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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胡馬依北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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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论科学中观察与理论的关系—兼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ZT [推广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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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本文受作者委托特发表于科学网。本文亦是科学哲学丛书第二分册的序言。

     作者联系方式:13642670367@163.com


简论科学中观察与理论的关系

——兼批一种庸俗哲学: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林定夷

(中山大学退休教授、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科学方法论专业委员会顾问)

有一种广为传播的庸俗哲学,认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因而任何一种理论的真假,是唯一地由实践来检验的。并且这种理论还宣称,它乃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试看,那篇于1978年5月11日以《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的著名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这样说的:“任何理论都要接受实践的检验”,“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是唯一的标准”,“标准只有一个,没有第二个”。它还别出心裁地引毛泽东的话说:“真理只有一个,而究竟谁发现了真理,不依靠主观的夸张,而依靠客观的实践。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由于这种庸俗哲学打出了“马克思主义”的旗号,于是又被同一些人用另一种“标准”评判为“确实的真理”。这种庸俗哲学,统治了中国数十年,严重阻挡了人们做精细的科学的思维,因而也阻碍了科学的发展。但由于它庸俗,所以它更易于为庸者所玩用,让他们可以把它轻易地挂在口头上为自己的政治利益做辩护,因此它深得某些当权者的青睐和欢迎。尤有甚者,在文革前,尤其在文革中,由于宣布毛泽东思想是真理,而“真理只有一个”,于是就能名正言顺地宣布“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乃是唯一正确的理论”,于是,就能名正言顺地要实行“意识形态领域的无产阶级专政”,对任何思想异己者加以残酷的镇压,其名正言顺的理由是“捍卫真理”。我们曾吃够了这种庸俗哲学的苦头。为科学计,更为提高我们民族的思维水平计,我以为对这种庸俗哲学已经到了必须做公开批判的时候了。

记得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口号式的“理论”刚刚被重新突出地提出来不久,我就在研究生的课堂上评论说,这个“理论”的意图是好的,是要反对“两个凡是”,但它的“水瓶”是埋在地底下,完全“失去水准”。但在当时,这是不能写成文章公开批评的,因为那是“政治”。于是我只得调侃说:“当代中国没有哲学,当代中国的哲学都是政治家的哲学,哲学家宣传政治家的哲学,政治家哪有哲学?”直到1980年左右,我这个纯学究式的人物,为科学计,实在熬不住了,于是从不同侧面写了两篇文章。一篇是《测量仪器中的认识论问题》,意在说清楚观察的背后是理论,在观察中想要保持“观察的客观性”,更要依据于理论。两者的关系是复杂而又明晰的。寄给了中国仪器学会主办的刊物《仪器与未来》(载该刊1982年11、12期),另一篇是《实践标准是客观标准吗?》,文章的主旨直接标明在题目上,寄给了上海的《学术月刊》(载该刊1980年第11期)。这两篇文章的内容虽然很不相同,但贯穿的东西却是一样的,那就是想从侧面委婉地批评这种庸俗哲学,试图说清楚正面的道理。但是,尽管这两篇东西的主旨是一样的,然而它们的遭遇却绝然不同。《仪器与未来》那本杂志不但全文刊载了我的文章,而且对这篇文章还特意加了“编者按”说:“这是一篇通俗性的哲学文章,谈的是有关测量仪器中的认识论问题。这个问题对于广大科技工作者,特别是仪器仪表工作者来说是经常碰到的,但往往并没有引起我们的注意和重视。正确理解和加深认识这个问题,对于我们认识仪器仪表的功能与实质,正确使用和不断发展仪器仪表都是有帮助的。文章用简明朴素的哲学语言,列举出大家熟悉的许多事例来讨论这个问题,一定会引起读者的兴趣。由于文章篇幅较长,本刊分两期刊出”。而发表在《学术月刊》上的那篇文章却给我带来了重大的灾难。当时,中山大学哲学系的那个曾经当过副校长的不学无术的系主任,得知我在《学术月刊》上发表了那篇文章以后,就在我当时不能参加的会议上严厉指责我“背离”和“反”(马克思主义),这在当时可是一种莫大的罪名。不久,当1983年开展“清除精神污染”运动的时候,他就通过一位副系主任扎根串连,组织阶级队伍,准备对我进行公开批判。虽然他们名义上是说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哲学,特别是波普尔的哲学,但实际上却是准备对我进行“革命大批判”。此事只是由于我们教研室同仁们的抵制,才使他们没有搞成。但是,当1983年我们教研室推举我晋升副教授时,这位系主任就以我“背离”和“反”为罪名,利用权力阻挡住了。当然,这个事情我完全逆来顺受,没有表示一点意见。我对职称的事向来没有看得太重。对这件事,我除了对这位系主任的“不学无术”,在内心里,以及公开地表示藐视以外,我在学术研究上反而更加努力,更加坚定了信心。我在学术研究的方向上,始终没有因政治压力而屈服,而是继续坚定地走我自己的路。在我国的条件下,作为一个学者,为了保持学术良知,大概是必须付出那种沉重的代价的。大约到2010年,北京超星电子图书馆邀我做一次学术讲演,题目是《科学理论的检验结构与检验逻辑》。在那次讲演中,我就从科学理论的检验结构与检验逻辑以及大量科学史案例分析的基础上,深入地批判了这种庸俗哲学,指出把这种庸俗哲学灌输给科学家和科学家的后备队(大学生、硕士生、博士生),只能使人愚蠢,决不会使人聪明。它是十分有害的。但多年来,我毕竟还是未能把这种批判庸俗哲学的事公开地写成文章发表出去,曾经写出来过,但发不出去。为此,长期以来,我真有点鲁迅先生所说的“吟罢低眉无写处”的感觉。

