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触目惊心的学术不端与腐败,高校还能成为学术清净之地吗?
近日,科学网刊登了一篇题为《痕量灌溉颠覆滴灌意义重大》的文章引起了笔者的注意。文章作者诸钧声称自己经过近十年的努力,在2013年研发出一项国际领先的灌溉技术。经新疆哈密地区的实验证明,“同等产量比滴灌节水30% ~ 40%,而且不容易老化。”笔者搜索了相关信息,据新华社、中新社、光明日报等媒体报道,该技术在节水增产,降低化肥使用量方面都有明显效果。
然而,文章作者诸钧却控诉自己受到了不公正待遇。他诸钧质疑《农业工程学报》作为国家核心学术期刊,没有按照规范刊登了一篇批判痕量灌溉技术的“不合格”的学术论文。笔者翻阅了该领域的核心期刊后发现,该期刊的确很不寻常地专门为为一篇质疑该项技术的论文开辟了一个《讨论与争鸣》栏目。有趣的是,辑在栏目说明中解释他们开设该栏目是为了促进学术的“百家齐放,百家争鸣”,甚至还特意公布同行的审稿结果:10 位专家中,有5位同意发表,3位不同意发表,2位要求修改后再审。更有趣的是,之后该期刊并没有刊登诸钧的回应文章。
在学术期刊中,编辑的权力非常大,甚至可以无视专家的拒稿意见刊登论文。有时候是因为编辑对自己的判断力有足够的自信,有的时候是因为“关系”,或者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在该事件当中,很显然《农业工程学报》的编辑本人并不认为该论文合格,不然也不会专门开辟一个特殊的栏目。对此,诸钧在文中指出,个别专家在利用体制资源打压该项初创技术。
学术不端背后的食利群体
笔者没有对该事件有深入的调查,因此不能妄下判断。但就论文发表一事而言,《农业工程学报》的所作所为的确违反学术原则。然而实际上,这样的现象却在中国屡见不鲜。虽然中国学术界内外对期刊充斥着大量不合格论文的现象早已怨声载道,但却不见丝毫改善,甚至比10年前更为恶劣。
媒体和学术界早已指出,高校“论文大跃进”是导致该现象的直接原因。由于高校无论对年轻教师还是博士研究生都有硬性的核心期刊论文发表数量要求,在版面供不应求的情况下,很多期刊便利用市场——收取“版面费”来调节供求关系。随之一条完整的论文产业链就逐渐诞生了。这条产业链将学术期刊、学者、博士生、专业写手、中介机构、高校全部纳入其中。参与者雨露均沾,或生意兴隆,或步步高升。2009年,英国《自然》杂志网站曾发表文章指出,中国论文造假市场规模达10亿元人民币。仅仅在两年前,该产业的产值才1.8亿。除此之外,据有关学者的保守估计,国际OA期刊市场每年也从中国收取数十亿的“版面费”。而“2015年全世界发表了约17万篇被SCI收录的OA期刊论文,其中中国作者贡献1/5左右。”
“论文大跃进”确实带来中国论文数量的急速上升。根据有关统计结果显示,我国发表SCI论文数量已连续六年位居世界第二。不过,论文质量却并没有与数量一样令人欣喜。论文引用率系衡量一篇论文质量高低的关键指标之一。虽然有研究表明我国发表的SCI论文引用排名全世界名列前茅,但另一方面,根据付晓霞等人的研究显示,2000年至2007年间中国SCI论文“零被引”的增速却高达20.67%。尤其考虑到中国学者或研究人员产出的论文自引率偏高且存在大量非正常引用,中国产出的论文质量可能更加令人担忧。
根据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2016年1月发布的《科学与工程指标》统计结果显示,中国产出的论文的国际引用比例由1996年的51.5%下降至2012年的38.6%。这意味着,中国学者发表的许多SCI期刊还是以国内引用为主。
然而,这些只是学术不端的冰山一角。论文抄袭、学历造假、经费贪污、公款挪用、伪造数据、贪污行贿、拉帮结派、权色交易等现象已经深深地腐蚀整个学术界。据中国科协2009年7月发布的《全国科技工作者状况调查报告》显示,“近半数科技人员认为当前学术不端行为是普遍现象,过半数科技工作者表示自己确切知道自己周围的研究者有过至少一种学术不端行为”。2014年《中国教育报》刊登了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科研人员学术不端行为的社会学分析及防治对策研究》,报告揭示“79.35%的人身边都有不同程度地发生过违背科研道德与诚信的事件。其中,42.25%的人经历过最严重的事件是‘抄袭、剽窃他人成果’,其次为‘伪造、篡改数据或结论’与‘骗取科研经费或学术荣誉’,占比分别为19.99%与16.44%。”
学术不端严重侵蚀了学术人员的信心和希望。2015年发布的《全国科技工作者状况调查报告》(下面简称“报告”)显示,“69.6%的科研人员认为科技工作者队伍中不安心做科研的情况比较严重或非常严重”,高于2008年的62.0%。虽然学术界和媒体对该现象的揭露和批评不绝于耳,但相比公务员,学者腐败的机会成本则低得多。他们的不端行为即便被媒体曝光,很多时候也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光是笔者,就已知道至少两名非常知名的学者有过严重抄袭和学历造假行为却依然活跃在“一线”。
