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国强：经济学的思想与方法 - 第2页 - 学术道德监督

11楼

xdchen2005 发表于 2009-7-31 11:35:48 |只看作者 |坛友微信交流群

A4：这三个问题都非常好。对于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是，中国的改革下一步很难走，因为和谐社会构建的关键是合理地界定政府与市场的边界，那么就牵扯到法治改革、行政体制改革，甚至涉及到政治体制的改革，这些问题躲不过去。谈行政体制、政治体制的改革比较敏感，但我们可以讨论政府模式的转换，政府管理的创新。我和我们学院的海归教授沈凌合写了一篇文章，文章得出一个结论，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往往需要冒较大的风险，而不需要太多的民主。有两个数据，在整个世界的经济里面，发达国家和比较民主的国家他们的平均增长率是4%，方差小，不发达的国家他们的平均增长率只有2.6%，但是方差大，这说明，如果我们完全照搬英美模式的话，按照4%的增长，永远也赶不上发达国家，但采取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模式，中国经济增长达到了近10%，许多东南亚国家和地区也是如此。另外一个结论是，中国经济在发展到一定地步的时候，要有可持续性的发展和稳定的市场，必须建立长效机制，需要比较好的界定政府与市场的边界，这是首先要谈的原则和目标，但是现实就像你说的确实相差很大，因为牵扯到个人权利和个人利益，要看谁有那么大的智慧，或许中产阶级越来越多的时候，大家会更加关注自己的权益，从而需要更多民主。不管怎样，我不认为短时间内就能达到，中国制度的平稳转型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第二个问题，由于人们仍然考虑个人利益，思想境界有限，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经济要发展，搞市场经济是必然选择，这已经被中国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所验证。通过市场化改革，人们发家致富的积极性被极大地调动起来了，但是经济发展到了现阶段，越来越需要文化的东西来进行社会规范，进行平衡。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解决不好会很麻烦，包括西藏、新疆问题，民族和谐的问题。中国曾经有很好的文化来进行社会规范，如儒教、佛教、道教。如何充分发挥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的作用，来解决这个平衡问题，需要我们领导人具有长远的重大的战略眼光。在财大经济学院，我们从最基本的做人的规范抓起，如诚信规范、宽容心态、感恩意识以及奉献精神。在这方面，如果我们能正确处理好理性假设的边界，正确处理好大公无私和理性的关系，处理好国家、社会与人生的辩证统一关系，大家都这么做，我们的国家和社会就会稳定。所以，中国的文化与市场经济是可以相容的，我在讲座中也论证了，在人们仍然还追求个人利益的客观现实条件下，和谐社会的构建是与现代市场制度完全一致的，相容的，必须由建立现代市场制度达到。中国大学现在在德育方面还有所欠缺，思政教育大多来自于理论和书本，和中国现实比较脱节，同学们不太容易听得进去，抓基本的道德规范学生反而能够接受。

第三个问题，中国的经济学教育非常重要，中国要崛起，靠的是培养大批德才兼备高层次的，具有自我学习，知识自我更新能力的创新型人才。另外，中国的国情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社会主义，中国的国策是坚持市场化改革的方向，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要培养大量的懂市场经济的人才。反观我们国家的教育，尽管学生的素质是一流的，但我们的师资与国际接轨的程度，距离国家发展的战略需求还相差太远。我们的博士生水平和发达国家相比还相差太远，我国的本科生和美国的相比不会差，中国的许多留学生去美国留学，一开始基本上不占优势，但是由于基本素质高，聪明努力，很快就成为好学生了。我们现在要进行经济学教育改革，光靠留学生学成回国还不够，必须要自己培养出更多的优秀人才，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办这个暑假班的原因。拿到博士学位只是进入了学术的门槛，也许还没有入门，关键是要把基础打好，形成自我学习和知识自我更新能力。我们想通过学科建设、狠抓学风教风、硕博连读项目、教师考核机制改革以及行政管理机制改革，形成一整套培养人才的体系。