这种庸俗哲学庸俗在哪里呢?我们且不说它如何可被政客们所玩用,仅从科学思维的角度而言,就是它完全扭曲了实践与理论的关系。它对科学的正常发展十分有害。

首先,它蕴含着这样的经不起推敲的先验假定,即认为“实践”(例如科学中的实验和观察)是不会错的,并且是客观的,它直接提供“客观事实”。因为惟其如此,它才能成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其次,它相应地认为,当实践与理论发生矛盾的时候,实践具有单向性的双重身份,它既是原告,又是法官。即当实践与理论发生矛盾的时候,它就起诉,是原告;但谁来判决呢?又是实践,它成了判决理论之真理性的唯一标准,因而成了法官,而且是“终审法官”。

第三,它完全漠视观察渗透理论,观察依赖于理论这个重要的认识论问题。众所周知,相信肉眼观察的可靠性,是依据了未经审度的肤浅的常识性理论,即“眼见为实”;随着理论的进步,懂得了肉眼观察常常不可靠,于是在科学研究中使用仪器进行观察,但相信仪器所提供的信息,就是相信了仪器背后的一大堆理论;在科学中,是理论告诉我们需要观察什么,是理论告诉我们要通过什么样的方法和途径(例如从仪器的设计、制造、安装、调试直到仪器的操作,试剂、试样的范式等)才能进行可靠的观察,又是理论告诉我们观察到了什么,并且对于观察到的东西,能否对某种理论的检验起到肯定或否定的作用,也还是须要依靠理论来解释的。在科学中,理论固然需要通过实验观察来检验,但实验观察也决不是完全独立的,它本身渗透着理论,甚至依赖于理论;理论是可错的,因而实验观察也是可错的。它们之间的关系,决不是单向性的,而是要通过深入分析科学理论的检验结构与检验逻辑才能予以梳理清楚。

第四,这种理论,完全漠视检验过程中的多方面的其他复杂而重要的认识论问题,如感知与世界的关系;感知与语言的关系;单称陈述与全称陈述的关系;理论是用语言来陈述的,而陈述只能用陈述来证明或反驳,实践怎样证明或反驳理论;以及诸如科学理论的检验结构与检验逻辑等问题的思考;这些问题,它都未经思考,就武断地宣称实践能检验出真理,而且是与世界本体符合论意义上的真理。

