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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国成（湖南科技大学商学院）
新兴古典经济学是由已故华人经济学家杨小凯教授领衔发展的经济学体系，是一个以分工为核心范畴，以分工演化为主线，以报酬递增和超边际分析为主要特征，在一般均衡框架下，在分工经济与交易费用等一系列两难冲突折中中形成的理论体系。詹姆斯·布坎南（198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连续两年（2002年与2003年）都提名杨小凯为诺贝尔经济学奖候选人。该理论对当今中国经济发展选择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市场供给与市场需求不过是分工的两个侧面
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推动经济发展，要更加注重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稳定经济增长，要更加注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际上提出了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如何实现我国经济稳定且高质量发展的艰巨任务。这两个问题相辅相成，一定的经济增长可以为提高发展质量创造所需要的物质条件与市场；而经济发展质量提高了可以更好地促进经济增长，表现为更高的经济增长。
每当经济增长下行时，为了解决经济增长稳定性问题，习惯采用凯恩斯主义及其政策主张，通过宽松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刺激投资、消费和出口，扩大总需求来拉动经济增长。根据凯恩斯主义理论，是否采取刺激需求的政策，依据的是现实生产力是否达到潜在生产力水平（即充分就业时的生产力水平）。如果没有达到，则刺激需求是有效的；反之，则是无效的。实际上，这种依据存在很问题。假设一种极端情况：一个国家只有一种产业，而且这种产业已经成熟，市场已经饱和，尽管现实生产力还远低于潜在生产力，这时采取刺激需求政策有效吗？显然，答案是否定的。也就是说，是否采取刺激需求的政策，要看该产业或产品在满足社会需求上是否趋于饱和。某种产业或产品在还没有达到潜在生产力水平时市场供求就已经饱和了，这时刺激需求才会真正掉入流动性偏好陷阱，居民手中多余的钱或存入银行，或进入其他虚拟经济领域，并不能转化为对实体经济的需求，增加供给只能导致产能过剩。这就是2010年以来，我国需求刺激政策效应递减的根源所在，因为重化工工业阶段的传统产业群（包括重工业、轻工业、基础设施、房地产业等等）已日渐成熟。因此，刺激需求侧万万不能离开供给侧，最终要看供给的产业或产品市场是否趋于饱和。
现在转向采用供给学派及其政策主张，试图从供给侧解决发展质量进而解决经济增长稳定问题。毫无疑问，这个方向是正确的。问题是当强调供给侧时能离开需求侧吗？假设另一种极端情况：把高质量的苹果手机与一个低收入国家或低收入人群进行匹配。显然，这种匹配即使有高质量的产品也未必带来较高的经济增长。因此，供给也离不开需求。
纵观世界经济发展历史，在应对经济下行甚至停滞时，时而依据凯恩斯主义理论采取刺激调需求的经济政策，时而依据供给学派理论采取改善供给的经济政策，往往还陷入非此即彼的境地。为什么会这样？我认为根源是经济理论体系出了问题。具体来说，就是新古典经济学抛弃了古典经济学的分工思想，正如斯蒂格勒所说：“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几乎没有人运用分工理论”（《The Successes and Failuresof Professor Smith》，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84, 1199-1213. P. 1209）。新兴古典经济学告诉我们，需求与供给不过是分工的两个侧面，抛弃了分工这个范畴，在理论体系上就不能自然而然地把供给与需求有机统一起来，在实践上就会自觉不自觉地陷入非此即彼的境地。
二、内生优势理论、劳动专业化与发展质量
新兴古典经济学认为个体层面的劳动专业化与社会层面的专业多样化是分工的两个基本方面。一个经济体的发展质量其根基是产品质量与企业效益，而这又依赖于分工，正如亚当·斯密说：“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亚当·斯密讲绝对优势主要是指因后天选择不同的专业而内生获得的，强调人的能动性、组织效率和比较优势的动态性，这与李嘉图的外生比较优势和赫克歇尔-俄林的要素禀赋比较优势有本质的差别，后两者更强调先天条件对行动主体的约束，比较优势变成静态的，人的能动性基本消失。新兴古典经济学的重大贡献之一是挖掘了亚当·斯密基于劳动专业化的内生优势思想，并模型化。这一理论对当今现实的指导意义就是鼓励企业走专业化的发展道路，培育内生优势和核心竞争力。如果我们的企业都像华为、格力等企业一样走专业化发展道路，就可以为市场提供更多高质量的产品，就可以成长出更多效益好、有竞争力的企业，而老百姓不需要跑到日本买马桶、电饭煲！从社会整体看，不同企业各自专业化于不同产品，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免过度重复建设带来的产能过剩！。