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明:本文受作者委托特发表于科学网。本文亦是科学哲学丛书第二分册的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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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论科学中观察与理论的关系
——兼批一种庸俗哲学: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林定夷
(中山大学退休教授、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科学方法论专业委员会顾问)
有一种广为传播的庸俗哲学,认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因而任何一种理论的真假,是唯一地由实践来检验的。并且这种理论还宣称,它乃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试看,那篇于1978年5月11日以《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的著名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这样说的:“任何理论都要接受实践的检验”,“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是唯一的标准”,“标准只有一个,没有第二个”。它还别出心裁地引毛泽东的话说:“真理只有一个,而究竟谁发现了真理,不依靠主观的夸张,而依靠客观的实践。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由于这种庸俗哲学打出了“马克思主义”的旗号,于是又被同一些人用另一种“标准”评判为“确实的真理”。这种庸俗哲学,统治了中国数十年,严重阻挡了人们做精细的科学的思维,因而也阻碍了科学的发展。但由于它庸俗,所以它更易于为庸者所玩用,让他们可以把它轻易地挂在口头上为自己的政治利益做辩护,因此它深得某些当权者的青睐和欢迎。尤有甚者,在文革前,尤其在文革中,由于宣布毛泽东思想是真理,而“真理只有一个”,于是就能名正言顺地宣布“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乃是唯一正确的理论”,于是,就能名正言顺地要实行“意识形态领域的无产阶级专政”,对任何思想异己者加以残酷的镇压,其名正言顺的理由是“捍卫真理”。我们曾吃够了这种庸俗哲学的苦头。为科学计,更为提高我们民族的思维水平计,我以为对这种庸俗哲学已经到了必须做公开批判的时候了。
记得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口号式的“理论”刚刚被重新突出地提出来不久,我就在研究生的课堂上评论说,这个“理论”的意图是好的,是要反对“两个凡是”,但它的“水瓶”是埋在地底下,完全“失去水准”。但在当时,这是不能写成文章公开批评的,因为那是“政治”。于是我只得调侃说:“当代中国没有哲学,当代中国的哲学都是政治家的哲学,哲学家宣传政治家的哲学,政治家哪有哲学?”直到1980年左右,我这个纯学究式的人物,为科学计,实在熬不住了,于是从不同侧面写了两篇文章。一篇是《测量仪器中的认识论问题》,意在说清楚观察的背后是理论,在观察中想要保持“观察的客观性”,更要依据于理论。两者的关系是复杂而又明晰的。寄给了中国仪器学会主办的刊物《仪器与未来》(载该刊1982年11、12期),另一篇是《实践标准是客观标准吗?》,文章的主旨直接标明在题目上,寄给了上海的《学术月刊》(载该刊1980年第11期)。这两篇文章的内容虽然很不相同,但贯穿的东西却是一样的,那就是想从侧面委婉地批评这种庸俗哲学,试图说清楚正面的道理。但是,尽管这两篇东西的主旨是一样的,然而它们的遭遇却绝然不同。《仪器与未来》那本杂志不但全文刊载了我的文章,而且对这篇文章还特意加了“编者按”说:“这是一篇通俗性的哲学文章,谈的是有关测量仪器中的认识论问题。这个问题对于广大科技工作者,特别是仪器仪表工作者来说是经常碰到的,但往往并没有引起我们的注意和重视。正确理解和加深认识这个问题,对于我们认识仪器仪表的功能与实质,正确使用和不断发展仪器仪表都是有帮助的。文章用简明朴素的哲学语言,列举出大家熟悉的许多事例来讨论这个问题,一定会引起读者的兴趣。由于文章篇幅较长,本刊分两期刊出”。而发表在《学术月刊》上的那篇文章却给我带来了重大的灾难。