第五,它不加分析地武断地认为一切真理都是要靠实践来检验的,包括分析真理也是要靠实践来检验。

第六,即使排除它所说的“唯一标准”这种荒唐的说法,仅就所谓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言,显然,在这种说法的后面,它未曾言明的前提就是归纳原理。所谓归纳原理,就是这样的一个“原理”,它简单地可表述为:“如果大量的A在各种各样的条件下被观察到,而且所有这些被观察到的A都无一例外地具有性质B,那么,所有的A都具有性质B”。当然,还可以有精致一点的几率性质的表述。但如何证明这样的归纳原理呢?这是哲学中的大问题,即著名的“归纳问题”。但这些庸俗哲学家甚至连他们所依据的前提是什么都未曾弄清楚,更不曾想到如何去论证他们的前提,以及论证这个前提将遇到怎样的困难;所有这些,他们都不曾思考,足见他们的庸俗和肤浅。

第七,这种庸俗哲学强调实践者的人数(千百万)和“立场”(革命),即“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那就更加荒唐了。哥白尼根据他的理论曾经做出过预言:从地球上看去,金星在一年中的视像大小应当有看得出的明显变化,并且有盈亏发生。在伽利略以前,无数天文学家用肉眼对金星进行长期的跟踪观察,都否定了哥白尼的预言,当时的以及现今的老百姓们(千百万人民)用肉眼进行观察,一定也会得出同样的结论。但伽利略通过望远镜进行观察以及少数人对他的观察进行了核验,就否定了以往千百万“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迄今,能够用望远镜对金星进行跟踪观察的人一定还是少数,但他们的观察胜过了千百万人民群众的观察。庸俗哲学的这种论调完全扭曲和背离了科学理论检验的实际。

第八,这种庸俗哲学,不但自身庸俗,而且将引导人们去提倡和歌颂内容贫乏而庸俗的理论。因为按照这种“唯一标准”说,只有愈是耐受实践检验的理论才是愈好的理论。但是按照逻辑,我们知道,愈是信息贫乏的理论一定是愈耐受实践检验的理论。例如,如果我说“明天广州将下雨或不下雨”,或者如毛泽东为了摆脱自己所造成的尴尬局面而安抚他的臣民说:“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等等,像这样的一些话,会受到实践的反驳吗?我们可以斩钉切铁地说,决不会的。因为不管明天广州天气将会怎样,我说的“明天广州下雨或不下雨”总是真的,它绝对耐受检验,因为不可能有任何实践的结果会与它相冲突。但是,我对明天广州的天气究竟说了些什么呢?什么都没有说,废话而已!同样道理,不管往后的情势发展怎样,我毫无时限地说“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这句话也是决不会有错的,实际上它同样是不接受实践检验,因而看起来它又将是非常地耐受任何实践检验的。类似的还可以举出许多,比如说:“在赌博性的投机事业中,运气总是可能的”,像这样的话,也同样是不接受实践检验的,反过来,也是最耐实践受检验的。因为不管是谁,不管他打赌还是不打赌,也不管他打赌是输还是赢,这个命题总是真的。但科学可能去追求在这种“唯一标准”面前表现“最好”的理论吗?正如在本丛书(四)中,我们曾提到过,在我国文化大革命中,在“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指导下曾经出现过的“伟大”发明,即所谓的“地震二要素预报法”那样,它耐受检验,对地震的预报的准确率超过百分之八十五,但从科学的眼光来看,这样的理论就好吗?正如我在那里曾指出的那样,科学家们对它只能嗤之以鼻,因为它的信息量极少。在这种庸俗哲学的引导下,所以在我国出现了形而上学(包括无信息内容的辩证法这种真正的形而上学)猖獗的局面,由此误导了许多人,为此耗去了多少人的青春年华(我也曾在其中)?科学追求信息量大因而可证伪性程度高的理论,在这个条件下又追求它具有高度的似真性。但影响理论之似真性的,也决不只是实践,而且还有与其他相关理论的匹配。等等。

