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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信息资本主义”到“数据资本主义”
——重读席勒《信息拜物教：批判与解构》
张韵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教师）
“未来的一切生意都是数据生意”，在今天的网络化社会，似乎我们如何强调凯文·凯利的这句断言都不为过。2016年春节前夕，“今日头条”创始人兼CEO张一鸣先生突发微信朋友圈指责第三方数据公司艾瑞咨询提供的数据报告失实，表示将终止与艾瑞的一切商业合作。事件起因于艾瑞发布的一份新闻客户端行业排名报告，这份数据报告显示，“今日头条”的日活跃用户为960多万，落后于“腾讯新闻”和“一点资讯”。但“今日头条”方坚称，在多家第三方数据机构报告中，其活跃用户数都超过三千万，艾瑞咨询疑为利益进行数据造假。此后事件不断发酵引发各方争议。一条数据排名何以会引发两家商业公司如此大的争端？其背后的原因或许在于，数据排名可能直接会影响到这家作为信息分发平台的互联网公司在资本市场上的估值。对，数据就是资本。
然而，比“今艾之争”更吸引眼球的是几天之后猴年除夕夜的“红包大战”。支付宝以天价拿下中央电视台春晚合作权，并设计出集福卡抢红包的环节——用户必须在支付宝添加10个好友才能获得3张福卡，集齐5种福卡才有可能平分2.15亿元大红包。某种程度上而言，红包大战的背后，是中国的互联网巨头对于未来数据资源竞争的白热化。
在当下中国互联网公司的竞争格局中，三大巨头百度、阿里巴巴、腾讯（BAT）分别通过对搜索、电商和社交的互联网入口的掌控，各自聚合了上亿用户，形成了自身独特的数据资源优势。
其中，百度公司掌握的数据主要是以用户/消费者的搜索关键词、爬虫抓取的网页、图片和视频数据为主，这些用户/消费者行为数据除了用于改进百度自身的搜索技术服务，同时可以作为商品卖给广告主以进行精准营销，更具商业价值的去向是通过数据挖掘进行数据产品的再生产，然后卖给第三方公司以指导企业推出产品；阿里巴巴主要拥有国人的交易数据和信用数据，覆盖了消费者从浏览、搜索、点击、收藏、购物再到支付的整个行为过程。通过对这些数据的计算分析，阿里可以实现对用户消费行为的精准预测；腾讯数据最大的特点是基于社交关系的各种用户行为和娱乐数据，其中社交数据最为核心的是关系链数据、用户间的交往数据、用户生产的文字、图片、音频和视频内容等，这些更具私人特征的数据可应用于实现个性化营销和产品体验，打通腾讯各产品的平台数据，形成完整和全面的用户画像和行为轨迹。
在“红包大战”中，掌控了国人消费数据的阿里将目光转向了移动端的社交领域，试图通过支付宝网络迅速积聚起关系数据，而这些数据原本为腾讯公司的核心竞争资源；同样腾讯微信也不遗余力地利用“发红包”文化来弥补在交易数据上的不足。三大互联网巨头分别围绕信息流、商品流、资金流展开的数据资源与数据生意的竞争，旨在于形成一条以数据为核心的完整产业链，以精准预测未来在资本市场上的回报。数据俨然已成为最能代表这个时代的隐喻。于是趁我们在通向大数据的“技术乌托邦”之路上还没有走得太远之前，趁我们还未陷入数据拜物教之前，我们最应该要问的是，数据到底是什么？我们应如何看待数据？
如何思考数据？
“信息”拜物教的启示
-中文版《信息拜物教》书影。
某种程度上而言，数据就是信息。无独有偶，美国传播政治经济学者丹·席勒在《信息拜物教：批判与解构》一书中也曾经做出类似的发问：如何思考信息？在席勒一书中，“信息”指代的是文化、传媒以及电信的交汇领域。涵盖了从生物基因所传递的信息到企业内部的信息管理系统，再到趋于整合的文化媒体产业、电信和互联网等各领域。
不同之处也许在于，此书于十年前出版之时，“信息”一词似乎就已经不再是一个时髦的词了——世纪之交互联网泡沫的破没俨然宣告曾经被喻为“第三次浪潮”的信息时代美梦的终结。然而，席勒敏锐地指出，对信息发问的意义在于，不论是信息化浪潮席卷之时，还是其后出现的对信息“流于仓促”的拒斥，“信息的地位之所以一直让人琢磨不定，是由于它从未被充分审视……信息的当代结构性角色的问题依然重要，依然发人深省。” 1
20世纪40年代，基于数学和工程领域的“信息论”首先把“信息”认定为分析组织机构运作特征的独特维度，席勒指出，这种信息理论旨在找到组织体系的信息构件，但回避了一点：“信息本身是有条件的，并且是被它所处的社会制度和关系构筑起来的。”2到了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信息社会”或“后工业”理论曾试图阐明信息的社会架构。后工业主义的论述强调信息的经济价值，并认为信息的价值源于它作为一种资源本身所固有的内在特质。不仅如此，信息本身已经变成社会组织的变革根源，信息和知识正在取代资本和劳动力，成为生产的决定性要素。然而在席勒看来，“后工业主义者没有将他们在决定性的历史条件下所发现的信息部门的重大变化置于某种背景下，讲清楚变化的来龙去脉，反而选择了将其抽象化”3，等于是用事物所谓的无所不在的性质代替了人类社会关系的历史发展。
