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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0日的《燕集香江：2016年香港财经论坛》大咖云集，话题都是当下资本市场的热点，作为其中的一份子，我自然是乐在其中，受益匪浅。会议结束后不久在微信看到了201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了我熟悉的两位经济学家Oliver Hart和Bengt Holmstrom，获奖理由是“发展合同理论的贡献”（名字以姓排列，实际上Homstrom的研究早于Hart），顿时有一种欢喜和忧愁同时袭来的感觉。一年多前，我还在香港大学金融系不时阅读这两位大师的经典著作。实际上，早在1996年张维迎教授在北京大学正式开设微观经济学课程，我们就记住了两位大师的名字（毫不夸张地说，两位大师在中国最大的粉丝就是张教授），但是真正深入了解他们的研究，是在2003年明尼苏达大学会计系的“信息经济学”博士生的课上（眼尖的可能会奇怪怎么在会计系上这门应该由经济系开的课，答案有二：其一，经济系宏观经济学独大，业内排行第一，反而曾经鼎盛的微观经济学日渐凋零；其二，理论会计研究企业应该发布哪种信息隐藏哪类信息，以获得资本市场的估值最大化，实证会计则拿数据进行验证，还特别喜欢研究股票分析师的预测能力是好还是坏）。
（明尼苏达大学共有13位诺奖得主，8位来自经济系，其中有4位宏观经济学家，我读书期间Edward Prescott和Lenoid Hurwicz分别在2004和2007年以宏观研究和机制设计理论获奖）
合同无所不在（有的翻译成合约，契约），董事会和CEO之间签署合同，企业和员工签署合同，买家和卖家签署合同，委托人和代理人签署合同；保险合同大家熟悉，股票和债券也是合同。除了这些显性的合同，还有比如人大代表/国会议员和政府官员签署的隐形合同。合同理论，一言以蔽之，是研究如何签署合同使双方在利益冲突最小化，风险共享化的基础上，激励双方努力工作，以产生对双方都更加有利的结果。正因为此，合同理论也常被称为激励理论（虽然说整个微观经济学就几乎等价于激励经济学）。由于企业是合同的集中地，合同理论也被视为企业理论的延伸，曾任教于香港大学的著名教授张五常先生就是第一个指出企业理论本质是合同理论。再往大里说，整个社会制度，也是由各种合同组成，因此我们常说的制度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里面也时常要用到合同理论说发展出来的模型和工具。
制度经济学是在产权经济学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由于最初的贡献者Ronald Coase，Douglas North，Williamson（分别在1991，1993和2009年获得诺奖）等人的文章通俗易懂，没有复杂的数学，很早就在90年代初被引入到中国研究国有企业改革问题，一大批目前中国主流的经济学家都是产权和制度经济学的忠实粉丝。而这些早期的研究在后来逐步数学模型化和规范化，主要的贡献者就是Holmstrom，Hart以及他们的合作者（见下），他们的思想早就在中国获得广泛的传播，只不过那些思想的数学化版本的引进和介绍，最早要追溯到张维迎教授回国后在1995年出版的博士论文《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
简单来说，Holmstrom教授在之前Leonid Hurwicz教授（2007年诺奖得主）对机制（合同）设计理论研究所强调的激励相容（努力干活的人挣钱少，那就是无效激励了）的基础上，重点强调了“道德风险”，“多重目标”，“职业考虑”等合同设计必须考虑的因素。具体的例子包括：当你把一笔钱交给一个基金经理/企业家打理，他赚到了钱之后，你应该如何奖励他。很多时候，基金经理/企业家只不过是运气很好而已，并不是靠真本事。如果你给他很高的奖励，他可能采取非常高风险的策略，也可能完全偷懒（这两种都是道德风险），这样运气好他可以获得高奖金，运气差却不用付出什么。一个比较好的办法是进行同行比较，这样可以控制住运气因素，只有超过同行的基金经理/企业家才够资格获得高收入，而这个也是市场早已发展出来的机制。同样的道理，有些行业应该采取固定高工资，有些行业应该采取低工资加高奖金，等等。
