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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历者说 | 美国顶尖大学的经济学教育究竟是怎样的？
当今时代，从网络上获得美国顶尖大学经济学专业的招生、授课或研究信息并不麻烦。但也正因为如此，那些官方管道之外，来自第一现场的切身感受与直观印象更显可贵。
2016年至2017学年，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王永钦教授以“富布赖特高级访问学者”身份赴美国哈佛大学经济系交流。这是他自2008年至2010年在耶鲁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之后，时隔六年再次全方位接触，近距离观察美国顶尖大学的经济学教育与研究。
那么，美国顶尖大学的经济学教育和你的想象一样吗？
▲哈佛大学经济系外景
问：您曾于2008至2010年在耶鲁大学经济系进行博士后的工作，这一学年则在哈佛大学经济系担任富布莱特高级访问学者。耶鲁两年，能否谈一谈您印象最为深刻的经济学课程？
王永钦：耶鲁对我的经济学学习和研究影响深远。我是2008年8月1日到达耶鲁的，去得比较早，就是为了参加2008级博士生的数学营（math camp）(Truman Bewley教的)。当时我纯粹将自己当作一个博士生，来这里接受严格的、完整的训练。我选修了所有的研究生基础课程（包括微观、宏观和计量）——通常，学完这些完整的序列就需要两年时间。与此同时，我也选修了很多专业课。
对我影响最大的课程有这样一些。John Geanakoplos的博士生一年级微观理论（一般均衡部分）。他是个天才式的人物，阿罗的高足，对经济学和金融体系有很深的理解。他讲的一般均衡可能是世界上最好的，幽默风趣，深入浅出，妙语如珠。听完他的课之后，会感觉到一般均衡是一种思维方式，这是任何书上都看不到的。
他经常跟我们说，要对某些重要的工具性的东西烂熟于心（feel it in my bones）; 而不要什么都知道一点、什么都不精通。接下去第二学期，我又上他了开设的“数理经济学”，实际上内容是用一般均衡方法的金融经济学(general equilibrium approach to financial economics)。当时金融危机爆发不久，这门课全是他自己多年构造的体系，每次他什么都不带，就从first principles开始讲起，拿一支粉笔在黑板上演绎出美妙的思想。尤其是，他花了好几次课讲解他的杠杆周期（leverage cycles）理论，让人大开眼界。这个理论也是理解美国2008年金融危机最重要的框架之一，是绕不过去的文献。这门课使我意识到金融在现代经济体西中的重要性，对我后来的研究方向和方法都有深远的影响。Geanakoplos的课发人深思，每天上午上完他的课后，下午我都会花一定的时间来反复体会和思考上午的内容。受张五常教授早年在美国求学的经验启发（他反复听Jack Hirshleifer的课），John的所有课我都上了两遍，不仅是为了学习知识，更是为了学习他的思维方式。可以说，两年下来，我对经济学和金融学的理解达到了一个新境界。2010年回国后，我在经济学院也开设了一门新课，专门来讲一般均衡。
耶鲁大学的发展经济学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在第一学年，我就选修了Chris Udry和Mark Roszenzweig等的博士生发展经济学课程，他们两位都是微观发展经济学的奠基性人物，都很注意理论和实证的结合，课都讲得深入和通透，特别是Udry的课，更是充满激情，上他的课是一种身心的愉悦。有意思的是，他们两位都是从不完善的金融体系的角度来看发展问题的：Udry基本上是从信贷约束的角度来看发展；而Rosenzweig是从风险约束的角度来看发展。他们的研究体现了微观理论和基于微观数据的实证方法的有机结合，在方法上有严谨的科学性，在想象力方面则有点像艺术，是很高的研究水准。他们也使我意识到经济发展中最大的制约因素是金融和制度，其他都是细节。微观发展经济学是非常有意思的，但中国在这方面的研究还相当不够。
耶鲁的微观经济理论也是世界上首屈一指，除了Geanakoplos之外，耶鲁在博弈论、信息经济学、机制设计、信息设计方面还有几位中青年领军人物，如Dirk Bergemann, Larry Samuelson, Johannes Horner。另外，微观经济学的重要领军人物Stephen Morris（也是Geanakoplos的学生）也曾长期在耶鲁工作。他们的课我也都上过一遍。其他有趣的课还包括Maggi的国际贸易理论，Steve Berry的实证产业组织，以及Ingersoll的金融经济学。此外，与著名的华人经济学家陈志武教授、博士生沈吉（现在北大光华管理学院任教）还有其他朋友的讨论也使我受益匪浅。
问：两校经济系对于训练博士生有没有各具特色的设置？在您看来，两校经济学教育各自所长分别体现在哪里？回想您更早些时候于法国图卢兹经济学院IDEI访学，在您的经历中，欧陆的经济学教育又有何不同？
王永钦：美国博士项目的训练都大同小异（这方面可以参考方汉明老师的文章）。前两年都是基础课和专业课的学习，哈佛大学第一年级的博士新生微观经济理论课还有一个独特的morning section （又叫verbals section）, 每周一个上午，由经济学教授跟他们讨论如何思考经济学的问题、如何建模。