总而言之,这种庸俗哲学所强调的“唯一标准”的所谓理论,完全不符合科学的实际,而且是对科学理论检验过程中的认识论问题的肆意扭曲(它自称是马克思主义的,但实际上,它连生活在一百几十年前的马克思、恩格斯的水平也远远没有达到)。因而它对于科学的发展,以及对于提高国民的科学素质(理解科学精神、科学思想、科学知识、科学方法),都是十分有害的。因此,我作为一名科学哲学工作者,深感实在有责任站出来对这种庸俗哲学进行彻底的、公开的批判,特别是当我已近耄耋之年,来日无多的时候。

实际上,所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种观念,并不是马克思、恩格斯发明的,恩格斯甚至还曾经批判了这种理论背后的归纳主义。实际上,它是由13世纪英国哲学家罗杰尔·培根(1214-1294)提出来的。罗杰尔·培根在其《大著作》一书中强调:“实践是理论真假的试金石”。罗杰尔·培根的这句话,就是强调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但他还没有愚蠢到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当时,即13世纪,正处于中世纪的晚期,离近代科学产生的17世纪尚相隔将近400年,还没有出现任何近代意义上的“科学理论”,而且在当时的哲学家中间,所盛行的观念还是“以圣经之是非为是非”,“以亚里士多德之是非为是非”。因而罗杰尔·培根的观念在当时有明显的进步性。但是到了19世纪以后,先进的科学家和哲学家们都已经不是这样看了,至于到了现代科学已经高度发展了的20世纪下半叶,仅仅为了政治上需要,就无端地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就只能把它看成是一种庸俗不堪的哲学了。

实际上,能够用来检验理论的是观察陈述或观察命题。所谓“实践检验”,实际上就是我们通过“实践”能够获得许多(或一系列)的观察和观察陈述。但观察不等于观察陈述。通过观察所直接获得的是感觉知觉,它们是非语言的,因而是私人的,不可在人际间进行交流,也不可能依靠它来检验理论。而观察陈述则是语言的,因而是可以在人际间进行交流并相互检验的。感知(感觉、知觉)与世界的关系是什么?感知和语言的关系是怎样的?我们的官方哲学家连这些都未做思考就胡谈什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胡乱说实践的结果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事实”,因而实践标准乃是一种“客观标准”。这是在检验问题上故意混淆“感知”、“观察陈述”与“客观事实”的概念或故意偷换概念。这种“理论”实在是肤浅、模糊而且糊弄人,混淆了许多基本概念,用主体的“感知”、“观察陈述”来偷换成“客观事实”这个概念。实际上,只要我们做深入的思考,就容易明白,观察是依赖于理论的,观察和观察陈述都是依赖于理论的。因而观察是易谬的。正如前面所言,用肉眼观察不可靠,因而在科学中应用科学仪器进行实验观察。但相信仪器所提供的信息,就是相信了实验观察和仪器背后的一大堆理论。感觉知觉是我们主体感官受到客观对象的刺激以后产生的一种响应。作为“响应”,它不但与客观对象的刺激有关,而且与我们的感官及神经系统的构造有关,还与我们主体以往所积累的知识、经验以及所接受的训练有关。限于篇幅,我们不可能详细论述这个问题了。有兴趣的读者,请仔细阅读并批判地思考本书后文所提供的内容以及本丛书中的另一本小册子:《关于实在论的困惑与思考》。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吗?在这里,确实,就任何“可观察命题”而言,如果我们暂且不去深究观察背后的深层次的认识论问题,那么我们可以暂时认可它对这些可观察命题的真假具有检验的作用。因为任何可观察命题正是通过实践获得相应的观察陈述而进行检验的。但是,对于理论呢,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在这里,我们首先要区分分析命题与综合命题的不同。