当时,中山大学哲学系的那个曾经当过副校长的不学无术的系主任,得知我在《学术月刊》上发表了那篇文章以后,就在我当时不能参加的会议上严厉指责我“背离”和“反”(马克思主义),这在当时可是一种莫大的罪名。不久,当1983年开展“清除精神污染”运动的时候,他就通过一位副系主任扎根串连,组织阶级队伍,准备对我进行公开批判。虽然他们名义上是说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哲学,特别是波普尔的哲学,但实际上却是准备对我进行“革命大批判”。此事只是由于我们教研室同仁们的抵制,才使他们没有搞成。但是,当1983年我们教研室推举我晋升副教授时,这位系主任就以我“背离”和“反”为罪名,利用权力阻挡住了。当然,这个事情我完全逆来顺受,没有表示一点意见。我对职称的事向来没有看得太重。对这件事,我除了对这位系主任的“不学无术”,在内心里,以及公开地表示藐视以外,我在学术研究上反而更加努力,更加坚定了信心。我在学术研究的方向上,始终没有因政治压力而屈服,而是继续坚定地走我自己的路。在我国的条件下,作为一个学者,为了保持学术良知,大概是必须付出那种沉重的代价的。大约到2010年,北京超星电子图书馆邀我做一次学术讲演,题目是《科学理论的检验结构与检验逻辑》。在那次讲演中,我就从科学理论的检验结构与检验逻辑以及大量科学史案例分析的基础上,深入地批判了这种庸俗哲学,指出把这种庸俗哲学灌输给科学家和科学家的后备队(大学生、硕士生、博士生),只能使人愚蠢,决不会使人聪明。它是十分有害的。但多年来,我毕竟还是未能把这种批判庸俗哲学的事公开地写成文章发表出去,曾经写出来过,但发不出去。为此,长期以来,我真有点鲁迅先生所说的“吟罢低眉无写处”的感觉。
这种庸俗哲学庸俗在哪里呢?我们且不说它如何可被政客们所玩用,仅从科学思维的角度而言,就是它完全扭曲了实践与理论的关系。它对科学的正常发展十分有害。
首先,它蕴含着这样的经不起推敲的先验假定,即认为“实践”(例如科学中的实验和观察)是不会错的,并且是客观的,它直接提供“客观事实”。因为惟其如此,它才能成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其次,它相应地认为,当实践与理论发生矛盾的时候,实践具有单向性的双重身份,它既是原告,又是法官。即当实践与理论发生矛盾的时候,它就起诉,是原告;但谁来判决呢?又是实践,它成了判决理论之真理性的唯一标准,因而成了法官,而且是“终审法官”。
第三,它完全漠视观察渗透理论,观察依赖于理论这个重要的认识论问题。众所周知,相信肉眼观察的可靠性,是依据了未经审度的肤浅的常识性理论,即“眼见为实”;随着理论的进步,懂得了肉眼观察常常不可靠,于是在科学研究中使用仪器进行观察,但相信仪器所提供的信息,就是相信了仪器背后的一大堆理论;在科学中,是理论告诉我们需要观察什么,是理论告诉我们要通过什么样的方法和途径(例如从仪器的设计、制造、安装、调试直到仪器的操作,试剂、试样的范式等)才能进行可靠的观察,又是理论告诉我们观察到了什么,并且对于观察到的东西,能否对某种理论的检验起到肯定或否定的作用,也还是须要依靠理论来解释的。在科学中,理论固然需要通过实验观察来检验,但实验观察也决不是完全独立的,它本身渗透着理论,甚至依赖于理论;理论是可错的,因而实验观察也是可错的。它们之间的关系,决不是单向性的,而是要通过深入分析科学理论的检验结构与检验逻辑才能予以梳理清楚。
第四,这种理论,完全漠视检验过程中的多方面的其他复杂而重要的认识论问题,如感知与世界的关系;感知与语言的关系;单称陈述与全称陈述的关系;理论是用语言来陈述的,而陈述只能用陈述来证明或反驳,实践怎样证明或反驳理论;以及诸如科学理论的检验结构与检验逻辑等问题的思考;这些问题,它都未经思考,就武断地宣称实践能检验出真理,而且是与世界本体符合论意义上的真理。
第五,它不加分析地武断地认为一切真理都是要靠实践来检验的,包括分析真理也是要靠实践来检验。
第六,即使排除它所说的“唯一标准”这种荒唐的说法,仅就所谓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言,显然,在这种说法的后面,它未曾言明的前提就是归纳原理。所谓归纳原理,就是这样的一个“原理”,它简单地可表述为:“如果大量的A在各种各样的条件下被观察到,而且所有这些被观察到的A都无一例外地具有性质B,那么,所有的A都具有性质B”。当然,还可以有精致一点的几率性质的表述。但如何证明这样的归纳原理呢?这是哲学中的大问题,即著名的“归纳问题”。但这些庸俗哲学家甚至连他们所依据的前提是什么都未曾弄清楚,更不曾想到如何去论证他们的前提,以及论证这个前提将遇到怎样的困难;所有这些,他们都不曾思考,足见他们的庸俗和肤浅。