在财大进行全方位教育改革的同时，我希望其他高校也这么做，希望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也这么做，他们的学生更优秀。复旦大学一位同仁说，“我们一搞，你们财大就没有戏”，我说你说的太对了，我希望大家一起关心中国的经济学教育，因为都在为国家培养人才，竞争办学才能产生效率。我可以毫不夸张的说，我们财大经济学院的博士生课程体系扎实，开设三个学期高级微观、三个学期高级宏观、三个学期高级计量，在亚洲是处于一流水平的。现在香港中文大学经济系只开设一个学期的高级微观、高级宏观和计量经济学，他们一年只招三五个，没有形成规模，而我们一年招二十几个，我们学院的博士生毕业后讲授经济学课程基本上没有问题的。所以我觉得我们的老师同学们在上海财经大学一个月的学习肯定是值得的，各位研究生中有很多想考博，出国的，希望通过这一个月的学习把基础打好。我们的海归老师如被国外、国内其他高校挖走我很高兴，这证明我们所引进的老师有实力，水平高。现在引进高水平的人才仍然很难，我们经济学院曾开高价150万年薪聘请资深教授，但是没有成功。真正资深的教授由于家庭或其它方面的原因，不会轻易回来，这就是在约束条件下做事情。我每天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国外，为财大工作至少6-8个小时。只要你用心去抓，成效是非常明显的。

Q5：我想问一个比较实际的问题，经济学这么多领域，文献也浩瀚，如果跟着您念博士的话，基本上也就是两年的时间，还要论文开题，这种情况下如何解决传统的经典与时尚的关系，用您的一个比喻来讲，两年的时间用多长时间来搞经典，多长时间搞时尚，两者之间有比较好的结合点，四年时间才能有所成就。

A5：在财大念博士，需要更长的时间。博士项目已由三年改为四年了，硕博连读是五年，和国外的年限差不多了。读博士，我觉得既不是只读经典也不是只读时尚的东西。我们博士项目，需要在两年的时间内，把12门核心课程上完（三门高级微观、三门高级宏观、三门高级计量，一门数理经济，再加两门资本论），还有两个系列的专业课。无论读经典也好，时尚也好，如果没有把基础打好，就不能做研究，即使做了，也好不到哪里去，把基础打牢，将内功练好，磨刀不误砍柴工。

Q6：田老师，谢谢您精彩的演讲，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国家宏观经济决策部门对本论经济下滑的判断是有滞后的。我去年在武汉市下面一个区的财政局挂职，从当时的那个区财政局的财政收入状况开看，那边的工作人员都能看出经济衰退的迹象，为什么地方官员都能查看到经济衰退的迹象，而中央的高层部门却看不到呢？第二个问题，昨天的股市已经快冲到3200点，我看到央行的数据表明原因是资金链很宽松，面对这种形势的增长到底是好还是不好？郎咸平曾经说过现在民间投资有很多障碍，很多闲散资金只好流入股市和楼市，结果就会出现社科院宏观研究所研究员所讲的中国经济启动易刹车难？中国经济的增长是个吹大泡沫还是国民实际财富增长的表现？请问您是怎么样看待本轮积极财政政策带来的经济增长局面？

A6：第一个问题实际上我刚才的讲座内容已经回答了，包括黄晓东教授和我都看到问题的所在，你说的确实没错，只要真正了解现实的就会知道，当时特别是在沿海地区，很多企业都感觉到经济下滑，因为很多订单都拿不到。现在中国的行政体制是激励官员高度与上级保持一致，下面的人明明知道真相也不敢说，就像我们的报告没有人愿意帮助递交给中央，担心有风险。领导人到下面去考察，得不到真实的资料，信息不对称，所以导致上半年大泻药，下半年大补药。所以我的答案就是信息不对称。其次有很多学者提建议，建议太多了，领导也不知道哪些是正确的，哪些不正确。

