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梅树 发表于 2016-10-28 1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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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考古学中“古国”“方国”“王国”的理论与方法问题-中国社会科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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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理论建设中应加强的方面
在理论建设过程中，我们应力图用中国考古学的新发现勾画出中国国家起源的方式和道路的特点，决不能躺在摩尔根、恩格斯和现代酋邦或早期国家的已有理论上无所作为，而应不断丰富对国家起源这一世界性课题的内容。
目前，在中国国家起源的研究中，论述推动国家形成的动力方面还应该加强。研究早期国家的著名外国专家克赖森(Claessen)说，向早期国家发展的特点是一种滚雪球式的效应，是多种因素互相影响和强化的结果，他称之为“正反馈”，并列举了以下因素：
人口增长和人口压力：
战争，战争威胁或者征服，突袭；
生产的发展与剩余产品的增加；
意识形态与合法性；
社会分层的发展；
一定规模的领土。[26]
我国研究者过去多注意其中的第二、第三、第五项。实际上，就我国流传最久的有关国家起源的文献《尚书·尧典》来看，以下几个问题是应该着重下功夫的：
第一，“敬授民时”。据《尧典》，尧即位后的大事之一是“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古籍中“人”和“民”往往互相代用，也就是说，尧有向人民颁行历法之举。在古代中原地区普遍从事农耕的条件下，历法是保证农业正常生产和获得丰收的基础。因此，掌控观测天象和制定历法的专门人才和权力的首脑人物，也就自然会成为多个政治体共同拥戴的核心人物，促成更庞大而复杂的社会组织。从这个意义上，才可以理解《夏小正》《月令》成为政书的原因，和历代“奉正朔”的原始意义。因此，已经在陶寺古城中发现的大型建筑基址[27]以及被它触发的天文观测和古历法研究[28]，当然应受到特别重视。今后还应继续发现不同时代的同类遗迹，进一步了解这种“敬授民时”的传统在中国古代国家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第二，治水。中国古代文献和青铜器铭文中都把夏王朝的兴起和大禹治水紧密联系在一起，但在考古上如何认识夏王朝之前是否有过大范围的洪水，大禹治水的实际地理范围如何，这是确定治水在中国古代国家形成过程中具体起过什么作用的关键所在。近时王巍关注了这方面的问题[20]，但总的说来，还只有少数迹象的露头，真相还在推测之中。这需要各地考古工作者在共同的目标下分头关注此事，既要在田野工作中找到不同地点的洪水的证据，又要从宏观地形地貌角度作出科学的推断，才会使“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的历史真相大白于后世。而对因需要规划和组织大批人力从事公共事业对古代国家形成的作用有更具体的认识。
第三，《尧典》在叙述尧的功德时，一开始就说：“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据古注，“九族”是指父系家族(或扩大而言为“宗族”)的高祖到玄孙各代的亲属，“百姓”指百官，最后才说“万邦”，可见“百姓”是本邦的成员。我国研究古史的学者多强调在国家形成之初父系家族仍很强固，作为中国的特点；甚至否认恩格斯把超血缘的地缘组织出现作为国家形成的标志之一。而不明白最早的超于部落或部落联盟之上的政治体，必须有超于血缘联系之上的“百姓”作为社会基础，才能获得进一步发展的动力。试看《尧典》中的“百官”，做司空的禹是姒姓、做后稷的弃是姬姓、做司徒的契是子姓、做士的皋陶是偃姓、做虞的益是嬴姓、做秩宗的伯夷是姜姓，可见只有在本邦中团结了大量超血缘关系的不同来源的族姓成员，才能使本邦有超出于“万邦”之上的实力，成为“万邦”心悦诚服的头头[29]。在考古学上的现象也正是如此，夏、商、周三代的王，在成为王之前，代表其实力的考古学文化都是吸收了多种文化成分而标志着超血缘关系的人群集团的形成。现在很多专家都倾向认为是尧都的陶寺古城遗址，也反映出多种文化成分的汇集，因而也就间接反映了不同血缘关系人群的汇集。因此，直到周代文献中仍反映父系血缘集团的强固，和超血缘关系的人群的不断大规模团聚，并不是互相排斥，而是平行不悖的社会现象。如果我们在研究中国古代国家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时，忽略了团聚超血缘关系人群集团的组织能力的重要意义，那将是一种可悲的错误。
①1986年苏秉琦接受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专访，谈话提纲整理后以《中华五千年文明曙光》为题发表于《东南文化》1988年第5期。
②张忠培：《良渚文化的年代和其所处社会阶段——五千年前中国进入文明的一个例证》，《文物》1995年第5期。并可参看张忠培：《良渚文化墓地与其表述的文明社会》，《考古学报》2012年第4期，该文对良渚文化墓葬进行更细致的分等，并对其社会政权改称“神王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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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刊于《中原文化研究》201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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