两校在Seminar的设置上也相近，几乎每个领域都会邀请世界各地的学者过来做报告最新研究的seminar，也有主要由自己的博士生报告work in progress的研讨会（一般是lunch时间，也叫lunch）。
当然，两校也略有不同。耶鲁大学的微观经济理论和计量的训练比哈佛更加严谨和前沿一些，课程体系组织得也更合理。在这两方面，耶鲁的确要比哈佛要好。耶鲁的Cowles Foundation可以说是现代微观经济理论和实证方法的“少林寺”，当初的一般均衡理论、博弈论和结构性实证方法（structural approach）都是从这里发扬光大的。哈佛的话，应用性的经济学专业，如公共经济学、国际贸易、劳动经济学、宏观经济学都很突出，金融经济学（加上哈佛商学院的金融研究）也很强大。
总体来说，在基础方面耶鲁的经济学培养方案更加扎实一些，如完整的计量经济学的序列要上完五门课，完整的微观理论的序列要上完四门课，哈佛的则没有这么全。另外，在实证研究方法上，耶鲁更加偏重结构性的研究方法，即非常强调经济理论和实证方法之间的联系，数据要来检验理论推导出来的关系或者机制。由于有了理论模型，这种方法可以更好地回答counterfactual的问题（“what if”一类的问题），研究结果的external validity比较好。而哈佛和MIT这边更加偏好简约式方法（reduced-form），找一些自然试验、准自然试验，甚至自己设计的field experiment来识别因果关系; 这种方法的缺点是研究结果的external validity不好，但internal validity比较好。顺便强调一点，随着微观数据的可得性越来越好和实证方法（不论是reduced-form还是structural approach）的巨大进步，实证研究变得越来越重要了，记得刚到耶鲁时seminar上听得最多的一个词就是identification（因果关系识别），一天都能听到很多次。
欧陆经济学1990年代在图卢兹等几个地方引入了美国式的经济学教学和研究模式，有了很大的起色，钱颖一教授在这方面写过很好的文章，可以参考。
问：八年前您在耶鲁，正值金融危机爆发，这个契机让您“看到了一些顶级的thinkers是如何思考金融和经济体系的”，这也改变了您的研究风格和方向。能否分享一下这段难得的经历？
王永钦：2008年那年秋天，随着雷曼兄弟的破产，美国金融危机全面爆发，继而波及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使得整个世界经济都出现了衰退。美国的学界当时都在讨论这次金融危机的根源和对策。这次金融危机可以说完全是一个shock，除了少数学者，没有人能预见到。诺贝尔奖得主Robert Lucas曾经认为，随着经济学的进步和政府对宏观经济的调控，经济周期好像都消失了，出现了大缓和（Great Moderation）, 他的观点很有代表性。所以金融危机一爆发，震惊了经济学界。
▲王永钦与Eric Maskin（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合影于哈佛大学经济系
耶鲁有几位教授对美国的金融体系有很深的理解，他们包括John Geanakoplos, Gary Gorton和Robert Shiller（2013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我前边说过，John是一个天才式的人物，他1997年就开始思考和研究杠杆周期，他认为美国金融体系的问题是金融创新（证券化）和影子银行的发展造成了美国金融体系的杠杆过高，催生了资产泡沫。Gorton则从另外的一个角度来思考，认为影子银行的目的是创造出很多信息不敏感的资产，这在平时是好的，能够减少逆向选择，促进市场流动性；但一旦有重大的冲击（如雷曼兄弟事件），这些原来信息不敏感的资产就变得信息敏感起来，这时金融市场上的流动性就会枯竭。Shiller则是行为金融学的创始人之一，在金融危机之前就认为美国的住房市场中存在泡沫；但与前两位学者不同的是，Shiller认为人们对经济有一个错误的模型，即人们对世界存在错误的理解（哈佛的Shleifer等也持有类似的观点，当然这也是行为经济学的普遍假设），如过于乐观，这种错误的理解最终导致了金融危机。应该说，他们三位学者的观点是互补的，也都得到了相关实证研究的支持。
在耶鲁期间，我意识到了金融体系对于现代经济的重要性。我认为中国跟美国最大的区别在两方面：一方面是制度的，另一方面是金融的，这两者之间也是互相联系的，而其他的都是细节。本来我就对金融问题很感兴趣，这次访问更坚定了我研究金融经济学的决心。2010年回国后，我发现了美国式的影子银行正在中国如火如荼地发展，我感到担心，但同时也觉得学到的东西有了用武之地。
问今年秋在哈佛，也经历了一次罕见的美国大选。高校的经济学者从自己的研究出发，也予以高度关注。您对于这次美国大选的关注是怎样的？又如何看待顶尖的经济学者这种对于社会、政治现实的高度关注与参与？
支持特朗普的多是全球化中被边缘化的社会阶层，这反映了他们对现状极其不满甚至绝望，宁可选一个自己未必喜欢的候选人来做总统（只要他能带来改变），同时也反映出美国的极化问题（polarization）很严重。这说明经济全球化对民族国家和民主政治带来了深刻的挑战，值得关注。
