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产权改革 —有否想到给弱势群体预留生存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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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产权改革

—有否想到给弱势群体预留生存空间

今天看到北京大学陈永伟先生所写的《契约理论还能指导改革吗》一文。我想，真正体现民主与自由的社会要有些不同的声音。遗憾的是，经济学界却全然被主张民主与自由的声音给垄断了。值得注意的是，新奖诺贝尔得主曾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亲临指导”过中国改革，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值此国企新一轮改革之际，二人以“契约理论”获奖，是一种巧合还是有某种暗合？于此，我想对此理论提出几点质疑。

第一、契约理论的“创新”在哪里？契约理论的“创新”主要在于“不完全契约理论”，并以此提出了两个颇为新颖、却广泛存在的常识性概念：剩余索取权与剩余控制权。倘若以企业只存在两种主体即委托人与代理人博奕的简单模型下，这个理论说白了就是指在两者达成“契约”之后，当企业经营出现“未尽事宜”时的权利再分配机制。这种问题为什么会存在？因为“契约”无法做到对企业经营和个人激励与约束的全覆盖，即合同定得再细，在企业经营中也会出现新的利益空间，而这个空间会导致委托人和代理人争抢。倘若处理不好，要么会损害委托人的利益，要么会打击代理人的积极性。两位学者用那么高深的理论名词和复杂的数学模型精算的最终结果，就是分离出这两个权利界限，为委托人与代理人形成新契约模式提供了“理论基础”。

由这个理论我们应该认识到，企业经营的绩效已不是“体制”或“制度”问题，因为“契约”就是一种制度。那么，这是什么问题？好在两位学者不是哲学家，为我们这种闲人提供了轻松的机会：这才是普世性的问题——人性的贪婪。

委托人之所以找代理人，是渴望通过代理人的经营或运营能力赚取最大利润；代理人之所以投靠委托人，是自己空有一腔本事，却没有可操作的资本。然而，两者的婚姻是在各自利益最大化的诉求基础上形成的，那就需要“契约”来保障。“契约”是在人与人不相信任的基础上发生的，它的基础既然不怎么牢固，就会出现两者围绕契约的博奕——这是第一层角逐。大概因了法律的完善，西方的契约还是起到了相对有效的作用，寻租成本过高使两者不得不遵从已有的婚姻关系。可当“婚外恋”出现后，这种平衡就打破了。代理人面对一块超过契约关系的“新肉”，吃不吃这口肉便成了他的心病：吃，可能吃不到自己肚子里，还很可能面临契约风险；不吃，违背自己的人性准则——面对利益而放弃显然是不合格的资本运营者。这就造成了诸如怠工、增加额外成本、暗吃利润等等行为，最消极的就是放弃那块肉，甚至也不给委托人好好“卖肉”。于是美其名曰“不完全契约”所导致的“权利缺位”而促成的“激励机制失效”。

怎么解决这一问题？难道明确了剩余权利就能解决吗？这显然是权宜之计。譬如委托人与代理人各自拥有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且不说这两者之间会打架，两者之中还有种种可细分无限的权利。更需要一提的是，当一种激励机制稳固之后，寻租空间会被再次打开。换言之，激励机制设计得无论多么明确精密，都扛不住人性的贪婪。这才是经济学一直不敢正视的问题。顺便说一句，诺奖有这么多得主，世界经济却越来越低迷，足可见诺奖的“理念激励效应”与现实的诺大差距。

第二、国企改革的瓶颈是“产权”吗？改革开放以来，从承包制到“两权分离”、到当下的债转股新的产权模式，中国国有企业的确一直在进行“产权改革”，并形成了一定的经营成效。然而，在这一过程中，也出现了不容忽视的几个问题。

• 私人利益目标明确下的企业全责任问题。前些年一度出现过巨大争议的某国企老总年薪三千万的事件，让人产生几种思想：他有什么理由拿那么多的工资？他的经营绩效真的达到了同他的薪酬相匹配的水平吗？企业的长期寿命又如何？这是不是一种隐性的利益转移？诸如此类的考问最终不了了之，但当下的产权改革要正视这类问题。
  
  

• 寻租成本低下的企业风险。同样需要评估的是，在进行上述产权改革后，有多少“代理人”不顾牢狱之灾而把自己的钱赚足，把一个企业最终经营成破烂。这种例子有很多，值得深思。
  