“报告”数据显示,“52.0%的科技工作者认为现行评价制度驱使学术不端行为频频出现”。有效打击学术不端的行为最重要的是改革学术资源分配方式和评价机制。不少学者对具体的改革方案提出了很多真知灼见,笔者对此无需赘言。然而,目前社会和学术界对一种现象的讨论却非常少,那就是学阀现象。学阀系中国现有学术体系中最大的既得利益者,但无论是媒体还是学术圈都少揭露学阀现象的危害性。
学阀横行的中国学术界
所谓学阀,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定义,是指凭借势力把持教育界或学术界的人。对于一个想成为学阀的教授来说,他们必须满足三个基本条件才能实现目标:拥有博导资格,掌握行政职务(或权力)以及善于跑关系。学阀赖以成功的三大基石便是他们的学缘,也就是教出来的学生,尤其是博士生。因为相比本科生,博士生对导师有更强的依附关系和更高的亲密度,因此拥有博导资格对于一名想成为学阀的学者来说至关重要。学阀手下必须有博士生和年轻教师,因为学阀们往往忙于拉关系,跑课题,演讲,真正的研究者常常是这些具有一定研究能力和经验的年轻学者。这些年轻学者完成论文后,学阀们面不改色地在将自己的名字放在第一作者,尽管他们对论文或课题内容的参与很少甚至没有。
第二个基本条件是博导必须拥有学校某个行政职务。与行政职务相对应的是匹配的学术资源,级别越高,资源越丰厚。 清华大学原校长顾秉林曾指出,“学校内部的‘行政化’主要是受官本位的影响太重。有些时候处长们会影响着太多的学术资源”。每年国家各类科研项目公布的结果当中,拥有行政职务的学者占的比重往往奇高。这当中就是因为高校的行政权力对资源分配拥有主导作用。当然,想要成为一名学阀还必须会处理各种人际关系。通俗地讲,就是会混。必须处理好跟行政人员、政府部门、企业等机构和人物的关系,从而为自己建立一个发达的人脉网络。这样不仅可以让自己获得更多的项目,甚至可以通过一些政府项目实现“融资”和“再融资”。
笔者在与一些年轻和资深教师访谈时发现,学阀广泛存在于诸多高校的众多学科之中。这些学阀除了满足上述三大基本条件之外,弟子成功留校任教的现象亦司空见惯。如果说,一个普通教授的团队相当于一个工作室,那么一个学阀的团队则相当于一个门派或门阀,有些甚至表现得更像团伙。
一般而言,学阀“门下”等级分明。由于学门成员之间以学缘关系为构成基础,博导的弟子按照入门时间分为大弟子、二弟子······以此类推。各师兄姐弟妹之间虽有师门情谊,但在那些想进入学术界的人之间也存在竞争关系。尤其是那些一心想要继承学阀衣钵的弟子,更是处心积虑。学阀一般负责拉项目,其弟子按照学术能力、研究领域、关系亲疏组成项目组负责具体执行。学阀在其中很多时候仅仅贡献其思想,但是署名则必须以其为首。与普通的教授“工作室”相比,学阀会充分利用其手上掌握的行政权力捞取更多的学术资源。正如上文所说,由于高校的学术资源分配方式是由行政权力主导的,那么有行政职务的学阀很自然获得更多的资源。这种不正当的权力使用帮助学阀更容易地获取国家社科基金、长江学者、评优评先等等,其弟子们也常常与有荣焉、鸡犬升天。
正是得益于行政权力的市场化机制,学阀拥有比普通更高的收入。根据《高校教师收入分配与激励机制改革研究》显示,“担任或兼任行政职务的教授其年工资收入比不担任行政职务的教授高18%;担任或兼任行政职务的副教授比不担任行政职务的副教授高25%”,前者的年均课题收入也比后者高36%。当然,担任或兼任行政职务的教授不一定是学阀,因为学阀的产生有赖于所在高校的环境,也得看个人选择。但这组数据至少揭示出行政权力在高校的重要作用。可以说,学阀的隐形收入和灰色收入甚至腐败收益根本无法估量。每年国家拨付的项目经费存在大量的贪污现象,但却罕见有人被查出来。
除此之外,学阀现象对高校正常学术秩序的干扰还表现在其它三个方面:结党营私,阻碍学术自由,浪费学术资源。
首先,学阀门第观助长了高校拉帮结派的现象。由于学阀需要有其内部的利益分配机制,因而门第必须有一定封闭性以优先保证内部成员的利益。一旦与行政权力结合,门第就变成了门阀。为了维持门阀垄断地位和学术权威,学阀及其弟子会本能地产生打击学院内资源竞争者和学术挑战者的行为。这就严重干扰了高校的学术自由。在高校内,观点、思想、理论、方法的争鸣有助于学术创新和精进。但是学阀的存在不仅使得门第之内难以出现挑战者,也大大增加了门第之外挑战者的创新成本。门第之内弟子往往不敢挑战自己的老师,若只是小修小补倒还好,学阀将成果署上自己的大名还能博得“老当益壮”、“不减当年”的美誉——即便他们早已不做学问。若是颠覆性的创新,弟子则要考虑老师的颜面。门第之外,挑战者忌惮于学阀手握行政权力或权威,正常的学术讨论不得不有所保留,不敢轻言批评或批判过重。除非另辟蹊径做其它领域,否则很难不受到学阀们的左右。但在实践上并非易事,譬如某学阀把该校整个学科变成某学派的大本营这种事就屡见不鲜。
第三,学阀严重浪费学术资源。许多学阀在公关、行政上耗费了大量时间,在学术上自然就投入更少。即便他们依然有着不凡的学术造诣,但在不公平的竞争环境下,更为优秀的人才则往往处于劣势地位。这本身就是一种低效资源利用。更令人无奈的是,项目评价机制的不完善,使得政府和纳税人无法对学阀的研究成果进行严谨的验收,这就使得学阀可以应付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