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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由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提出并建立了“双肩挑”政治辅导员制度。清华的“双肩挑”辅导员制度，是从高年级本科生和研究生中选取一部分专业素养高、政治思想可靠的学生，担任本科生的带班辅导员或者团委等部门的辅导员，负责学生的思想引导工作。随后，辅导员制度逐渐推广到全国范围内的高校。在60余年中，高校辅导员的人员构成出现了两个类型。第一种是由研究生担任的“双肩挑”辅导员，即学生身份的辅导员；另一种是专职辅导员，设置专门的辅导员岗位，由高校教职工担任。目前，国内的大部分高校实行专职辅导员制度，以清华大学为代表的少数高校实行“双肩挑”辅导员制度
说大学辅导员是个坏制度，这并不是说，辅导员人不好，辅导员都是坏人，而是说，坏的辅导员制度把辅导员这些好人变坏了。之所以说大学辅导员制度是个坏制度，是因为如下的理由。
第一，大学辅导员制度是一个中国不好的特色。看西方国家大学，没有一所大学有辅导员制度的，只有中国有。西方大学的实践表明，没有辅导员制度，大学也运转良好，科学家、政治家、思想家、社会优秀人才不断涌现。即使大部分学生没有功成名就，也是活得有尊严，有个性，有追求。更为主要的是，西方大学是学术自由，教授治校，校长定位于教育家，这样的大学定位，根本不需要辅导员，学术自由没有辅导员的份，教授治学，自然让学生体悟到什么叫学术自由，什么叫学术品质。教授治校，本就没有辅导员的份。大学校长是教育家，自然懂得大学自身的发展规律，不会干涉学术自由，不会干涉教授治校。中国的事就是奇怪，西方大学好的东西没学来，非得要搞中国独创，搞个独创就得有一个不伦不类的制度，这个不伦不类的制度就是辅导员制度。虽然中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学术自由，没有教授治校，大学校长只是个行政官员，行政官员不是想服务，而是想管事，这一管事，就得有个机构管事，其中一个管事机构就是辅导员，辅导员就成了大学校长的触须，通过辅导员了解学生的思想动态，老师的思想动态，甚至还以各种各样的理由干涉老师的那点可怜巴巴的残存的学术火花。结果就是，教授不能治校，辅导员参与治校，大学校长不是教育家，没有为大学提供良好的服务，而是整治教授，尤其是那些有独立思想有个性的教授，都在被整治之列，在整治教授的过程中，辅导员起到了帮凶的作用
第二，辅导员的功能性错位。
辅导员抓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是基本功能，这一角色功能在2004年得到制度性肯定。而这一制度性定位，带来的巨大问题是，学生的行为可以管理，学生的思想却是不可治理的，从现实来看，辅导员在思想政治上并没有做什么具体的工作，而在学生的行为上却花费了巨大的精力。学生辅导员的手机24小时都保持开机状态，尤其是在重大国家事件、学生开学、学生毕业、学生自杀等事件中，让辅导员处于高度紧张状态。而正是由于这些事件的出现，反而让辅导员自身感受到了存在的价值，感受到了存在的重要性。大学没有辅导员制度，没有辅导员就会乱，辅导员具有稳定大学的功能。这一功能使辅导员功能错位，思想政治教育不自觉地变成辅助性功能，而管理与稳定却成了辅导员的基本功能。
第三，大学辅导员学术水平偏低。
过去的大学辅导员大都是本科毕业，现在要求研究生毕业，研究生毕业还不够，还得读博士。现在有一个专业博士点，叫思想政治教育博士点，这个点，就是为辅导员读博士提供便利的。这样做的目的，是希望辅导员的学历水平提高之后，为学生提供一个学习的榜样，让学生好好学习，应该说，这样的出发点是好的，动机也是好的。何况思想政治教育博士点本身就没有什么学术可言，这一专业读的经典著作都极其稀少，所学习的书与文章大都是经验总结，对于提升学术水平并没有太大的作用。即使辅导员博士毕业，也就只赚个名声而已。表面上，辅导员的学历在提高，学术水平在提高，实际上仍然在原地踏步走或者低水平运作。辅导员评职都是单独评，而不是与教授一起评，否则，辅导员缺少竞争力。他们发的所谓的著作，大都是编书，所发的文章，很少能在核心期刊以上的杂志发表，而发表的文章，也基本都是重复性地对管理大学生的经验总结。学术水平偏低，不会读书，不会搞科研，不想搞学术，又不会搞学术，咋能带出能搞学术有读书品味的学生呢？
辅导员与大学生在一起经常谈到的是已经毕业的某个学生当官了，当了科级干部了，当了局级干部了，就是不谈某个学生学术搞得好，因为在辅导员看来，搞学术没有用。
