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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经济理论创新... 3
范式危机、问题意识与政治经济学革新... 3
论马克思主义与可持续发展... 7
论推进中国经济学现代化的学术原则... 15
马克思“商品价值量与劳动生产率变动规律”新探... 27
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理论探讨... 33
比较优势、竞争优势与知识产权优势理论新探... 39
邓小平的辩证经济思维及其现实意义... 45
低碳经济的政治经济学逻辑分析... 50
第六次产业革命“预见”的内核、意义与不足... 54
改革开放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创新... 63
汲取西方经济理论的科学因素... 75
科学地认识和发展劳动价值论... 80
论消费需求与经济增长... 86
企业研究：一个新经济社会学的视角... 90
用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引领应用经济学创新... 100
重构和完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形态... 104
政治经济学现代化的四个学术方向... 108
西方国家金融和经济危机原因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113
应对资本主义危机要超越新自由主义和凯恩斯主义... 118
我国劳动力资源变动趋势与预测... 121
第二部分 经济政策创新... 130
如何建立国内生产福利总值核算体系... 130
新中国60年经济发展是一个辉煌整体... 138
先控后减的“新人口策论”... 144
从技术标准看技术性贸易壁垒中的知识产权问题... 158
纪念改革开放30 周年笔谈——改革以来六次思想解放与经济学现代化五大态势... 162
构建国家主导的企业职工权益保护体系... 164
关于当前劳动收入分配问题释疑... 169
关于劳动收入分配若干问题的思考... 173
机关、事业和企业联动的新养老策论... 179
建立体现科学发展观要求的经济社会综合评价体系：科学发展观由理论到实践的纽带... 186
经济改革与和谐社会的经济体制基础... 193
论我国劳动收入份额提升的可能性、迫切性与途径... 200
如何看待中国经济发展模式.. 210
社主义国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是国有控股公司... 214
世界工厂与知识产权优势... 218
新自由资本主义、全球化和社会主义... 224
艺术表演市场与艺术表演团体的市场化改革... 232
中国模式的经济体制特征和内涵... 237
重构三层分类管理机构和三级政府监管机构... 242
逐步推行人民币的区域化和国际化... 247
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的新开放策论（上）... 251
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的“新开放策论”（下）... 260
论政府在功能收入分配和规模收入分配中的作用... 265
中国可持续发展：回顾与展望... 275
论我国劳动收入份额提升的可能性、迫切性与途径... 284
超越霸权，建立全球经济政治文化新秩序... 294
城市以公租房为主的“新住房策论”... 298
遵循经济规律做强做优国有企业... 306
苏联剧变和解体深层次主要原因的系统分析——兼评其他五个主要原因论... 309
评“国有经济退出竞争领域论” 322《经济理论与政策创新》入选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专题文集。全书共分为两个部分：一是经济理论创新，二是经济政策创新。《经济理论与政策创新》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论述了中国经济方面的热点问题，特别是中国的国企改革，收入分配等热点问题，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和实践意义。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
经济理论与政策创新.pdf
(22.9 MB)
《保卫资本论》PDF.zip (39.82 MB, 下载！！)
第一部分 经济理论创新
范式危机、问题意识与政治经济学革新