第七,这种庸俗哲学强调实践者的人数(千百万)和“立场”(革命),即“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那就更加荒唐了。哥白尼根据他的理论曾经做出过预言:从地球上看去,金星在一年中的视像大小应当有看得出的明显变化,并且有盈亏发生。在伽利略以前,无数天文学家用肉眼对金星进行长期的跟踪观察,都否定了哥白尼的预言,当时的以及现今的老百姓们(千百万人民)用肉眼进行观察,一定也会得出同样的结论。但伽利略通过望远镜进行观察以及少数人对他的观察进行了核验,就否定了以往千百万“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迄今,能够用望远镜对金星进行跟踪观察的人一定还是少数,但他们的观察胜过了千百万人民群众的观察。庸俗哲学的这种论调完全扭曲和背离了科学理论检验的实际。
第八,这种庸俗哲学,不但自身庸俗,而且将引导人们去提倡和歌颂内容贫乏而庸俗的理论。因为按照这种“唯一标准”说,只有愈是耐受实践检验的理论才是愈好的理论。但是按照逻辑,我们知道,愈是信息贫乏的理论一定是愈耐受实践检验的理论。例如,如果我说“明天广州将下雨或不下雨”,或者如毛泽东为了摆脱自己所造成的尴尬局面而安抚他的臣民说:“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等等,像这样的一些话,会受到实践的反驳吗?我们可以斩钉切铁地说,决不会的。因为不管明天广州天气将会怎样,我说的“明天广州下雨或不下雨”总是真的,它绝对耐受检验,因为不可能有任何实践的结果会与它相冲突。但是,我对明天广州的天气究竟说了些什么呢?什么都没有说,废话而已!同样道理,不管往后的情势发展怎样,我毫无时限地说“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这句话也是决不会有错的,实际上它同样是不接受实践检验,因而看起来它又将是非常地耐受任何实践检验的。类似的还可以举出许多,比如说:“在赌博性的投机事业中,运气总是可能的”,像这样的话,也同样是不接受实践检验的,反过来,也是最耐实践受检验的。因为不管是谁,不管他打赌还是不打赌,也不管他打赌是输还是赢,这个命题总是真的。但科学可能去追求在这种“唯一标准”面前表现“最好”的理论吗?正如在本丛书(四)中,我们曾提到过,在我国文化大革命中,在“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指导下曾经出现过的“伟大”发明,即所谓的“地震二要素预报法”那样,它耐受检验,对地震的预报的准确率超过百分之八十五,但从科学的眼光来看,这样的理论就好吗?正如我在那里曾指出的那样,科学家们对它只能嗤之以鼻,因为它的信息量极少。在这种庸俗哲学的引导下,所以在我国出现了形而上学(包括无信息内容的辩证法这种真正的形而上学)猖獗的局面,由此误导了许多人,为此耗去了多少人的青春年华(我也曾在其中)?科学追求信息量大因而可证伪性程度高的理论,在这个条件下又追求它具有高度的似真性。但影响理论之似真性的,也决不只是实践,而且还有与其他相关理论的匹配。等等。
总而言之,这种庸俗哲学所强调的“唯一标准”的所谓理论,完全不符合科学的实际,而且是对科学理论检验过程中的认识论问题的肆意扭曲(它自称是马克思主义的,但实际上,它连生活在一百几十年前的马克思、恩格斯的水平也远远没有达到)。因而它对于科学的发展,以及对于提高国民的科学素质(理解科学精神、科学思想、科学知识、科学方法),都是十分有害的。因此,我作为一名科学哲学工作者,深感实在有责任站出来对这种庸俗哲学进行彻底的、公开的批判,特别是当我已近耄耋之年,来日无多的时候。
实际上,所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种观念,并不是马克思、恩格斯发明的,恩格斯甚至还曾经批判了这种理论背后的归纳主义。实际上,它是由13世纪英国哲学家罗杰尔·培根(1214-1294)提出来的。罗杰尔·培根在其《大著作》一书中强调:“实践是理论真假的试金石”。罗杰尔·培根的这句话,就是强调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但他还没有愚蠢到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当时,即13世纪,正处于中世纪的晚期,离近代科学产生的17世纪尚相隔将近400年,还没有出现任何近代意义上的“科学理论”,而且在当时的哲学家中间,所盛行的观念还是“以圣经之是非为是非”,“以亚里士多德之是非为是非”。因而罗杰尔·培根的观念在当时有明显的进步性。但是到了19世纪以后,先进的科学家和哲学家们都已经不是这样看了,至于到了现代科学已经高度发展了的20世纪下半叶,仅仅为了政治上需要,就无端地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就只能把它看成是一种庸俗不堪的哲学了。