对于任何分析命题而言,它们只依语句的意义分析而判定其真假。数学和逻辑学系统可以说是典型的分析命题的系统。数学和逻辑学的理论通常都具有公理系统的形式。我们先验地构建一个公理系统,只要求这些公理之间满足不矛盾性(即相容性)和独立性这两个要求,而并不关心这些公理是否是自然界的真实写照。然后,在这些公理和相关定义的基础上推演出次一级又次一级的定理,由此建立起一个演绎陈述的等级系统。所以,数学和逻辑学中的命题都是分析命题,分析命题并不对自然界作出断言,因而不具有经验内容,不提供具体的自然信息。一个数学或逻辑学命题之所以是真的,仅仅是表明它与由之导出的那个公理系统相一致或符合。例如,“三角形三内角之和等于180度”,“三角形三内角之和小于180度”,“三角形三内角之和大于180度”这三个命题,分别对于欧几里得几何、罗巴切夫斯基几何、黎曼几何是真的,因为它们分别从这三种公理系统中导出,分别与这三种公理系统相一致。数学和逻辑中的命题是仅当经过了适当的解析以后才会具有一定的经验内容的。原则上,数学、逻辑等等分析命题的系统适用于一切可能世界,仅仅因为我们的现实世界也是一种可能世界,所以它们对于我们研究现实世界是有用的。假定我们的现实世界是一个万有引力的世界,数学和逻辑对它们固然是有用的,但是,假定另有一个万有斥力的世界,无疑,数学和逻辑对它们同样是有用的。而且,借助于已知的物理学原理,运用数学和逻辑推理以后,就能借现有物理学理论得出结论,这样的世界是不稳定的,它将转瞬崩溃,它在现实世界中不可能实际存在。而这也正好表明,它对我们研究非现实的世界也同样是有用的,正如我们相信迄今尚未发现的暗物质、暗能量的世界以及与当代技术相联系的虚拟世界,数学对它们都是有用的一样。对于任何分析命题系统而言,它们不接受、也无须接受实践检验。相反,实践检验对于它们是无效的。我们决不可能通过千百万次地测量三角形三内角之和的方法来证明“三角形三内角之和等于180度”这个欧氏几何的定理;相反,如果在我们的经验测量中表明,我们所测定的某些“三角形”中其三内角之和不等于180度,例如,它们竟然等于178度或182度或其他等等,我们也决不可能依据它们来“证伪”该欧氏几何定理。在此情况下,我们毋宁指责说,你所测量的那些“三角形”并不是真正的标准的三角形,或者指责你的测量有误,或者指责你引进了纯数学以外的物理假定等等。因为你使用的测量器具都是物理器具,其中包含着太多太多的不可以用来检验数学理论的物理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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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就任何综合命题系统和综合命题(如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的理论和定律)而言,对于它们的检验与上述数学或逻辑学命题的检验却有着原则上的不同。科学理论(自然科学理论、社会科学理论)或科学命题是要对现实世界作出陈述,因而具有经验的内容。就如力学中的伽利略落体定律和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等等。所以,科学理论或科学命题的真假,不能仅仅由语句的意义分析来解决,而必须由经验来检验。一种科学理论,尽管可以构建为某种演绎陈述的等级系统,但是,科学中的任何命题并不能因为它与由之导出的“公理”(科学理论的基本定律)相一致而成为真的,相反,如果这个导出命题与经验不一致或相悖,就将不但危及这个导出命题本身,而且还将危及由之导出的那些前提。科学理论和科学命题是要接受经验检验的。但是经验检验(或曰“实践检验”)真能检验出理论的真假吗?否!分析表明,经验检验仅仅有利于我们评价一个理论的优劣。但评价理论优劣的视野要比经验检验的视野宽阔得多。