一、“苏联范式”与“美国范式”：两种范式在中国的命运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理论经济学的发展基本上沿两条主要线索展开：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包括“苏联范式”)和西方经济学(包括“美国范式”)。由于受社会制度演进的影响，二者在中国的命运沉浮也被深深地打上了政治的烙印。1979年以前在中国流行的主流经济理论是斯大林《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影响下的“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范式”。此范式在中国经济理论舞台上以50年代末到1978年这段时间最为活跃。而新中国成立初期到1957年由于以王亚南、孙冶方等经济学家为代表的“马恩原著”派的坚持，“苏联范式”与“马恩原著”派的理论观点既有争鸣又有补充，交织在一起，后来在政治舆论的影响下，“苏联范式”占了上风。1979年以后，中国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发生重大转折，“苏联范式”随着“文革”的结束而日渐势微。马克思主义学派与中国改革实践相结合而进行理论创新，大有发展。同时，“美国范式”在中国经济学界大行其道，发展势头极为迅猛。这两派理论有相同之处，也有重大差异，因而科学地综合起来难度相当大，需要寻找新的理论生长点。
目前的理论经济学研究空前活跃，思潮纷呈，但对中国转轨问题的解释又往往缺乏以一贯之的理论框架，因此“范式危机”的呼声很高。我们认为，对于经济学理论来说，其生命力依赖于其对现实经济问题的解释力和预见力。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理论经济学中“苏联范式”和“美国范式”都面临现实问题的巨大挑战。与其说“范式危机”是某一理论范式的危机，不如说中国经济学面临的是各种“教条主义”经济理论范式的总危机，曾经令中国经济学人所顶礼膜拜的理论“图腾物”不见了，代之而起的是“百家争鸣”的局面。
二、问题意识：反思中国经济学
“问题意识”是经济学范式危机在经济学家群体中的积极反应。它标志着中国经济学家的工作从理论引进、模仿的自在方式到理论创新的自觉或自为方式的转变，也反映了中国经济学家对教条主义的摒弃和主体意识的觉醒。
“问题意识”包括对现实经济问题的挖掘和对经济学问题自身的反省两个方面。前者涉及理论解释力问题，而后者则涉及经济哲学问题(程恩富、张建伟，1998)。现实总是不断地对固有经济学范式提出挑战，从而推动经济学理论的动态演进(包括范式转换)，形成经济学家和经济学、现实问题之间的叩问与解答。中国要想构建一个有中国特色的新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就必须带着“问题意识”对在中国出现的有影响力的理论学说进行反思和整理，其中包括理论前提、假设、方法论基础和理论逻辑本身，并在此基础上超越它们。
（一）西方主流经济学(“美国范式”)
近年西方主流经济学在中国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从美国引进的原版或中译本教材、著作和论文的教学已经逐渐占据了财经类学生基础理论课程的核心地位。这些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研究方法和思想体系正在改变着青年学生、中青年学者甚至社会大众的思维、信念和信仰体系。政治经济学的教学虽然在课程时间表上仍占有一定分量，但从接受主体(学生)的知识分布和结构来看，西方经济学已经主宰了大部分学生的思维，他们对已经发生的西方经济学的“范式危机”(崔之元，1996)并无感觉。对于这种现象我们再也不能像从前那样简单地从感情上将西方经济学痛斥为“庸俗经济学”，而应从理性的高度去客观评价西方主流经济理论。诚然，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确给中国输送来了市场观念和实证分析、数量分析、边际分析等经济科学的研究方法，开拓了思路。另一方面，它的过度的形式主义和在理论前提上与中国转型经济的脱节，也会使中国经济学误入歧途。实际上，这种担心不是多余的，即使在美国也有很多经济学家持相同态度。1991年由美国12位著名经济学家组成的“经济学研究生教育委员会”发表了一份报告，表示他们担心大学正在费劲地培养一代技术高超、但对现实经济问题一无所知的“低能特才者”(J. Cassidy)。从经济哲学的角度来看，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个人主义、实证主义不过是工具理性和功利主义哲学的经济学用语，西方主流经济学家自觉或不自觉地皈依于某种政治意识形态的信念，会借助于知识的积累和传播扩散其思想上的影响，造成接受主体很可能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凯恩斯所说的某些思想家的奴隶。从现实经济问题的角度来看，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价值或许仅仅是提供了一种成熟的市场制度运作的理想参照系(另一种理论是“乌托邦”)。而对中国来说，许多理论前提是不存在的，其理论的解释力也就大打折扣。人们或许对中国80年代和90年代发生的严重通货膨胀记忆犹新，当时的局面就是采纳了某些经济学家模仿凯恩斯主义用通胀刺激有效需求的建议，从而形成错误决策的不良后果。中国现实经济问题积累而成的经验事实是检验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的标尺，它们至少在许多方面已经证伪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一些理论假说。当然，方法论上的哲学反思和现实经济问题的经验证据，并不能代替对西方主流经济学内在逻辑的批评。西方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的脱节，至少说明西方主流经济学在逻辑体系的一贯性上存在问题，斯蒂格利茨的最新《经济学》教科书也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一缺陷。逻辑是反逻辑的最有力的手段(“以毒攻毒”)，英国剑桥学派代表人物斯拉法和罗宾逊两个正是发现了新古典资本理论在多个产品模型上的逻辑悖论才构成对主流资本理论的深刻批判的。由于条件不成熟，目前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地位并没有因非主流经济学家的有力批驳而发生根本性的动摇，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对其保持怀疑和批判态度很可能会更有利于经济理论本身的发展。