将“信息”从社会生活中抽象出来，通过“信息社会”这一语境来扩大其指涉范围时，容易出现的问题就是将“信息”与“文化”混淆在一起。丹尼尔·贝尔将信息看作“最广泛意义上的数据处理，数据的存储、检索和加工变成任何经济和社会交换中的主要资源。这些交换包括：历史记录的数据处理……任务设置的数据处理……数据库”。4在席勒看来，正是这样的理解使得信息侵占了渗透在人类经验中的语义的社会编码过程，而且使这些过程变得毫无意义。“如果把数据看作‘广义上的数据处理’，那么它应该与文化有着广泛的重合。然而实际上，“信息”却同时涵盖和掩盖了它所涉及的有人类学‘文化’意涵的内容。”5 相较而言，“文化”却独立地衍生出了一种整体的、尽管也许不那么容易共享的生活方式。于是，“信息”的理论家们在转而讨论他们所提出的新领域是指哪些领域时，就带来了分析上的距离，使得信息远离了活生生的、经常处于社会冲突当中的人类经验。
貌似客观并体现线性社会进步逻辑的“信息范式”涵盖和隐匿了“文化领域所体现的社会冲突和矛盾”，通过把信息定位于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因素，继而得出了信息和知识已经取代资本和劳动力成为生产决定性要素的推论，从而否定了资本与劳工的对立性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延续性。6
值得注意的是，席勒的反思不仅仅局限于“信息论”和“信息社会”理论。他发现，在一些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者对信息的认识中，广告、市场研究、法律、金融服务等信息密集型领域都是非生产性的，在此意义上，信息的经济意义完全被否定掉了。席勒指出，只要劳动通过工资关系和市场交换为资本积累作出了贡献，它就是生产性的。信息的非生产性认识，是对《资本论》中劳动价值论的机械和片面理解。因为这一认识忽视了马克思时代相对独立于资本积累过程的个体知识性劳动，已经被雇佣劳动和市场关系代替这一重要发展。
信息是如何被商品化的？
在对有关信息的理论进行批判性辨析的基础之上，席勒援引马克思的商品化概念，对信息的社会历史及其背后的社会关系进行评估。在分析现代社会信息的本质时，席勒在“作为资源的信息”和“作为商品的信息”之间进行了区分，同其他被转变为商品的资源一样，信息在其转变过程中经历了社会组织中的一系列变化：“所有商品通过工资劳动生产出来，源于市场也面向市场。”7 而“信息社会”理论往往就是在无视这种社会转变的情况下把信息天然地看作商品的。
就信息而言，商品化涵盖了两类情况或两个方面：第一，信息是终端产品；第二，信息是生产的一个中间环节。而把信息当做一种资本从表面和深度上加以开发，这既是商品化过程日益扩大的表征，也是商品化本身的一部分。
在对信息所进行的历史化的讨论中，席勒所提出信息的商品化，在雷蒙·威廉斯“漫长的革命”所追溯到的18世纪的基础上，再向前追溯到了15世纪中期。也就是说，信息文化商品化发生于资本主义起源时期，伴随着英国农业内部的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在早期的兴旺而诞生出来，根植于当时英国复杂的社会阶级关系之中。8
信息的价值仅仅来自它向商品的转变——通过工资劳动和市场在历史上被不断运用于信息的生产和交换；信息作为一种资源的价值被重估，其内涵被重新界定。技术创新、包括信息存储、处理、复制和传送领域的创新，加快了越来越多的职业领域中生产者与产品和生产过程的分离。信息商品已经变成当代资本在世界市场体系内，为了世界市场体系而进行扩张的必要条件。
1970年代前后信息和文化领域的商品化进入了持续加速的阶段。席勒详细阐述了这一时期美国电信、文化产业、广告业与移动产业相互勾连为一体的整个信息产业在发展进程中对商业资本积累的加速追求：商业主线贯穿始终、资本逻辑统摄了信息业。美国国家在推动信息商品化过程中扮演了基础性角色，随着商品化的加速，有关知识产权法规、信息资源的掌握和控制，以及电信系统发展的政策也发生了巨大的调整，以使信息领域中私有化的快速发展持续下去。他认为，这实际体现了一种使市场扩张进程持续下去，围绕信息建构资本主义发展的扩张新企图。
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在这一扩张过程中，挫败了反对信息商品化的各种抵抗力量，包括不结盟国家对国际信息传播新秩序的要求，加快了信息文化传播领域的商品化过程，但也蕴含着危机。这不仅体现于21世纪初期互联网股票泡沫的破灭，更伴随着信息商品化条件下社会财富和资源配置的不平等和公共服务原则的被侵蚀，以及在制定信息资源生产和分配政策方面的社会权利差距已然对民主本身所构成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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