第二个问题，中央的这次大补药，我有两种看法。首先，我基本上肯定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需要补一补身子，现在房市和股市稳定了，老百姓的内需开始扩大，这个作用毫无疑问必须承认。现在中产阶级的购买力大幅度上升，否则的话，他们没有信心，担心“生、老、病、居、教”，就不愿意消费，但仅上半年就发放7万多亿信贷资金，我觉得太多了。我们希望稳股市，但也不希望天天大涨，造成泡沫。听说这些信贷资金中有20%都进入了房市和股市，容易出现泡沫。其次，政府拉动投资，对老百姓特别是中小型企业、民营企业作用不大，他们对世界经济复苏的信心还不是很充分，还在观望，特别是实体经济，中小型企业没有拉动起来，只有政府拉动肯定不行，怎么样提高企业家的信心，增加民间投资是需要解决的问题。另外，我们需要保持政策的前瞻性、持续性和稳定性，避免大起大落，避免让政策在一两个月时间内发生180度的大转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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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楼

xdchen2005 发表于 2009-7-31 11:36:14 |只看作者 |坛友微信交流群

Q7：尊敬的田院长，我觉得一般均衡理论对经济现象过度简化了，多均衡体系才更符合经济事实，中国有中国的经济，美国有美国的经济，多种经济经过加工利用都在经历演化，在演化过程中，制度、社会、文化等外在因素的影响特别大，中国现在还有很多制度方面的问题，一些不好的制度长期存在，致使我国的经济、金融长期处于比较低级的状态，没有办法实现长期的、公平的、有效率的发展，我想出现这些问题，肯定和我国的行政制度有关，我们感觉到在制度的制定和创新方面，权力机构都是缺位的。各级人大通过什么样的机制才能充分发挥作用，推动社会长期地向高效率和公平的方向发展。

A7：当然中国和美国是不一样的，但是需要从动态和静态两方面看问题。首先一般均衡理论是考虑在环境给定的情况下，市场均衡存不存在，是不是唯一的，稳定的，这些都是一般均衡理论研究的基本问题。当然，中国有中国的市场、美国有美国的市场，在中国的市场上能达到均衡，和在国外的市场上达到的均衡很可能会不一样。给定一个经济环境，我们能找到一个均衡，我们希望均衡是唯一的。从短期和静态角度看，政治制度环境是作为参数给定的，在这些约束性的条件下制定各种过渡性的制度安排，符合当前的经济和社会文化环境，但从长期和动态的角度来看，制度环境就慢慢内生化了，这当然就不能按照静态的一般均衡理论来考虑问题，特别是考虑制度转型的时候。

在改革制度方面的缺失的时候，单靠作为行政机关的政府是不够的，部门利益的存在可能会阻碍制度创新，这就需要权力机关的介入和监督，也就牵扯到你所问到的人大怎么样改革。虽然现在也有一些人大代表能谈自己的观点，但是总的来说，还很有限。我刚才谈和谐社会的主要特征是民主法治，怎么样把法制定地最好，就要充分尊重民意。不管怎样，我们的人大代表跟30年前的比起来还是有很大的进步的，以前选人大代表都是劳模，代表不了各个阶层的人。靠什么把真正的人大代表选出来，靠大家，把真正具有代表性的人选出来，慢慢的就可能发挥作用。总的来说，中国的法律制度是符合社会发展方向的，只是有些地方太局限，思想还可以再解放一点。中国的制度发展能不能再快一些，需要我们拿出理论研究和论证，这些论证应充分考虑约束条件，具有可行性和可操作性。领导们现在最关心的是稳定，有没有风险，在作政策建议时，一方面要提出积极的建设性意见，另一方面也要讲清楚，为什么按照你建议的做没有风险。

