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届论坛上,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前财政部财科所所长贾康针对中国经济的供给侧改革问题发表了英文主旨演讲。他认为,西方传统的经济学理论存在种种弊病,并不适合转型时期的中国。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在于“破旧立新”的新供给经济学理论。
结构性改革必须发生在供给侧,实际上是一个解决有效供给制度的问题。在实践过程中,中国的结构性改革正在不断深化,需要有相应的经济基础作为理论支撑。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和我的同事在不断研究的过程中,试图建立新的供给经济学框架。可以总结为三个“破除”和四个“建立”。
“三个破除”:破除偏差,不一致和落后
在目睹了世界金融危机以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实践中出现的诸多问题后,人们开始思考,为什么经济学家无法对危机进行准确的预测,并提出合理的解释与可行的解决方案?各国在运用经济理论处理危机时,该如何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人们又该如何理解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与艰难转型?
通过梳理现有的经济理论,我认为这些国际热点问题可以用“三个破除”理论进行归纳。第一,破除对主流经济学认知框架中的“偏差”。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都各有侧重,都曾为经济分析做出巨大贡献,其缺陷也不容忽视。这些理论将供给环境视作一成不变,只注重需求管理侧的政策研究,对供给管理的研究则寥寥无几。
近几十年来建立在“完全竞争”理论基础上的“华盛顿共识”如今应该重新被审视。这一理论并没有对供给侧进行过深入探讨,其研究领域存在明显缺陷。后来,随着通胀压力不断加大,供给经济学派在美国逐渐崭露头角,对过去几十年的政策创新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然而,其理论系统同样存在明显漏洞,仍未摆脱“华盛顿共识”的理论束缚:着重强调激发边缘市场竞争者的潜力和活力,而在整体结构、供给制度及ZF职能发挥方面则缺乏深入分析与思考。
当前美国经济的“转型问题”和“经济结构性问题”并不紧迫,但以中国为代表的部分国家却面临巨大的挑战。需求侧指数值相对来说更易衡量、易建模,而供给侧的相关指数则不可计数、名目繁多,十分复杂。构建供给侧变量是个“慢功夫”。既需要繁重的结构性分析,又需要有恰当的应对之策,供给侧建模可谓困难重重。但这并不能成为经济学家放弃这类研究的理由,我们也不能接受认知框架不对称的经济理论。
第二,破除教科书主流经济理论和现实社会实践之间的矛盾。在美国这类成熟的市场中,曾经推出过一系列对整体形势至关重要的针对性供给政策无法在教科书中找到理论支持。毫无疑问,这些在实践中被不断强调与运用的政策已经超出了主流经济学教科书讨论的范围。例如,美国为金融危机中的关键问题提供“有差别”的ZF资金:起初,美国当局在“是否拯救救雷曼兄弟”的问题上颇为纠结,最终还是任由这家具有157年历史的公司崩溃,从而导致金融海啸迅速升级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
吸取了2008年金融危机的吸取教训,美国宁可动用公共资源也要果断为花旗、两房和后来的通用汽车公司注资的举动成为美国现实中反危机历程的转折点,被视作供给管理中ZF差别待遇的典型案例,对社会整体经济形势产生决定了性影响。在中国的反危机历程中,也存在很多此类案例,而这些重要的案例却至今也没有被引入有影响的学术文献和主流教科书中以供参考。
第三,破除经济研究在ZF产业政策等供给问题上的“落后”。知名的经济学文献中很少提及“看得见”、“摸得着”的“产业政策”,但美国采取的这些措施的确可圈可点。上世纪80年代的《亚柯卡自传》称克林顿的信息高速公路、奥巴马的“油页岩革命”、3D打印、“重回美国制造”,针对性技术移民,意在鼓励新兴经济体的“点调控”式倾斜支持(如对特斯拉的电动汽车进行优惠贷款支持)等“产业政策”是美国振兴的关键一环。这些不同于教科书上经济理论的做法强调供给侧的作用,更注重解决现实生活中出现的问题。经济学理论研究本该将理论应用于实践,但现在不得不承认,实践已经走在了理论的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