评价理论的优劣,至少要从理论的可证伪性、似真性、逻辑简单性等三个方面进行综合的比较。经验检验只涉及理论的似真性这一个方面,而且仅就科学理论的似真性的评价来说,它的视野也仍然要比经验检验的视野宽阔得多。最后,仅就经验检验而言,也至少要包含四个层次或程序,(一)检验一个理论是否内部自洽;(二)检验一个理论是否具有经验内容;(三)评价一个理论的潜在价值,以决定是否值得把它诉诸实验观察的经验检验;(四)诉诸实验观察的经验检验。在这里,前三项的检验都是分析性的,并且只有通过了前三项的检验才可以下决心是否对它诉诸实验观察的经验检验(“实践检验”)。因为把理论诉诸实验观察的经验检验,都是费钱、费时、费人力的。好的哲学应当教人理智和聪明。但宣扬“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种庸俗哲学,既不教人精细地思维,又束缚人的思维,它不告诉人们怎样放开视野,去合理地评价相互竞争的不同理论之间的优劣,选取其中的最优者,甚至去创造出比任何现有理论更优的理论,而只是把眼光死盯在“实践”这一个狭隘而模糊的方面,而同时又把实践检验起作用的范围和功能不加分析地无端扩大化。实际上,只要我们深入地分析科学理论的检验结构与检验逻辑,就能明白,“实践检验”在功能上实际上是既不能证实也不能驳倒任何理论的,它只是有利于从一个方面来评判科学理论的似真性。而把“实践检验”起作用的范围无端扩大化,也是十分荒唐的。因为十分明显,像数学和逻辑这些纯分析命题是完全不接受实践检验的,实际上,就连那些形而上学“命题”也是不接受实践检验的。至于对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这些综合命题而言,实践检验也只在其中起部分的作用,尽管是其中不可或缺的、而且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至于关于科学理论的检验,其中包括科学理论的检验结构与检验逻辑,说来话长,我们只能在此作此简要的说明,望读者往后细看细想本书后面的相关章节。我们平时所谓的追求科学理论的“真”,其实是追求理论的“优”,并且设法去创造出比任何现有理论更优的理论。我们曾经构造科学进步的三要素目标模型,根据这样的模型,可以说,科学理论是追求协调、一致和融贯地解释(和预言)愈来愈广泛的经验事实,从而能愈来愈有效地指导实践并使之取得成功。依据这样的模型,我们还可以说,科学中的一个好的假说或理论,应当“出于简单而归于深奥”。这里的所谓“简单”,是指理论的逻辑简单性,即理论中作为逻辑出发点的初始命题数量要少;这里所谓的“深奥”,是指理论的高度可证伪性和高度似真性,即一个高度可证伪的理论耐受严峻的检验,它的解释和预言能与广泛的经验证据精确地符合。这就是我们在科学研究中时刻应予关注的科学理论的评价问题。容易看出,这里所提出的评价科学理论的这三性标准(即可证伪性、似真性、逻辑简单性),是能够与科学中实际情况相符合的。爱因斯坦曾经赞扬过麦克斯韦的理论,说“在它们的简单的形式下隐藏着深奥的内容”。同样地,我们可以看到,按照这样的评价标准,牛顿理论和爱因斯坦相对论可以说都会是这种好的假说或理论的典范。牛顿理论仅仅从三条运动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等少数基本命题和基本概念出发,就解释了天上地下的广泛的自然现象,它具有高度的可证伪性又具有高度的似真性。爱因斯坦理论是更优的理论,他的狭义相对论仅仅从两条基本命题和若干基本概念出发,不但解释了牛顿运动理论所解释的现象,而且还解释了麦克斯韦理论所解释的现象,甚至还蕴涵了从这两个理论不可能导出的其他自然现象和规律的陈述,如E=mc2 等等。它具有比牛顿理论更高的可证伪性和更高的似真性。从长远看,社会科学也应当朝着这个方向发展,虽然它现在离这个目标还非常非常遥远。把实践检验看作是“全部”并且是检验科学理论的真假的“唯一标准”,其荒唐性是不言而喻的。

