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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很多本科生对读研的期待是：导师能管得“松”一点，能让学生自由安排时间，以便参加社团活动、实习和找工作。
可真正读了研究生，就发现有各种各样的“老板”存在。有的导师提供了办公条件、实验器材等“生产资料”，平时不大管研究生，经常到校外“跑项目”。研究生即便写好了论文初稿，导师也没时间修改。还有的导师对研究生管得非常紧：在实验室安装指纹机和视频监控系统，每天到催问实验进展。还有的导师在校外开工厂，让研究生当“工人”，结果研究生操作失误被炸死。
那么，哪样的导师才是好导师？这没有一个固定的答案。每个老师的指导方式、脾气性格都不一样。以下，我介绍我读研究生期间的两位导师。
我的硕士生导师
我的硕士生导师是复旦大学化学系的高滋教授。她1933年出生，年龄比我大很多，又是国内催化研究的权威。我读大三时初次听她的学术报告，既感到她把复杂的学科知识讲得通俗易懂，让我产生了崇敬，又感到一种老教授的威严。带着“不知道她愿不愿意收我为徒”的忐忑，我申请跟她读研究生。
进了课题组，我才发现高老师对学生的要求，无论是做实验还是做事，都极为严格。她对我们说：“我的眼睛里容不得一粒沙子”。学生如果做实验不细致、进度缓慢，都会被她严厉批评。甚至实验柜的门敞开着、抽屉没关紧，她看到后都会当场指出。
我印象深刻的是，有一次我在系里评奖学金答辩时秀出一张数据图，被一位人称“黄OK”的老教授指出：“你这张图就三个数据点，怎么能拟合成一条直线？”尽管我一再解释“这不是直线，而是折线”，“黄OK”还是揪住不放，说我学术不严谨。坐在“黄OK”旁边的高老师脸色非常难看。回到实验楼，她拿出她当年在北大进修时和张青莲教授一起发表的论文，指给我看图上的密密麻麻的数据点，并责怪我冒冒失失地给她丢脸了。这件事成了高老师开组会时反复提及的“反面教材”。
还有一次，我们学生轮番“抢位子”使用实验室一台连着网络和打印机的电脑，有的人闲暇时上BBS，有的人用电脑打印简历和求职信。“疯狂”打印后，打印机坏了，修一下就被“敲诈”了几百元。高老师痛心地把课题组的学生和“小老师”都“抓”到她办公室，狠狠教育了一个下午。大家站在房间的两侧，都低着头一声不吭，有的女生还流下了泪水。黄昏的时候走出实验楼，有的“小老师”本来准备朝西骑自行车回家，却晕头转向朝东走。
那时，课题组成员都很“害怕”高老师，但我能看到她人性化的一面。我们实验室一套做吡啶吸附红外的实验装置坏掉了。有一次，我的师弟邓兴毅想用这套装置做实验，高老师便找到学校里一位已经退休的老师傅上门维修装置上破碎的玻璃部件。她不但自掏腰包给了这位师傅工钱，还亲自到装置跟前，和师傅联络感情。她准备回办公室继续工作时，嘱咐我和邓兴毅陪伴着师傅，看看师傅需要什么帮忙吗。事后，她告诉我：为人处世很重要，不能仅仅给了钱就把帮自己做事的人晾在一边，那样太冷淡了。
高老师不但是学术大师，而且人生经验相当丰富。她经常会把我叫到她的办公室，给我讲她的人生经历。她告诉我有一段时间她每天下班后去医院照顾一个亲戚，白天上班时周围同事也没有看出她有什么不一样。她告诉我她的儿子在美国出车祸后，她赶往美国和医院、保险公司到交道的经历。还告诉我以前指导研究生、和国外专家交往的故事。这些故事都洋溢着一种乐观精神。
她在修改学生论文的过程中，有时候会把我叫过去，给我细细讲解为什么要这样修改论文。我听了以后，觉得恍然大悟。她接着告诉我：“山外青山楼外楼，强中更有强中手，你应该到国外去看看，跟从名师继续深造。”
我的博士生导师
我的博士生导师是加州大学河边分校化学系的Francisco Zaera教授。他生于1958年，是美籍委内瑞拉人。他有种美国式的“职业化”，和学生的面谈从来都是单刀直入、简短经济。我入学后第一次找他面谈，我以为他会像中国导师那样跟我聊个老半天，不料他只是花了十分钟和我聊了聊要选什么课、做什么课题，让我找谁配实验室的钥匙。以后的相处中，他只谈学术，不谈生活，也极少和学生吃饭。