Q8：田老师，我久仰您的大名，非常荣幸能与您对话，您刚才讲关于诚信建设，提到无名氏定理，在博弈论当中，如果有一个足够大的概率的话，就是说他越有耐心，他的行为就越趋向于理性，但我对这个诚信问题有点质疑。我有这样一个想法，为了充分表达我的想法，我需要把我的问题限定在一个环境里，需要一些假设，假设没有第三方的机构，只有纯粹的经济主体，他们非常离散的相遇，没有连续性，随机性非常大。每一次他们两个在做决策的时候，考虑自己的行为会不会对对方产生影响，可能因为对对方完全不了解，只能基于一个主观的判断，现在的决定可能成为下一个决策的依据，但是在这个社会有诚信意识的人还没有足够多的时候，他遇见不诚信的人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这样反过来他就会站到不诚信的一边，如果用数学模型的话，就会收敛到不诚信的状态，因为我的假设建立在一定的条件下，在这样的假设下，收敛到一种不诚信的状态，这可能是种稳定的状态，但如果希望这种状态突然变好，大家都讲诚信了，这简直就是一种突变，我很难想象这样的一种情况发生，请田老师给我解释一下，更重要的是想请教一下您得出这种观点背后的逻辑，您是如何思考并得出这个结论的。谢谢。

A8：这个问题非常好，而且你的思路也是对的，实际上你已经把结论说了，如果有一个足够大的discount factor，也就是大多数人都讲诚信，一个人也会讲诚信，但问题是它不占大多数，大多数不讲诚信时，你讲诚信你会吃亏。在folk Theorem（大众定理）里面是把discount作为给定的，在经济学里面还没有考虑将其内生化，我刚才谈三个基本制度安排，就是说不同的discount factor下就会产生不同均衡，也就是诚信或者不诚信都有可能。在研究问题时，我们总是先考虑理想状态，先考虑静态情况，然后再考虑如何去演化。在博弈论中有一个比较新的分支——演化博弈论就是谈这个问题的，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但这方面有许多的研究。

在这里面，经济学的一个直觉就是在一个社会，如果大家都讲诚信，那么你也会讲诚信，问题是如何让大部分人越来越讲诚信，这是不会突变的。把人从诚信变得不诚信很快，但让不诚信的人变得诚信，很难，但也不是完全没有希望。比如温州模式，一开始大家做生意，都不是那么讲诚信，做的是一锤子买卖，但是赚到钱后大家都会趋向于诚信，因为想长久地生存和发展下去，就得讲诚信，做出品牌来。慢慢的，中国的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就会从不那么讲诚信，到越来越规范，讲诚信。改变当然很难，但可以通过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去引导。我觉得这不光是一种社会规范，而且也是一种激励机制，企业讲诚信才能够长久的生存，我觉得要顺着这个思路研究问题。我只能靠经济学的基本直觉和结论告诉你这些，但怎么去做，还有待仔细研究。我觉得，晓之以理加上诱之以利，慢慢就会形成一种文化，虽然这需要时间，但我们不能太悲观，如果想都不去想就麻烦了。大家都讲诚信，就会减少交易成本，不讲诚信就会得到惩罚，要靠产品的质量，品牌的建立，品牌就是内在的动力，这就是一种内在逻辑分析。

Q9：今天听了您的讲的“诚信、宽容、感恩和奉献”，我想问一下，29岁的周市长，不管是他让别人打伞还是别人主动替他打伞，我们对周市长是不是缺乏宽容，我认为没有人有权力站在道德的层面上去指责别人，而且我觉得如果按照他的行为就算抄袭的话，中国现在的学术界恐怕会抓出一大批人来。