除了数学、逻辑以及科学等等这些属于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的系统以外,我们还会接触到许多形而上学的理论或“命题”。但形而上学理论与科学理论不同,形而上学理论虽然表面上也像是要对现实世界作出陈述,因而形而上学“命题”也像是具有经验内容的综合命题,但实际上它既不是像数学或逻辑命题那样的重言式,可以通过语句的意义分析而判定其真假,也不像科学命题(综合命题)那样可以接受经验的检验。原则上,形而上学命题都是一些无真假可言的(既不真,亦不假的)“伪命题”。它仅仅在表面上像是对世界作出了陈述,实际上它不具有经验内容,不曾告诉我们任何自然信息。尽管某些好的形而上学理论,对于科学的创造也可以有某些启发作用。对于作为辩证法的形而上学,我也曾经在我的相关著作中做过详细的分析。在这里就不去赘述了。

扼要地说来,观察与理论(此处是指具有经验内容的理论,包括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理论,非指数学和逻辑理论。下同)的关系可以大体概括为:理论需要接受观察经验的检验,但观察经验也决不是完全独立的。观察的背后是理论,甚至可以说,观察依赖于理论。因为正是理论告诉我们应当观察什么,理论告诉我们要通过什么样的方法和途径才能进行可靠的观察,理论告诉我们观察到了什么,对于观察到的东西,能否对检验某种理论起到肯定或否定的作用,也还是需要通过理论来获得解释。爱因斯坦曾经指出:“是理论决定我们能够观察到的东西”,“只有理论,即只有关于自然规律的知识,才能使我们从感觉印象推论出基本现象”。爱因斯坦的这些见解,实在是非常深刻而正确的。他突出地告诉我们,观察是依赖于理论的。就理论需要接受观察经验的检验来说,传统观念认为,理论之所以要接受观察经验的检验,是因为需要通过观察经验而判定其真假。但是,通过对科学理论的结构、科学理论的检验结构和检验逻辑的深入的哲学分析,就能明白,理论是不可能通过任何有限数目的观察和观察陈述而判定其真假的。其实,理论接受经验检验,其不可或缺的巨大作用,是在于判定一个理论的似真性,以便于我们评价理论的优劣。附带说一句,这里所说的“似真性”中的“真”,不是与世界本体符合意义上的“真”,而是指理论的解释和预言能与我们的经验相一致,从而能够指导实践。因而这里所说的科学理论的“似真性”,仅仅是说该种理论“看起来像是真的”或“看起来像是有理的”那种意义上的“似真性”罢了。众所周知,科学理论只能通过它的预言(逻辑后承)来与观察经验相比较,但是,逻辑告诉我们,一个蕴含式,不能通过肯定它的后件而肯定它的前件,因而通过这种方式检验理论是不可能证实理论的。这在逻辑上是非常明白的。与此相应,我们经常看到,在科学中,不同的科学理论,尽管它们对现象背后的实体及其过程做出了很不相同的假定,但却可以具有几乎不相上下的似真性,并且还可以通过用修改和补充辅助假说的方式来进一步提高它的似真性。我们仅仅能通过它们的“似真性”以及其他因素来评价这些不同理论的优劣,并选择其中的最优者或最有前途者,并且依据科学理论的评价标准,去创造新的更优的理论。由于经验检验的背后是理论,以及科学理论检验结构本身的复杂性,因此,所谓科学理论接受经验的检验,决不只是理论与外部世界两者的关系。由于经验的背后也蕴藏着理论,所以,这种检验活动,至少在部分意义上(甚至在很大程度上)也包含着理论之间的相互比较。科学发展的重大目标导向之一固然是要求它的理论与经验相一致,但是,当某个受检理论与某个(或某些)经验不相一致时,所应当受到指责的并不必然是理论,也可以是经验陈述;通过指责经验背后的观察性理论,就有可能把指责的矛头指向经验陈述,前不久,某个科学家团队宣称他们在实验中观察到了中微子的速度超过光速,从而证伪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但事后,其他科学家们依据于理论对该研究团队所使用的观察装置及相应的实验观察结果做出了更有理有据的指责以后,包括该研究团队在内的科学家们就否定了该研究团队最初的那个观察结论,就是一个生动的实例。实际上,当理论与实验观察结果不相一致的时候,还可以通过调整其他多种因素的方式,来使理论与广泛的经验事实取得融贯和协调。骤然看来,科学理论的检验活动的直接目的,是要检验那个受检理论的真伪,但作深入的考察后却能发现,把科学理论诉诸实验观察的经验检验,其实并不能实现这一功能。然而,对科学理论的检验,特别是通过“干净的实验”对科学理论做出严峻的检验,却又十分重要,它构成了科学活动的最基本的特征。因为正是通过这种检验活动,在科学理论必须与经验相一致的基本价值目标的导向之下,一方面,通过科学理论之间的相互比较而不断地作出修正和调整,使之不断地趋向相互协调、一致或融贯;另一方面,正是通过这种修正和调整,使得科学的总体在愈来愈趋向协调、一致和融贯的同时,愈来愈趋向于涵盖愈来愈多样的经验,并且有愈来愈强的解释力和预言力,以至于发挥出愈来愈强的指导实践的功能。简而言之,科学在三要素目标的导向之下,科学追求其理论愈来愈协调、一致和融贯地解释(和预言)愈来愈广泛的经验事实,从而能愈来愈有效地指导实践。在这一过程中,对于选择竞争理论而言,我们把科学理论诉诸经验的检验,虽然不能帮助我们判定出其中何者为真,何者为假,但却能有助于我们对它们作出评价:评价它们的优劣。关于科学理论的评价,也就是如何在相互竞争的多种理论中选择理论,我曾受邀于1992年在《科技导报》上发表拙文《科学理论的竞争与选择》(载《科技导报》1992年第10期)。该文后来被收进了由两院院长朱光亚、周光召主编的《中国科技文库》之中(该书作为“九五”国家重点图书于1998年由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出版)。 愚见以为,该文中的观点对于社会科学的评价与选择同样是有效的。