实际上,能够用来检验理论的是观察陈述或观察命题。所谓“实践检验”,实际上就是我们通过“实践”能够获得许多(或一系列)的观察和观察陈述。但观察不等于观察陈述。通过观察所直接获得的是感觉知觉,它们是非语言的,因而是私人的,不可在人际间进行交流,也不可能依靠它来检验理论。而观察陈述则是语言的,因而是可以在人际间进行交流并相互检验的。感知(感觉、知觉)与世界的关系是什么?感知和语言的关系是怎样的?我们的官方哲学家连这些都未做思考就胡谈什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胡乱说实践的结果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事实”,因而实践标准乃是一种“客观标准”。这是在检验问题上故意混淆“感知”、“观察陈述”与“客观事实”的概念或故意偷换概念。这种“理论”实在是肤浅、模糊而且糊弄人,混淆了许多基本概念,用主体的“感知”、“观察陈述”来偷换成“客观事实”这个概念。实际上,只要我们做深入的思考,就容易明白,观察是依赖于理论的,观察和观察陈述都是依赖于理论的。因而观察是易谬的。正如前面所言,用肉眼观察不可靠,因而在科学中应用科学仪器进行实验观察。但相信仪器所提供的信息,就是相信了实验观察和仪器背后的一大堆理论。感觉知觉是我们主体感官受到客观对象的刺激以后产生的一种响应。作为“响应”,它不但与客观对象的刺激有关,而且与我们的感官及神经系统的构造有关,还与我们主体以往所积累的知识、经验以及所接受的训练有关。限于篇幅,我们不可能详细论述这个问题了。有兴趣的读者,请仔细阅读并批判地思考本书后文所提供的内容以及本丛书中的另一本小册子:《关于实在论的困惑与思考》。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吗?在这里,确实,就任何“可观察命题”而言,如果我们暂且不去深究观察背后的深层次的认识论问题,那么我们可以暂时认可它对这些可观察命题的真假具有检验的作用。因为任何可观察命题正是通过实践获得相应的观察陈述而进行检验的。但是,对于理论呢,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在这里,我们首先要区分分析命题与综合命题的不同。
对于任何分析命题而言,它们只依语句的意义分析而判定其真假。数学和逻辑学系统可以说是典型的分析命题的系统。数学和逻辑学的理论通常都具有公理系统的形式。我们先验地构建一个公理系统,只要求这些公理之间满足不矛盾性(即相容性)和独立性这两个要求,而并不关心这些公理是否是自然界的真实写照。然后,在这些公理和相关定义的基础上推演出次一级又次一级的定理,由此建立起一个演绎陈述的等级系统。所以,数学和逻辑学中的命题都是分析命题,分析命题并不对自然界作出断言,因而不具有经验内容,不提供具体的自然信息。一个数学或逻辑学命题之所以是真的,仅仅是表明它与由之导出的那个公理系统相一致或符合。例如,“三角形三内角之和等于180度”,“三角形三内角之和小于180度”,“三角形三内角之和大于180度”这三个命题,分别对于欧几里得几何、罗巴切夫斯基几何、黎曼几何是真的,因为它们分别从这三种公理系统中导出,分别与这三种公理系统相一致。数学和逻辑中的命题是仅当经过了适当的解析以后才会具有一定的经验内容的。原则上,数学、逻辑等等分析命题的系统适用于一切可能世界,仅仅因为我们的现实世界也是一种可能世界,所以它们对于我们研究现实世界是有用的。假定我们的现实世界是一个万有引力的世界,数学和逻辑对它们固然是有用的,但是,假定另有一个万有斥力的世界,无疑,数学和逻辑对它们同样是有用的。而且,借助于已知的物理学原理,运用数学和逻辑推理以后,就能借现有物理学理论得出结论,这样的世界是不稳定的,它将转瞬崩溃,它在现实世界中不可能实际存在。而这也正好表明,它对我们研究非现实的世界也同样是有用的,正如我们相信迄今尚未发现的暗物质、暗能量的世界以及与当代技术相联系的虚拟世界,数学对它们都是有用的一样。对于任何分析命题系统而言,它们不接受、也无须接受实践检验。相反,实践检验对于它们是无效的。我们决不可能通过千百万次地测量三角形三内角之和的方法来证明“三角形三内角之和等于180度”这个欧氏几何的定理;相反,如果在我们的经验测量中表明,我们所测定的某些“三角形”中其三内角之和不等于180度,例如,它们竟然等于178度或182度或其他等等,我们也决不可能依据它们来“证伪”该欧氏几何定理。在此情况下,我们毋宁指责说,你所测量的那些“三角形”并不是真正的标准的三角形,或者指责你的测量有误,或者指责你引进了纯数学以外的物理假定等等。因为你使用的测量器具都是物理器具,其中包含着太多太多的不可以用来检验数学理论的物理假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