他担任国际学术刊物编辑，学术水平非常高，也很热爱科研。他除了上课和参加学术活动（听讲座、参加国际会议），就坐在办公室的电脑前撰写或者修改论文、写科研项目申请书、审稿，基本上每天工作到晚上七八点。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课题组主页每过几个月更新一次，每年有十多篇论文发表呢。
在我的印象中，国内很多导师都在乎学生能不能毕业，甚至帮着学生做实验、写论文。但Zaera教授平时很少来实验室亲自指导研究生，简直是把博士生当博士后使。有时候仪器坏了，学生自己看说明书，摸索着花了半年时间才修好。这让初来乍到的学生很难适应，有相当比例的博士生中途退出了。
一直到我2009年回国前夕去拜访他，他才告诉我这叫“挫折教育法”，简而言之就是让学生自己动手去做，去感受失败的痛苦和和成功的喜悦。但这在我听起来，就像是斯巴达克人把小孩丢在水里，小孩要么活着成为勇士，要么被淹死。
虽然他从不检查组员几点到、几点走，但课题组科研氛围非常浓郁。当时组里只有两三个博士生，但有六七个博士后，个个是骁勇善战之人。有个韩国人简直是拼命三郎，他会连续几天做实验，咖啡是一壶一壶喝下去的。实在累了，就坐在电脑前打个盹，但很快就被闹钟叫醒，然后站起身操作一下仪器。
每个月学生需要给Zaera教授交月报告，即以书面的形式报告自己取得了哪些发现，要求图文并茂。看了报告，Zaera教授会通过电子邮件给出评语。打开电子邮件，往往我的手都抖了：他会像审稿人那样提出很多刁钻的学术问题：“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实验？”“你的实验能解释得清某个问题吗？”仿佛我挑着辛辛苦苦收割来的稻谷到城里卖，结果被收购的老板百般挑剔。
印象最深的是修改论文。我在那儿写的第一篇论文，被他在纸上改得体无完肤。我原本以为只需要按照他的意见修改就可以投稿了，但修改好给他后，他又要我做进一步的实验。我们一来一回修改了六七八遍，花了半年时间，论文才投出去。整得我快“衰竭”了。但一旦投稿，就得到审稿人的好评，几乎不费什么力，论文就被接收了。以后几乎我们合作的每一篇科研论文都经历了这样的过程。他告诉我：世界上95%的论文都是垃圾，他的论文，要成为5%精品中的一部分！
回顾读研经历的启发
博士毕业后，我又到橡树岭国家实验室做了博士后，最终在复旦大学找到教职，也成了研究生导师。目前的研究生普遍是“90后”，他们思想活跃，希望有更多社交活动和自由度。他们还喜欢和别的课题组的同学攀比。有时候还会抱怨我管得太严了。
在开组会的时候，我深情地回忆着当年和两位导师相处的点点滴滴，然后告诉学生：
读研的时候别老是想着最好科研任务轻松，又能发得出让人羡慕的论文，进而获得各种荣誉。最重要的是，经过这一段“折磨人的历程”，你学到了什么，无论是学术训练还是为人处世。自己付出越多，得到也越多！
不同的老师有不同的性格脾气和指导风格。不可能由老师来适应学生，一般总是学生来适应老师。不适应课题组，无助于完成自己的学业。如果自己不能换导师，那只有埋头苦干，争取按时带着毕业证和学位证离开这儿。
严师有严师的好。当时我在每个导师的课题组里都有难受、压抑的时候，有时候是实验做不出来，有时候是挨了导师的批评、和导师发生争执，有时候是觉得导师的要求实在太高了。但事后想想，正是这样的严格、这样的经历，才成就了今天的我。并且，这些老师带出的学生，有好些都成了教授或者企业的管理者。对学生要求严，学生才能成材！
文章转载自学术汇，作者：马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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