中低端产品过剩、传统产业产能过剩、高端产品不足、结构性的有效供给不足等发展质量不高问题就会极大缓解。专业化是企业产品质量不断持续改进和提高的基本道路，进而也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道路，我国的企业要向日本和德国的企业学习，他们更多的是“体现斯密代表的重视作为后天条件的分工和专业化的传统。日本和德国的企业强调本国在一个产业的分工里占据何种位置在国际贸易中才更有利。他们不靠低价格来竞争，而主要是靠产品与服务的质量来竞争”（高柏：《杨小凯的贡献到底何在？》，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58292?full=y）。为了促进企业的专业化发展，理论上要坚持新兴古典经济学发展的基于专业化的内生优势理论，倡导企业做专，在一定领域持续耕耘，像华为、格力一样，有了钱，不断用于开发新技术、新产品和新市场，持续培育内生优势，这种由专而强、由强而大才可靠。
三、综合比较优势理论、专业多样化与增长稳定性
经济周期受产业周期的制约，当一个产业成熟之后，经济增长就会停滞。如果一个国家的产业、产品种类丰富，虽然一个产业、产品成熟了，但其他产业、产品还处于成长期，则经济仍然还可以保持较高增长。因此，产业多样化可以熨平单个产业周期对整体产业周期的影响，进而熨平经济周期，提高经济增长的稳定性。问题在于如果按照李嘉图的外生比较优势和赫克歇尔-俄林的要素禀赋比较优势，很多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我们没有外生比较优势而不应该选择的，这就导致专业多样化大打折扣。但是，新兴古典经济学发展出了综合比较优势理论，使比较优势理论由单因素比较优势向多因素比较优势转变，由注重外生比较优势向外生与内生比较优势并重转变，由国内、国际贸易理论分离向国内、国际贸易理论统一转变。认为一个经济主体的比较优势受技术效率、资源察赋和交易效率等多因素的综合影响，最终决定于外生和内生比较优势相互作用的净效果。它的实践意义在于经济主体应该在充分利用外生比较优势的基础上，致力于专业化基础上的内生比较优势的形成与发展，即使一个经济主体可能在某产品上的外生比较优势处于不利地位，但只要内生比较优势足够高，它仍然可以选择生产该产品，以色列的农业就是典型案例。所以，为了促进我国专业多样化发展，在理论上要坚持综合比较优势理论，有外生比较优势的产业要不断发展，没有外生比较优势的产业可以通过培育内生比较优势来发展，我国的航空航天、高铁等产业正是这样发展起来！要摆脱外生比较优势理论的桎梏，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通过创新创业大力推进产业、产品、技术、模式等多样化发展，获得专业多样化经济，增强我国经济增长的稳定性。
四、投资分工潜力理论与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无论是理论界，还是政府与企业界，都非常困惑，为什么2010年后我国投资需求刺激政策的经济增长效应不断递减？根据西方新古典增长理论，储蓄转化投资就会带来经济增长，但是刺激投资需求的政策在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曾失效过，在今天的中国其效应也在不断递减。如果用新兴古典经济学的投资分工潜力理论来审视，一切就豁然开朗！新兴古典经济学继承了亚当.斯密、马克思等人的资本理论思想，“如果投资不是用来发展适当的分工模式和提高分工水平的话，则投资于物质资本品、教育或研究并不能自动地提高未来的生产力。因此，围绕资本概念的关键问题并不在于我们投资和储蓄多少，而是什么样的分工水平和模式被用于机器、教育以及研究的投资上”（《经济学：新兴古典与新古典框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第294页）。这就非常清晰地告诉我们，投资应该投向分工潜力大、有利于提高社会分工水平的领域。我国今天的情况与美国20世纪70年代的情况有极大的相似之处，处于重化工业化的成熟阶段。这个阶段的重工业、轻工业、房地产业、基础设施建设都已经成熟或日渐成熟，分工潜力可以说基本被挖掘殆尽。这时，对这些领域投资再多，也难以提高未来的生产力，不能带来较高的经济增长。美国在经济陷入滞涨之后，之所以于20世纪80年大力发展以信息产业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群，是因为这些领域分工潜力大，有利于进一步提高社会分工水平和未来生产力。“前车之鉴，后车之师”，准确把握我国工业化的发展阶段，投资重点应该不再是分工潜力挖掘殆尽的领域，而是分工潜力大的领域。对于分工潜力挖掘殆尽的领域应该去产能、去库存，对于分工潜力大的领域，例如战略性新兴产业，要积极推进《中国制造2025》，加大投资力度，加快培育新的发展动能，增强持续增长动力。
五、市场范围理论与人口、收入及开放战略
当产业多样化发展了，当因专业化而产能扩大了，产品到哪里去？新兴古典经济学继承了斯密和杨格关于市场范围与分工关系的思想并模型化，市场范围决定分工水平，分工水平反过来又决定市场范围。所谓市场范围，就是指市场需求规模，这与人口规模、收入水平、收入结构、货币供给、开放水平等密切相关。
