护自己的本能，就必然会想方设法不断完善自己的制度体系，以使新的异己力量无机可乘。但我们知道，现实中只存在相对较好的制度和相对较差的制度，而并无一种十全十美、绝对没有丝毫弊端的制度。或者更具体地来说，任何一个可以医治旧的弊端的措施在去除旧弊端的同时，都会带来新的弊端，而且，这个新的弊端的危害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增大。于是，就逼迫着这个行政系统自身又要去想出更新的措施来防止这新产生的弊端。如此反复推进，就促成了行政系统自身不断的演化，而且，这种演化没有穷期。

    同样，在市场系统内部，这种由不同的“中介”代理人相互之间的竞争所导致的压力更是直观而明显。将来无论社会怎么发展，只要商品种类的数量远远小于整个人口中有能力也有愿望充当“交换中介”代表的人们的数量，也就是说，只要同一种商品会有许多不同的“中介”来组织生产，并且，任何一种商品或服务都不会十全十美，都有可能被另一种更好的或更便宜的商品或服务所取代，那么，大量的中介之间相互竞争的现象就永远无法消除，从而市场系统自身的发展演化也就永远无法消除。更具体地来说，那些后来的“中介”们总会想法设法改进产品的生产，或更重要的是，会想方设法找出更好的中介服务方式，或改进现有的中介服务方式，从而推动整个市场系统向更高级更复杂的路径上发展。但新的中介方式往往连带来新的或明显或隐蔽的另一种风险（例如美国创新的各种金融衍生产品所引发的2007年的房地产次贷危机及最终导致的整个世界的金融危机），于是，又逼迫人们去发明出更新更复杂的中介方式……如此反复推进演化，同样没有穷期。总之，市场系统中始终存在着“不进则退”的竞争。

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理念系统的演化情况。同样，类似于行政系统和市场系统，在社会总人口中，能够创建一个理论体系来对自然界和社会现象进行系统解释的人（天才），虽然在某一时代的社会总人口中的相对数量很少，有时甚至只有一个，但全体人类自身历朝历代累积起来的理论天才的绝对数量却很大。而我们知道，一旦某个特定时代的某个人率先创造出了一个理论体系，从而获得了巨大的荣誉，那么，那些和他同时代的其他天才及在他之后出生的理论天才们就处于一种十分不利的地位，因为他们既不可能把这个理论体系消灭，也不可能取而代之（说这个理论体系是我创建的），或再把这个理论体系重新创建一遍，从而把这个荣誉夺为己有。这样就仅剩下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其他或后来的天才们去想方设法创建一个全新的理论体系来和旧的既存的理论体系相抗衡。而在大自然及社会中，同一种现象往往可以有多种不同的原因、不同的解释，同一件事情也往往可以有多种不同的解决方案，而且，更多的、新出现的历史经验往往也为后来者提供了更优越的分析条件，所有这些都为新理论的产生创造了前提。另一种可能是，后来的天才们努力找出旧理论的缺陷从而对其加以修正、完善，因为任何人的天赋能力均有限，再加上客观历史条件的限制，这就为修正该理论的后来人提供了前提条件。总之，无论这两条道路何者能更有利于同时代的另一个天才人物或后来时代的天才人物，它们都会造成理念系统自身的不断发展和完善。

以上说的是理念系统自身演化的可能性。当然，除此之外，也许更重要的是，从现实可能性的角度、从理念系统自身的社会校正功能的角度来看，随着行政系统和市场系统的不断发展演化，它们会不断提出新的问题、新的困难，要求理念系统来解答，来提出应对的方案。因此，理念系统相对应地也必须不断发展演化，才能跟上社会的变化、行政系统的变化、市场系统的变化对它的要求。