另一方面，美国的选举制度也难辞其咎。哈佛大学的Maskin教授（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认为，如果美国大选实行的是majority rule, 那么特朗普在初选中就会被淘汰了；现有的pluralist rule使观点比较激进的候选人容易被选出，而观点比较主流的几位候选人的票在他们几个人中被split了。换言之，Maskin认为，非常极化的社会更不适合用pluralist rule （可以参见他和Sen发表在《纽约时报》上的文章）。
美国的学者关注社会问题体现了他们的社会责任感。我富布赖特项目的导师Hart教授（201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在生日那天还去新罕布什尔州挨家挨户为希拉里拉选票，就反映了他的社会责任意识。他对美国大选结果一定非常失望。但世界是复杂的，也许特朗普是一位好总统，让我们拭目以待。
问：您一直坚持阅读《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经济学人》、《纽约客》等世界一流的媒体，也曾不止一次提到《纽约时报》 “每期都有很多food for thoughts”，或是“一篇New Yorker的报到启发了好几篇American Economic Review的论文，功夫全在诗外”。能举一些具体的例子吗？您如何看待这类非学术阅读与经济学学术研究之间的联系？
王永钦：我自己喜欢的几个研究项目，最初的想法很多来自于阅读报纸。其中信任品那个研究项目的灵感来自于阅读《纽约时报》，最近一个关于社会保险与创业的研究项目的最初的灵感则来自于阅读《大西洋月刊》。 Hal Varian曾经写过一篇如何做研究的论文，也是说应该在学术论文之外、去真实世界里找研究的idea。所以我几乎每天都会阅读几份报纸，每周也会读几份周刊。当然，这建立在你已经很好地掌握了经济学的研究工具并了解文献里的open questions的基础之上。
MIT的Robert Gibbons上课的时候就提过《纽约客》的一篇报道启发了他的一篇企业理论的论文，这篇报道也进而启发了另外两篇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经济学的最顶尖期刊之一）的论文。哥伦比亚的姜纬教授更有意思，她能从看电影和小说中找到研究的灵感。讲到这里，不得不提一下Geanakoplos的杠杆周期理论：这个研究项目的一个关键突破点他久思不得其解，后来在重读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的过程中找到了灵感并最终攻克。的确，“功夫全在诗外”。
做研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要有严格的科学方法的训练、渊博的知识，还要有丰富的想象力、敏锐的观察力和持久的热情。
问：十年前，陆铭老师在复旦的一次演讲中曾呼吁留学生“充分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做从中国经验出发的实证和理论问题”。在您看来，十年间在这一方向上的变化是什么样的？在美国接受经济学教育的中国学生，他们的比较优势在哪里？
我个人的看法是，在过去的十年中，中国的学者和学生在掌握现代经济学方法的技巧上（“术”的层面）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也学会用一些简约式（reduced-form）的识别方法来研究中国的一些很有意思的问题。但总体而言，在如何将中国的独特问题提升为更具一般性的经济学研究问题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即“上纲上线”或者说“道”的层面），真正影响力比较大的研究也还比较少；从研究方法上来说，对于更注重理论基础的结构性方法的掌握和运用还不够，结构性方法对于思考和理解中国的一些改革和政策设计很有用（因为它可以更好地分析各种counterfactuals），但这种方法的进入门槛比较高，一开始需要很多投入。美国的学者研究中国的问题大部分不是因为关注中国本身，而是因为中国恰好有他们的研究所需要的数据，所以用中国作为其研究样本而已。对于做社会科学研究来说，整个世界（古今中外）都是你的实验室。在美国接受经济学教育的中国学生，其在经济学训练、研究方法和国际视野方面具有一些比较优势；中国本土培养的学生对一些制度和政策细节的了解则更多一些。这两者的区别可以用下面这句话来概括：“It appears that the cosmopolitan influential has a following because he knows , the local influential because he understands .” 所以，两者各有所长，应该加强合作，一起推进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理解，并使之变得更加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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