第四，大学辅导员扭曲了大学生的价值观。
大学生到大学来，本来就是受高等教育而来，本来就是为学习而来，如果学生只为学习而来，辅导员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于是，他们通过各种各样的活动，把学生吸引到非学习方面中来，从而为辅导员提供政绩服务。这些活动，由辅导员出面，让学生会干部干活，搞五花八门的活动，这些活动还美其名约是建立大学生校园文化。这些活动占用了学生的正常学习时间，尤其是学生会干部，为了应对辅导员的活动，为了在活动中分享辅导员的一杯羹，也是十分卖力，长期以往，学生会干部不爱学习，学生不爱学习，大学的学习场所，变成了活动的场所。同时，辅导员又对大学生的入党、福利待遇、分配具有决定性的建议权，辅导员的腐败也在所难免。
每到教师节，都会看到一个校园奇特的景观，大学生给辅导员过教师节，而教师本身被学生冷落，一个好好的大学，就这样变成了辅导员的大学。学生毕业之后，记住的是大学辅导员，而不是亲自给他们授课的教师，这让教师情何以堪。
第五，个别辅导员的腐败。
社会上考公务员，一般要求是党员，大学生想考公务员，就得入党。个别不良辅导员利用这个权力，就推荐想入党的学生入党。有的大学生学习好，工作好，不用送礼也能入党。有的大学生学习不好，进入不了相应的入党考核标准，家长又有钱，或者有权，就给辅导员送礼，少则上千，多到上万，个别辅导员在金钱的驱使下就使尽浑身解数让学生入党。据传说如果一个辅导员带一个大系，一年收礼的收入就可至十万元，辅导员的收入与学生的规模成正比，学生越多，收学生钱的几率就越大，学生越少，收学生钱的几率就越小。所以辅导员都愿意带大系的学生，大系学生多。 同时，由于辅导员与大学学生会干部联系密切，大学学生会干部不但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而且是一个精致的腐败分子。他们没有进入社会，对于社会的腐败已经适应，他们更能适应社会生活
第六，大学辅导员的升迁扭曲了大学制度。
制度决定人，辅导员制度决定辅导员的价值偏好和价值选择。大学辅导员会追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其中最大化的方式有两种，一是评职称，二是升迁。他们在评职称方面具有单独评的特权，他们在升迁方面也有独到的门路。辅导员的升迁，不会走各学院院长校长的路线，因为他们知道，此路不通，大学再不好，院长校长都是教授硕导博导的，至少也得有点论文方面的硬通货，这方面是辅导员的短板。他们走的路，是党部门的路，他们最终的选择，是到各学院当书记，或者是到学校当党委书记。一般而言，当党委书记的可能性小，当院书记的可能性大。所以他们都在为当院的书记而努力。在党委领导下的体制下，辅导员当书记是他们的最佳的捷径式选择。当院的书记也是主管意识形态，主管意识形态就要政治正确，而政治正确往往与学术发生矛盾，在逻辑上和事实上容易造成书记与教师之间的矛盾。
不过，有的辅导员当上书记之后基本上也就是混到退休，基本不管事，与教师的关系也就相安无事。或者，书记去搞创收，为教师谋点福利。也就是说，辅导员当了书记之后，也就基本上无所作为，类似于鸡肋。
第七，大学辅导员阻滞了学生的自治能力。
按道理讲，学生十八岁之后就有了自理能力，就要发挥大学生的自治能力，而不是限制学生的自理能力。但大学辅导员经常以大学生自理能力差为理由，不断地侵占学生的自理地盘，管理学生的吃喝拉撒睡，管理学生的思想，管理学生的心理，管理学生的卫生，管理学生的学习，管理学生的方方面面，使得学生暂时脱离了家之后，多了辅导员这个婆婆。辅导员什么都管，什么都管不好，搞得学生无所适从，辅导员疲于奔命。一个经验的比较结果是，同是高中同学，出国留学的学生自理能力远远超过中国大学生的自理能力，这不能不说与辅导员的管理方式有关。
大学辅导员制度，是教育行政化的怪胎，如果把教育行政化比作皮，那么辅导员制度就是毛，只有去掉行政化的皮，才能根除辅导员制度的毛。正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从根本上说，要取消教育行政化的制度，回归大学的本位。从目前来说，应该淡化辅导员制度，减少辅导员的数量，让辅导员转轨，转管理职能为服务职能。否则，大学的耻辱柱上，必然刻有辅导员制度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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