(二)“马克思经济学范式”和“苏联范式”
“苏联范式”是综合马列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经济理论，并以计划经济为研究主题的社会主义经济学体系。尽管其中有不少科学成份，但总体上不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动规律，因而已日渐衰弱。但我们也不能把“马克思范式”与“苏联范式”混为一谈(吴易风，1996年)，批判“苏联范式”而全盘否定“马克思范式”。政治经济学的“马克思范式”在理论上的优点是显而易见的，如其中包含人文精神、哲学意味和价值判断，其理论层次的丰富性，理论预见力和深刻性，理论体系的完整性(逻辑与历史的统一)等，但它毕竟是以分析自由竞争式的资本主义经济为主，而对社会主义经济没有提供一套系统的分析框架。马克思擅长对经济社会长期动态分析是其理论优点，但它不可能面面俱到地分析资本主义私有制度和市场制度的具体细节，人们也就难以从中找到具体问题的现成答案。不过，马克思所提供给我们的是一个与西方主流经济学家(主要是新古典主义)迥然不同的理论参照系，通过这个参照系我们能够看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另一面，以及未来经济社会形态的演进方向，从而使我们在市场化改革过程中避免重蹈覆辙。“马克思范式”鲜明的理论特性表现于其理论的哲学倾向。科学抽象法以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为基本方法的方法论体系，如此完美地统一于他的理论框架之内，渗透着无可辩驳的逻辑力量。列宁指出：“虽说马克思没有留下‘逻辑’，但他遗留下《资本论》的逻辑，应当充分地利用这种逻辑来解决当前问题。在《资本论》中，逻辑、辩证法和唯物主义的认识论，都应用于同一门科学……”但是，这些方法的应用又使其理论晦涩而艰深，很多读者(学生和青年学者)望而却步。这也影响了接受主体的接受意愿和接受程度。“马克思范式”是具有鲜明的批判倾向的。马克思发现了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下人的各种“异化”现象，也就是说，他将“人”的全面和自由发展理解为“将来完成时”，对人的终极关怀，使马克思经济学中洋溢着人文精神。他对社会的批判或许能让我们在追求经济效率的同时保持对“经济发展”与“人的发展”之间关系的清醒洞察。但是，马克思的这类本质分析往往被当代经济假象所掩盖，从而受到不被认同的嘲讽与拒绝。简言之，“马克思范式”在中国面临的是灵活运用和发展，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在知识市场中的地位问题。我们的态度是：马克思的理论属于“经典”，而不是“教条”，应从其“空筐结构”的理论体系中寻找源源不断的思想启示，而不应在顶礼膜拜中死背它的若干词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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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国内一些非马克思主义者盛行这样一种傲慢的偏见,即以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学者还停留在对马克思著作中的论断进行解读、宣讲,而不能按照经济学理论的内在逻辑进行理论创新,针对复杂多变的中外现实经济问题,既不能作出令人信服的理论解释,也不能提出具有指导性、可操作性的政策主张,因而言必称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或新凯因斯主义经济学等,甚至把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伟大成就都归功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
事实果真如此吗？ 撇开国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不谈， 只要认真读一读我国一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 如刘国光、卫兴华、吴易风、程恩富、顾海良、林岗等） 的著作和文章， 应该会得出客观公正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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