很多时候，企业家/政府官员面对多重目标，比如要高利润，高就业，低污染等等，合同设计应该如何平衡这些互相冲突的目标？如果企业家有动力采取一些市场欢迎的办法比如回购股份以推高短期股价以获得个人奖金红利，而这样做会损害企业长期利益，董事会应该如何设计薪酬合同改变他的动力（见下图）？现实广泛采取的办法是企业股票期权，虽然并不能完全解决问题，甚至可能才是新的问题，但这些新问题依然可以在合同理论的框架下继续研究和处理。此外，企业家/政府官员有很强的职业考虑，希望步步高升，而做到这点他可以靠和上级领导拉关系，而不是以实际业绩来实现，那么该如何设计一种合同或者机制，让危害最小化，好处最大化。大家如果还记得“万科宝能”之争的话，就明白其实是万科董事会在合同/机制设计上出了问题。
Hart教授关注的是人类知识局限下，合同不可能把未来不确定性事件发生下应该采取的应对措施的细节一一列明的前提下（所谓的不完全合同），该由具备哪种特征的人来获得合同的处置权和利润的索取权。在企业层面上则是企业的所有权和控制权归谁所有，为什么是大的股东，而不是大的债券人。由此展开，这些研究帮助我们理解哪些类型的公司应该合并（比如当一家公司可以利用自己的市场地位或者信息优势去剥削另外一家公司的时候，合作往往不能达成，此时两者合并是最好的解决方案），哪些应该分离；债务和股权融资如何合理搭配，企业破产应该如何清算和重组，学校或监狱等机构应该由国家还是私人经营更加有效，再往大了说，这些研究可以告诉我们给定的资源条件下，哪种政治体制能为国民带来更高的福利。对这些内容细节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很容易在这两天的媒体里找到相关的内容，真正理解其中的美和人类思维的精妙，他们的论文是绕不过去的，否则也只是蜻蜓点水，略知一二而已。
欢喜何在？忧愁何在？
欢喜的是，我大概从2007年开始就不断预测Holmstrom和Hart会获得诺贝尔奖，终于等到了这一天。其他一些我预测会获奖的学者，早已如愿以偿。
欢喜的是，我之所以能够在香港大学安安静静地工作七年，是有这些大师的作品陪伴。世界上能读懂他们文章的人本就少有，能读懂而且体会展现的人类智慧之精华绝妙，从而丝毫不为市场的喧嚣吵闹而动摇心智的人更少。
忧愁的是，他们的研究，哪怕再美，再深刻，也只有学术意义，市场其实才是最聪明的合同设计者，比学者的发现要早上不知多少年，即使最初不合理的合同，也在历史的演化中变得完善。即使学者的发现足以帮助市场设计出更好的合同，也难以改变市场多年的实践。学者往往不得不修改自己的理论，去迎合市场的选择。张五常教授作为合同理论的早期贡献者，在发现市场上的合同远比学者研究的要细致和精密后，就逐步放弃纯学术研究而是投身到实践观察当中。张维迎教授刚回国时，在课堂上强调得最多的就是经济学家的作用在于认识世界，而不是改造世界（改造世界的是政治家和技术天才，当然，强调经济学家作用的会引用凯恩斯那段名言：“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的思想，无论是对还是错，实际上比一般人想象的更有力。这个世界确实是由少数精英统治的。那些自认为能够免于受经济学家思想影响的实干家往往是那些已经过世的经济学家的奴隶。那些当权狂人信奉的其实也不过是若干年前某些末流文人狂妄思想的零碎而已。”）。Holmstrom教授在MIT的课堂上，也反复告诉学生：“这些研究只有学术价值，没有实践价值。”
忧愁的是，Hart和Holmstrom有四位长期合作者，Jean Tirole，Sanford Grossman，John Moore，和Paul Milgrom，除了Tirole在2年前以对“产业组织和监管的研究”获奖，其他三位还在苦等。虽然Moore一定会以“深刻认识抵押品对于经济繁荣和危机的影响”而和Nobuhiro Kyotaki，Milgrom也一定会以“对拍卖理论的贡献”在将来赢得诺奖，但是我最欣赏的Grossman看来机会彻底没了，而他本该在2001年就和Joseph Stiglitz以“对信息不对称的研究贡献”而分享诺奖的！
还记得我在《因为人类八卦，所以统治了地球！》里介绍过Grossman吗？他是第一个把Friedrich von Hayek（1974年诺奖得主）最伟大的思想“把分散在每个人身上的信息集中反映最好的机制是市场价格，而绝非中央政府的计划部门”数学化，从而可以让学者继续深入研究哪种具体的市场结构更加有利于信息的集中，减少信息不对称性，哪种监管更加有利于市场的有效运行。Hart用不完全合同理论解释金融市场里哪类公司偏好股票融资，哪类公司偏好债券融资的文章基本是和Moore和Grossman完成的。而Grossman的贡献还远不止于这两块，他关于广泛流行的期货/期权等套利工具并不具备股票/债券同样的信息价值的研究，有助于我们理解期货/期权的滥用可能引发金融危机，他关于如何衡量最重要又最难以捉摸的市场流动性的研究是对这个问题开创性的贡献（值得一提的是，Holmstrom和Tirole在企业内外部流动性上的研究，以及用证券信息透明和流动性之间的矛盾解释2008年金融危机的研究都是极具智慧的）。我最近的一篇论文就是在Grossman和Merton Miller（1990年诺奖得主）关于完全竞争条件下投资者如何提供流动性策略的基础上，研究不同投资者如何在不完全竞争条件下如何提供流动性的策略。