以人口规模为例，过去关于人口规模是否有利于经济发展在理论上莫衷一是，新古典增长模型认为人口规模扩大对经济发展将有负面影响，这与改革前的中国即印度的情况相一致；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认为人口规模扩大对经济发展有积极作用，这与美国、澳大利亚早起的经济发展一致。而新兴古典经济学告诉我们，人口规模对经济发展是否有利，不能一概而论，取决于交易效率是否提高进而促进分工发展（杨小凯：《发展经济学：超边际与边际分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第95页）。改革开放前，由于交易效率比较低，使得较低的人均真实收入与大规模人口同时并存，人口成为经济发展的负担，改革伊始就执行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但是，改革开放提高了交易效率，深化了社会分工水平，较高的人均收入增长与大规模人口并存。这时，人口规模不仅不是经济发展的负担，反而是经济发展的有利条件，大规模人口为分工演进提供了更大的空间。因此，实施相对宽松的人口生育政策是非常必要。
在宏观经济政策上，既要保持居民收入的合理增长，又要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既要防止出现通货膨胀，又要止出现通货紧缩，保持微刺激、定向刺激非常必要，以提供适度的市场需求，避免出现系统性风险。
在开放战略上，如何认识“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性？许多人强调“一带一路”可以消化国内过剩产能。这是十分狭隘的，很容易导致相关国家的反感。从新兴古典经济学视角来看，“一带一路”与互联网具有共同的本质，那就是通过改善相关国家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提升互联互通的能力，降低单位产品的外生交易费用，提高交易效率，深化全球分工水平，扩大市场范围，同样能够产生“长尾现象”（克里斯·安德森：《长尾理论》，中信出版社，2012年9月第3版），使许多过去不赚钱的产品因市场范围扩大而变得有利可图，真正实现互利互惠、合作共赢。此外，人民币汇率适度贬值是必要的，以增强我国产品出口竞争能力。
六、内生交易费用理论与“四个全面”战略部署
新兴古典经济学认为，尽管从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来看分工是国富民裕的根本途径，但却不能任意提高社会分工水平。分工水平决定于分工经济与交易费用的比较。如果分工经济大于交易费用，人们就会选择专业化与社会分工；反之，则会选择自给自足。如果给定分工经济，要提高分工水平，获取分工的潜在收益，途径就是降低交易费用，提高交易效率。为此，人类采取了很多方法，如发明货币，建立城市，改善交通与通讯，设计保险机制，界定产权与完善法制，专业商人的出现，以及互联网等等。正是这些办法的运用，提高了交易效率，极大地促进了社会分工，改进了劳动生产率，改善了人类生活。
提高交易效率（即降低单位产品和服务交易的交易成本），要降低外生和内生两类交易成本。外生交易成本是指在交易过程中直接或间接发生的那些费用，在决策前人们就知道的，如运输途中的损耗，它不是由于决策者的利益冲突导致经济扭曲的结果。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用于交易的各类基础设施（如交通、通信、网络等）有了长足发展，城市化水平有了显著提高，这对于降低单位产品的外生交易费用，提高交易效率发挥了巨大作用，极大地促进了社会分工和经济发展。内生交易成本是个体自利决策之间交互作用的后果，是人们在交易中争夺分工好处的机会主义行为导致市场均衡偏离帕累托最优的一种扭曲。“内生交易成本对均衡的分工网络规模和经济发展的意义较之于外生交易成本更为重要，因为内生交易成本是由个人的决策以及他们对体制和合约安排的选择决定的”（杨小凯：《经济学：新兴古典与新古典框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第171页）。既然是内生的，就可以通过制度创新、习惯改善、道德水准提高而加以减少，是可以大有作为的领域。“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对于尽可能减少甚至消除各类机会主义行为（包括腐败行为）产生的土壤意义重大，有利于以降低内生交易成本，促进社会分工发展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以上仅仅是根据现实情况，择要阐述了新兴古典经济学中的相关理论。尽管如此，也可以清晰地看到，紧紧围绕深化社会分工这一主题，就可以把供给侧与需求侧统一起来，把稳增长与提高发展质量统一起来，把目前实施的各类战略与举措统一到一个逻辑一致的理论体系中来。与凯恩斯主义和供给学派理论体系比较，由杨小凯创立的新兴古典经济学，是一个更全面的理论体系，更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然而，在中国今天的经济理论界，几乎无人真正关注新兴古典经济学理论，这是非常令人惋惜的事情！科斯说：“我相信经济增长的秘诀是分工·····中国有那么多优秀的年轻人，那么多优秀的经济学者，哪怕只有一少部分人去关心真实世界，去研究分工和生产的制度结构，就一定会改变经济学”（《科斯对中国十大忠告》，来源http://finance.ifeng.com/news/special/Coasezg/）。当我们不断寻找他山之石时，却丢弃了自己的美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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