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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国志数据库-《保卫资本论》第十六章
月移花影约重来
——题引
楔子
（一）
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卡尔·马克思的名字具有号召革命的魔力。在一定的程度上，这可能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就我们的看法而言，马克思并不是一位十足的政治活动家。他是一位知识渊博、目光犀利的经济思想家，或许他是有史以来最值得关注的资本主义动力的分析家……在世界伟大思想家的行列里，马克思毫无疑问是隶属其中的成员，然而他的适当的地位是历史学家。更确切地说，俯瞰整个社会学、哲学，当然也包括经济学的思想史，马克思都处于重要的地位……马克思的确是一个改变了社会思想方式的人，包括历史学的、社会学的以及经济学的……即使我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是，我们绝大多数人确实以一种方式或另一种方式感受到他的影响。（罗伯特·海尔布伦纳和莱斯特·瑟罗：《经济学的秘密》）
（二）
马克思在《导言》中有云：“有粗野的儿童和早熟的儿童。古代民族中有许多是属于这一类的。希腊人是正常的儿童。”平心而论，马克思的历史研究从讨论“正常的儿童”开始，——但是，如果有人竟以此抵制对于“早熟的儿童”的研究，就奇怪了。又之，人们总把历史简单等同为过去。于是，历史决定论者为了很方便地解释现实、预测未来，就来主张单纯的过去→现在→未来的可笑认识。过去、现在、未来在科学上只能用存在者形成，并从认识上能够把握住的存在者的典型发展来予以限定和表征。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通过对存在者的时间态、空间态的规定进行总体揭示，遂寻求到运动规律和认识规律的统一性，完竣了由恩格斯廓清的唯物主义之思维和存在的统一（规定性）。“现在”可能是语言生产的起点，但语言早已存在于“过去”，“未来”则属于特定语言或范畴的覆灭之发展时期。因此在存在者存续的生命周期内，语言和语言生产是客观的，是一种思维工作形式，围绕这个存在者发展规定的许多思维形式、社会形式和自然形式实际上是工作统一的。范畴有社会效力、因而是客观的思维形式和认识形式，这是所谓范畴或认识之“客观性”。另外，语言或认识生产本身必然是“主观性”知识，因为不仅存在者的发展随时间状况和空间条件的不同而不同，具有越来越丰富和具体的规定，而且特别重要的是，不同存在者类型之间的“知识”必不相同，甚至相互对立。我们可以据此说明：马克思对协作的语言生产实际从机器和大工业开始，最后追溯到它的始源性的语言——协作（简单或单纯协作）。协作的发展是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向上协力进行的，它们齐头并进地发展；机器协作后来以进一步的覆灭工作形态，即金融工厂的社会劳动协作而历史告终。可见，机器协作就代表了劳动协作的一种典型的主观知识，即劳动非合作，显然和劳动合作的主观知识相对而言，它们代表了截然不同的主体发展类型和认知形态。马克思对价值形式和生产价格形式的研究也莫不如此。一般价值形式指示了价值形式的现实规定。货币形式之成为一般价值形式的工作替换形态，则揭明一般交换价值的价值形式必将被新的价值形式（资本形式）进一步历史替换，这是通过价值（形式）工作内容的彻底更新这种发展方式达到的。同样的道理，在一般生产价格形式基础上进一步说明它的虚拟工作形态，将有助于澄清资本主义这种生产方式的价格形式在其覆灭的发展时期的全部真相。（本书作者）
（三）
地者，政之本也。朝者，义之理也。市者，货之准也。黄金者，用之量也。诸侯之地、千乘之国者，器之制也。五者其理可知也，为之有道……辨于黄金之理，则知侈俭；知侈俭，则百用节矣。故俭则伤事，侈则伤货。俭则金贱，金贱则事不成，故伤事；侈则金贵，金贵则货贱，故伤货。货尽而后知不足，是不知量也；事已而后知货之有余，是不知节也。不知量，不知节，不可，为之有道。（管子：《管子·乘马》）
（四）
在马克思以前，没有一个经济学家是把研究中的历史方面作为自己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毫无疑问，创立政治经济学第一个真正科学历史的功劳，应属于马克思。而且，马克思的创造性方法的重要特点之一在于，制定经济科学的历史在他那里始终同创立自己的理论相并行，构成科学研究的统一过程……因此，政治经济学史可以说是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反面。它必然存在于马克思经济研究的一切阶段上，既是这种研究的起点，又是这种研究的结果。（В.С.维戈茨基：《〈资本论〉创作史》）
（五）
要是老黑格尔有在天之灵，他知道德文和北欧文中的Allgemeine［一般］不过是公有地的意思，而Sundre，Besondre［特殊］不过是从公有地分离出来的Sondereigen［私人财产］，那他会说什么呢？真糟糕，原来逻辑范畴还是产生于“我们的交往”！（马克思：《1868年3月25日致恩格斯》）
（六）