A9：我主要批评他抄袭，是一种不讲诚信的表现。我们财大经济学院一年前开始抓毕业论文抄袭问题，为此我至少给学生讲过5次话，学生办也为此和学生沟通不下十次。我们这样一抓，好了很多，最后只有几个学生，我们也给了相应的处罚。如果周市长的硕士论文40%都不算抄袭，那怎么样才能算抄袭！第二点，我并没有说别人给他打伞一定不好，可能他没有注意或太忙，我主要批评他不诚信，打伞可能有很多情况，我不做严厉的道德规范要求。但我们能不能做到最基本的诚信？作为干部，有外部效应性，和普通百姓不一样，有外部性，仅仅靠自觉，很可能会失灵，因而必须规范干部行为，在国外资本主义国家也是如此。作为一个领导，如果有诚信方面的疑问，我们怎么能相信他呢？尽管他可能不总是会这样，但选用干部时，还是希望将风险降低到最小。如果一个领导有不讲诚信的记录，你们愿意相信他吗？在论文抄袭这件事情上面，是应该受到批评谴责的。我还是那句话，如果他是财大的学生，我会极力主张取消他的学位，至少应该受到严肃处理，如勒令重新完成论文写作。

Q10：田老师您好，首先感谢上海财经大学，我们来这边学习，有很大的提高，您提到在上海财经大学搞现在经济学教学改革的过程中，谈校长在其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到底是什么力量在推动他这么做？

A10：你问的问题很好，上海财大这些年在引进人才和学科建设方面取得了较好成绩，与谈校长作为一个校长的领导是分不开的。如果一个校长，只考虑到自己升官发财，就不会有好的理念。我觉得我们谈校长是一位非常好的校长，让人尊敬，我们几位海归院长都非常尊敬他。我们谈校长在思考一些国家发展战略性的问题，比如大学如何办等？如果多像谈校长这些人做校长，不愁中国的大学办不好。为什么我在报告《对中国大学办学理念和杰出人才培养模式的思考——如何才能培养厚德博学的高层次创新型人才》中提出校长要有比较长的任期，而不是四年一换。上面在考察干部时一定要“德才兼备”,办好学校要建立长效机制。

当然，这些都很难，牵扯到方方面面的利益，我现在越来越感到承认理性假设的重要性。很多人说的冠冕堂皇，动不动上纲上线，实际上不少人是牵扯到他个人的利益在里面，他不好意思明说，就找出各种理由设绊，这就是约束条件。能不能走出困境，需要领导人的智慧。同时，作为老师，要从自身做起，要有社会责任感，还是有很多人在自己好的前提下愿意更多的人好。我也有个人利益，但是我不会因为自己的个人利益而太多地影响到学院工作。如果不能满足条件，我可以走人，但是只要在这个位子上就要遵守职业道德，发挥在这个位子上应该发挥的作用。我觉得自己现在还是很有激情，生命只有一次，但知识是长青的，如果一个人对社会对前途丧失了信心，这一辈子也就完了。

Q11：我感觉田老师对中国的前途充满信心，中国在二三十年后有可能超过美国，您说的稳定压倒一切，但是中国现在还存在民族冲突，您怎么看发展与稳定之间的冲突？

A11：中国要重新崛起，发展是第一要义，但发展必须有一个稳定的环境。在稳定中促发展，要在发展中求稳定，这是辩证统一的关系。没有发展就不会有稳定，自行车不走能稳吗？所以，我认为邓小平的“发展是硬道理”和“稳定压倒一切”这两句话具有非常深刻的经济学思想。改革开放三十年之所以取得的巨大成就，与很好地处理了发展和稳定的关系分不开。需要强调的是，我们讲的稳定并不是一成不变，有些风险需要充分考虑，如需要保证国家的安全，不受外来侵略，同时保持社会的稳定。但是，如果中国一味地追求稳定，不进行任何的改革开放，没有从30年前人均GDP不足200美元到现在超过3000美元的话，中国能这样稳定吗？之所以现在上上下下都在强调“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因为“发展是第一要义”。那么，怎么样才算发展？只要一切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只要风险在可控的条件下，就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实现科学发展。稳定讲的是国家、社会、政策的相对稳定，而不是什么都不能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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