击剑之势:破除“现代唯识论”
“吾人看历史,须将自己放在历史里面,把个人生命与历史生命通于一起,是在一条流里面承续着;又须从实践的观点看历史,把历史看成是一个民族的实践过程史。把自己放在历史里面,是表示:不可把历史推出去,作为与自己不相干的一个自然对象看;从实践看历史,是表示:历史根本是人的实践过程所形成的,不是摆在外面的一个既成物,而为我们的‘知性’所要去理解的一个外在体。归于实践,所以区别‘理解’;置身历史,所以区别置身度外。”[1]若认可经济学是一历史科学分支,是由历史学转化而来,上述话语需要遵守。事的科学源于物的科学,而高于物的科学。因此,我们摒除知识主义主张。此种不良的理论倾向性则可称之为“现代唯识论”。要之,“事实是,西方现代文明在理论层面上具有强烈的二元对立倾向,一再把认识推向非此即彼的选择……要么完全信赖‘理性’演绎逻辑,要么完全信赖经验归纳,要么完全依赖形式主义理论,要么完全依赖实证主义经验积累。而那样的(同是科学主义的)倾向则引发了后现代主义怀疑一切的反应,走到相反的虚无主义极端。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的对立同样(如此)。要么是像实证主义那样完全信赖客观性,以为事实绝对客观,要么是像后现代主义那样完全信赖主观性,怀疑所有经验证据。但是,西方本身的实践的历史并不像其理论倾向那么偏激,所体现的是客观与主观的双向互动。”[2]
自然科学的低的层级的研究是物的科学,确认物的客观。自然科学高级别的研究是承认事的科学,确认物和事统一的客观规定。实证主义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予以混同了,在对象上把物理之物混为事理之事,进一步又在研究对象上把事理之理歪曲为物理之理。现在到了重提事的科学的时候了。这不过是强调,学术研究要摆脱认识论的意识形态:以为人文社会科学完全可能具有数学和物理学那样的普适性知识和绝对性理论。例如按照GDP增长知识观察中国历史,古代时期是迟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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