以上我们讨论了一下三大系统内部所存在的竞争压力和其所导致的发展演化的现实动力，下面我们再来简单地考察一下人类历史，看一下实际情况又是怎样的。拿行政系统来说，无论是古罗马行政系统较明显的演化（从“共和”到“帝国”再到衰亡），还是中华文明行政系统不太明显的演化（从禅让制到世袭制，从察举制、九品中正制到科举制，从分封制到中央集权的逐渐增强），都基本上属于行政系统自身的演化（即：和各自社会中同时存在的另外两个社会系统基本不相关的演化）。而近当代欧美各国相继出现的主权、多党制、代议制、总统制则又是行政系统在另外两大社会系统的强烈影响下所发生的自身演化。至于市场系统由竞争机制所带来的演化更是人所共知，例如欧美的市场系统越来越发达，行业越来越多，分工越来越细，市场运行机制越来越健全，以及从第一产业占优发展到第二产业占优，又发展到第三产业占优，从单一的商品市场，到劳动力市场、资源品市场、资本品（金融）市场的不断出现和完善，再如当代各种令人眼花缭乱的高级金融衍生品的次递出现，等等。

最后再看一下理念系统的自身实际演化情况。自然科学理论和社会科学理论就不去讨论了，我们这里只简单考察一下两个似乎最不具有发展演化动力的佛教理论体系和儒教理论体系。先看一下佛教。佛教主张与世无争，根绝欲望，听凭命运轮回的安排，且和另外两个社会系统没有什么直接的利害冲突（暂不考虑，例如类似中国历史上因佛教徒的激增导致的行政系统税源减少所带来的冲突，只考虑佛教理念本身），但我们只要稍一考察佛教思想史，就可看出其内部自身理念的不断发展演化，以致不断出现新的思想流派。这里我们也不去仔细考察佛教的众多的流派，而仅简略考察一下佛教流派中的一支——藏传佛教的自身发展演化情况。（见下表）

  我们知道，西藏地处偏僻、封闭、人口稀少，按道理理念系统自身内部的竞争压力也应相对较弱，但即使这样，藏传佛教仍然发展出了令人眼花缭乱的众多流派，理念系统的自身实际演化能力，由此可见一斑。

我们再看一下中国的儒教。由于中华文明中的行政系统过于强大，理念系统先天发育条件不足，再加上科举制度对理念系统的强大禁锢作用，似乎儒教自身已完全丧失了发展演化的可能。但只要一查历史，就可看出，儒教自身也在不断的发展演化之中。从孔孟早期的儒教到董仲舒的天人合一，到宋代程朱理学，再到明代王阳明，儒教自身也总在不断发展变化着，虽然这种变化由于“独尊儒术”的原因（缺乏外部的竞争机制）而有些缓慢。注意，我们这里所说的儒教自身的演化，主要并不是由于行政系统的需要而产生的，而基本上是其自身的内部竞争压力而产生的。而且，往往在儒教内部产生出一种新的“修正”理论之后，行政系统的第一反应往往就是不承认，先宣布其为伪学，直到后来看到“伪学”渐渐成势，且最终发现这个新的伪学确实对自身无害（甚至有利）时，才予以正式承认。也就是说，儒教的发展演化主要不是行政系统（更不是市场系统）的功劳。

总之一句话，组成文明社会的三大社会系统各自内部的竞争压力导致了三大社会系统各自的发展演化；而三大社会系统各自的发展演化动力合起来，以及它们彼此之间的相互影响，又从根本上构成了整个文明社会的发展演化动力。当然，以上我们是从最根本的原因上来考察文明社会不断发展演化的动力，也就是说，假设整个世界上只存在着唯一的一个文明社会，这个文明社会自身也会发生演化的（例如一直相对独立的中华文明），尽管这种发展演化相对来说会比较缓慢。实际上，促使文明社会发生演化的，还有外部的原因，即不同文明社会之间的竞争。后面我们将会看到，这种外部的竞争机制对演化所起的作用实际上很大，因为它大大加强了文明社会内部的竞争机制。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在一个文明社会中，三大社会系统各自的内部竞争压力的强度是不一样的。一般来说，行政系统内部的竞争压力相对较弱：因为，一个新生行政力量的成功，一方面要取决于自己的正确，另一方面更要取决于对方的重大失误。但在市场系统中则不然，新生的市场力量只要做到自身正确就行，对方失不失误并不十分重要，正因为如此，市场内部的竞争压力相对要大得多。而理念系统内部的竞争压力则时大时小，竞争的领域也时宽时窄，这经常要取决于一些偶然因素。如果同时代的天才稍多了一些，则竞争明显加大；或整个社会一元化的程度加强了，则不同领域间的竞争会减弱，而在同一领域内的派别之争会明显加强，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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