放弃价值概念本身，因而也就是放弃在这个领域内取得科学认识的一切可能性。（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
（七）
斯密氏生财三物，曰地、曰力、曰母财。地，或曰业场。斯密氏此篇，斟酌于庸赢消长之间，其言民生所以因之为舒戚者，可谓备矣。顾不兼业场而言，则犹未尽也。盖不兼业场之广狭而言之，则物产之所分，役财与出力二者，若常有相轧之势。庸厚，则赢薄；赢巨，则庸微。不能两利而俱存也。而有用力同用财同，在此则庸赢并劣，在彼则庸赢俱优者，无他，业场之广狭异也。今若取母财、力役、业场三者优绌之间较而论之，则民生不同，可分为四境焉：一，使其国母财富于力役，而业场甚广，母财尚不足以尽之。如是者，其庸赢并优。此美利坚之事然也。二，使其国母财富于力役，而业场狭，则其庸率大而赢率微。此凡国兵燹饥凶之余，每如此者。然以蕃息之例之行，此境不能久也。三，使其国母财不足养其力役，而亦不副其业场，则庸率至微而赢率至大。中国今日之事正如此。其在往日，印度已然。故英人得之，国以巨富。四，使其国母财不足养其力役，而业场又狭，不足尽其母财。如此者则庸赢并微。五十年以前荷兰、义大里皆如此矣。此地、力、母三物不同，相互为变之略也。（严复：《原富》按语）
（八）
资产阶级从一开始就有一个本身是封建时期劳动阶级残存物的无产阶级相伴随……在它的内部发展着一个新的无产阶级，即现代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借以在其中活动的那些生产关系的性质绝不是单一的、单纯的，而是两重的；在产生财富的那些关系中也产生贫困；在发展生产力的那些关系中也发展一种产生压迫的力量；这些关系只有不断消灭资产阶级单个成员的财富并产生出不断壮大的无产阶级，才能产生资产者的财富，即资产阶级的财富；这一切都一天比一天明显了。这种对抗性质表现得越明显，经济学家们，这些资产阶级生产的学术代表就越和他们自己的理论发生分歧，于是在他们中间形成了各种学派。首先，宿命论的经济学家，在理论上对他们所谓的资产阶级生产的有害方面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其古典派代表着一个还在同封建社会的残余进行斗争、力图清洗经济关系上的封建污垢、提高生产力、使工商业获得新的发展的资产阶级……斯密和李嘉图这样的经济学家是这一时代的历史学家，他们的使命只是表明在资产阶级生产关系下如何获得财富，只是将这些关系表述为范畴、规律并证明这些规律、范畴比封建社会的规律和范畴更有利于财富的生产。在他们看来，贫困只不过是每一次分娩时的阵痛，无论是自然界还是工业都要经历这种情况。其浪漫派的经济学家以饱食的宿命论者的姿态出现，他们自命高尚、蔑视那些用劳动创造财富的活人机器。他们的一言一语都仿照他们的前辈，可是，前辈们的漠不关心只是出于天真，而他们的漠不关心却已成为卖弄风情了。其次，人道学派的全部理论建立在理论和实践、原理和结果、观念和应用、内容和形式、本质和现实、法和事实、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之间无限的区别上面。博爱学派是完善的人道学派。他们否认对抗的必然性；他们愿意把一切人都变成资产者……因此，博爱论者愿意保存那些表现资产阶级关系的范畴，而不要那种构成这些范畴并且同这些范畴分不开的对抗……最后，正如经济学家是资产阶级的学术代表一样，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是无产者阶级的理论家。在无产阶级尚未发展到足以确立为一个阶级，因而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尚未带政治性以前，在生产力在资产阶级本身的怀抱里尚未发展到足以使人看到解放无产阶级和建立新社会必备的物质条件以前，这些理论家不过是一些空想主义者……但是随着历史的演进以及无产阶级斗争的日益明显，他们就不再需要在自己头脑里找寻科学了；他们只要注意眼前发生的事情，并且把这些事情表达出来就行了……但是一旦看到这一面，这个由历史运动产生并且充分自觉地参与历史运动的科学就不再是空论，而是革命的科学了。（马克思：《哲学的贫困》）
（九）
我们的主观的思维和客观的世界遵循同一些规律，因而两者在其结果中最终不能互相矛盾，而必须彼此一致，这个事实绝对地支配着我们的整个理论思维。这个事实是我们的理论思维的本能的和无条件的前提。（恩格斯：《自然辩证法》）
（十）
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包括我们这个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因此，关于思维的科学，也和其他各门科学一样，是一种历史的科学，是关于人的思维的历史发展的科学。这一点对于思维在经验领域中的实际运用也是重要的。因为，首先，思维规律的理论并不像庸人的头脑在想到“逻辑”一词时所想象的那样，是一种一劳永逸地完成的“永恒真理”。（恩格斯：《〈反杜林论〉旧序·论辩证法》）
（十一）
为了唤起大家共同向这方面努力的注意，我曾提出“中国经济学”这个名词来。我无意像一般庸俗者一样，要建一个什么学派，而且这个学派也不是用名词建立起来的。（王亚南：《中国经济原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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