Grossman获奖无数，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在34岁获得了有“小诺贝尔奖”之称的“克拉克奖”（当时每两年奖给一位40岁以下的杰出经济学家），而这个奖Holmstrom和Hart都没有拿到。至于Grossman被诺奖委员会忽视的原因，一致的猜测就是他在35岁创立了自己的对冲基金QFS（不过似乎业绩并不突出，QFS在2014年7月完全关闭），虽然没有完全离开学术界（他在41岁时任美国经济学协会的主席），但减少了对研究的投入。另外一个可能就是当年他太天才（20岁本科毕业，2年拿到博士学位），太恃才傲物，得罪了不少同行。
70年代末80年代初是经济学理论的黄金时代，群星闪耀，大师辈出。不得不说，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和大数据的广泛提供，现在的经济学界杰出理论家远远少于挖掘数据的实证高手。据Holmstrom的学生说，现在合同理论的研究已经越来越抽象化（这个评价倒也未必正确，因为Leonid Hurwicz搞的机制设计理论，在70年代就是高度抽象化的），企业理论的文章可能只有Hart写的才能发表出来。
我曾经大不敬地写过一段怕是要得罪同行的话来比较理论经济学家和实证经济学家：做理论的痛苦在于，这个圈里成名的全是聪明人，年轻学者得比他们更聪明，提出的想法他们都没想到过，他们才让你发表。而做实证的，点子可以很傻（比如长得高的帅的收入高，老板喜欢重用和他一个星座的），关键是拿一个别人没有的数据来说证实，至于数据如何处理，基本上已经程序化了，难的地方在数据！这就好比做菜，成名的人用白菜，你可以用青菜，只要做菜的程序一样，你就可以发表，因为世界上的蔬菜太多，名人一个人也做不过来，只要你用他的做菜方法，做出来的菜越多，他的名气就越大。
随着年岁渐长，阅历增多，喜忧参半的心情时常在每年的经济学诺奖宣布时感受到。每年这个时候，以及接下来获奖者的巡回演讲之时（我敢肯定Hart和Holmstrom会在两个月内来到中国），就是吸引一群聪明的年轻人投身科学研究最大的动力，但是等到许多人领会到科学研究的残酷时，已经年华不再。我最喜欢的一段人生感悟来自于一位物理学家转型成为华尔街量化工程师的Emanuel Derman，他说：“16-17岁时，我觉得我会成为下一个爱因斯坦；21岁时，我觉得成为下一个费曼也不错；到了24岁，成为下一个李政道我就满足了；到我31岁那年，看着系里另外一个老师被邀请去其他大学做一场学术演讲就让我羡慕不已了。”
我非常喜欢学术研究，那种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把自己一个全新的想法以严格的数学逻辑展现出来的那一刻的美妙感觉，是莫大的享受。做到这一步往往需要1-2年，然而等落笔成文，再经历无比艰难的审稿和修改的过程，往往又需要1-2年，哪怕是诺贝尔级别的作者，这些时间都是免不了的。我上面的文章从开始写，投给JF和RFS被拒，到现在这一版本，已经花了4年。越往后，最不愿意读这篇文章的恰恰就是作者自己。我的一个大学同学最近刚刚发出的一篇文章，合作者之一极有可能将来拿到诺贝尔奖，这篇文章从初稿到发表，用去了13年。
我热爱研究，兴趣极广，阅读面极广，论文话题每个之间都甚少关联。我经常把自己寻觅的答案找到后，就开始换一个新的吸引我的题目来钻研，我懒得去按照审稿人的要求改来改去，而这些都是个人学术发展之大忌。就在我不再想玩学术游戏的时候，诺亚的机会却到来了，没想到转型异常顺利，从此乐在其中。
结尾轻松点，说个好玩的，最近一个港大某工程系的朋友玩转型，从香港去到深圳，正愁买不起房子，结果公司直接给了一套100平米的房子，只收60万，千真万确！知道了后啥感觉？当初要是学工程该多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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