当前,我国正面临著改革发展的巨大任务,切实地需要好的哲学来启发我们合理地思考(所谓某种哲学对科学具有“指导作用”一说,我不认为是合理的和有益的,它反而会束缚思想。我想强调的是,好的哲学能启发我们合理地思考),但就目前的状况而言,我们国家却确确实实是仍然面临着“哲学的贫困”和被“贫困的哲学”所误导这种尴尬的境况。就我国何以会陷入“哲学的贫困”和被“贫困的哲学”所误导这种尴尬的境况,我想这既有文化上的根源,更有体制上的根源。我们实在需要从中汲取教训。想要详细讨论这个问题,需要花费许多笔墨,但择其要者而言之,我想简要指出如下几点:(一)长期以来,权威方面依靠强权推行某种特定的意识形态,禁绝对哲学的任何自由研究,是造成解放以后中国“哲学的贫困”的最大原因;(二)长期以来,权威方面强调哲学和社会科学(包括历史学等等)的研究必须为政治服务,其结果是诱导甚至强迫这些学科的研究者之所为不再是追求学问,而只是为官方的政治需要而制造工具。在这种体制的引导之下,使我国解放后产生出来的许多所谓“理论家”,他们所真正关注的不再是“学”,而是怎样投“王者”之所好的“术”。这使得我国解放后的哲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探索学问的性质,从而使失去竞争对手因而处于霸主地位的官方哲学无从获得正常的发展,遂逐渐偏离正常的学术路向而沦为某种“贫困的哲学”。除了以上两点,当然还有中国传统文化上的不良影响。其中包括中国传统文化中哲学历来比较弱势,缺少逻辑和精细思维以及清晰表达的传统,此外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所谓“知识分子”或“学者”,从主流上看,从来都缺少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把潜心于探究知识作为价值追求的理想,相反,常常以“依附于王者”作为自己毕生追求的目标,所谓“学而优则仕”即是。“仕”者,依附于王者也者。这些都是教训。迄今我们还在吞咽着由此造成的不堪咀嚼的苦果。我真希望我国的ZF和知识分子汲取教训,使我国能摆脱“哲学贫困”的局面。我相信,一个国家或民族,若长期不能摆脱“哲学贫困”的局面,它就将是没有希望的。

在本丛书的本分册中,我们将花费主要笔墨详细而深入地正面阐明科学中观察与理论的复杂关系,而对于那种坑害人的庸俗哲学我们则只是稍作附带的批判。因为一方面,这种庸俗哲学不值得我们花费太多的笔墨,枉然占去书中太多的可贵的篇幅,另一方面,如果读者能深入地全面地理解科学中观察与理论的真实关系,那么对于那种庸俗哲学的庸俗性,就无需多言就心中自明了。

最后,附带说一句,希望读者阅读本“代序言”的时候,能够与本书的内容及其附录“我从事科学哲学的一些体会”对照着看,尽管其中难免有稍许重复,但也许就能从中读出我那“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曹雪芹语)的苦涩味儿来。

(2015年8月3日首发,8月4日有较大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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