  

• 国有资产流失问题。这是老调常谈，在此不论。
  
  

• “委托人”界限模糊问题。虽说国家成立了国资委，然而“国资委”不是具体的人，在以私人利益最大化为合理的市场经济语境下，这反而成了双重风险：官员与企业经营者合谋“寻租”，这造成的后果更为严重。当然，陈先生的意思是新的产权改革会消除这种“缺位”现象，但真的到了那一步，又有新的问题发生了。
  
  

• 资本垄断与资本投机。国企大都有庞大的体量，一旦陷入“市场经济角色”，在个人私利与委托人诉求的双重作用下，这类企业往往不注重降低成本、提高品质，而是在获取垄断利益上下功夫。一些大国企已有此种迹象。而另一种行为便是资本投机，为追求短期利益和确保私人契约期内的利益，代理人大都冒险去玩“资本”。从房地产到股市，再有“蒜你狠”等市场波动中，不乏大国企资本的推波助澜。换言之，一旦政府将庞大的国有资产交付给市场经济化的代理人，资本就有了为最大利益去运行的必然要求，也带来了社会经济整体运行的巨大风险。毕竟，赚一票就走是自己赢，至于其他的事谁还去管。也就是说，在产权改革后，政府要面对的是资本垄断与恶意经营问题。这不可能由“不完全契约”解决，甚至会因此而激发。
  
  

• 职业经理人。美欧从早期资本时代就有了这种角色的存在，其关于职业经理人有明确的准入条款和行为规范，有配套的法律机制，而中国在此方面还远不成熟。
  
  

关键问题不是产权，国企有没有都不重要，产权归谁也不重要，重要的是国家能否实现对经济的有效控制，进而实现社会公平与国家安全的更高目标。

第三、国企改革是否关照了弱势群体？九十年代初的改制风潮感受最深的当属五零后，这些上过山、下过乡的知青一代，曾为祖国建设做出过重要贡献，然而企业改制，一夜之间使他们成为“下岗工人”，这其中不乏工程师。因此，新的产权改革必须要充分考虑弱势群体保护问题，不能把他们一推了之，以简单的“买断工龄“处之。在当今的市场经济形势下，在没有钱就难以生存、缺乏生存弹性空间的状况中，新的弱势群体增生会加剧社会的不稳定度。因此，新的产权改革决不只是“不完全契约”所指示的理论方向，而是中国社会经济稳定运行和社会公平的现实落点。在产权改革设计中，应把国有资产与企业职工权利相联系，在产权改革中加入职工股份，如此才能实现绩效机制与长期稳定的关系，才能形成职工权利与代理人权利、委托人权利的平衡，才能避免国有资产的任性“谋私”下的流失。

第四、“博奕”：共赢理念能否抑制人性的挑战？有一个关于纳什的名为《美丽心灵》的电影桥段：当纳什和几个伙友同时爱上一个女孩时，纳什苦思冥想算来算去最终得出一个“共赢”的博奕结论：谁都不去追她。且不说那些伙友不赞同这个契约，即使有了这个契约，也会有人“暗送秋波”。所谓的“零合游戏”需要人有充分的理性，但在人性贪婪面前，所有的契约、理性都成了掩饰。认清这一点，才知道纳什最终进入疯人院的原因。

从高扬市场经济自由旗帜的张维迎先生，到肯于承认契约理论失败、却为新契约理论折服的陈永伟先生，北大与西化结下了历史情缘。如果我们的北大教授仅仅靠为西方理论摇旗呐喊、以引进西方理论为最高宗旨，那我们还不如索性把哈佛请进去，还要北大干嘛。（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 王晓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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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产权改革 弱势群体 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 人民大学商学院 中国人民大学 诺贝尔奖 产业改革 契约理论 不完全契约理论 博奕论

国企改革是否关照了弱势群体？

        那么，国企为什么要改革？社会主义建立国企只是废除剥削私有制、实现劳动者所有的过渡。并不是要建立国家经营企业获取囯家所有的体制。而社会有了这个体制，就内在具有改革向劳动者所有的体制转换,即由国家经营企业的国家资本主义向劳动者自主经营企业转化、升级进入社会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