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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改变以往重视需求管理的政策，以有效供给为抓手，实施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补短板、降成本。
其理论依据是需求管理已经失效，因为投资收益越来越低，夏斌有数据论证，而投资收益下降的原因，据主流的社科院蔡坊、李扬与楼继伟的观点是生产效率下降，人口老龄化，人口红利消失，为此要放开二孩，提高产出。
人民大学的林岗教授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十五讲》中的《关于我国未来经济增长基本条件的三个问题》指出，农民工进城提升了生产效率，人口红利并未消失。
这说明，产出效率并不是与人口成正比的，尤其是在机器人时代。
其次，生产效率与效益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两者在微观与宏观上的关系是相反的。
在微观层次，假设是同质商品，那么，一个企业的生产效率越高，竞争力越强，占有市场份额越高，企业效益越好，这里效率与效益成正比。
但在宏观层次，全部企业的生产效率越高，而整个社会的需求一定，或者说货币利润空间不变，那么，效益不会改变，如果需求减少，反而会出现效率越高，效益越差的结果，表现为长周期的拐点，物价下降，通货紧缩，供给过剩。
造成这一结果的根源是什么？
迄今，经济学家的答案是各说各话，五花八门。
有的是信息不对称，有的是两极分化，有的是产权制度，有的是有效需求不足，有的则无视经济周期。
新宏观的观点是货币的内生转变为外生，央行创造基础债务，以及由此带来的货币循环主导了实物循环，投资需求降格为中间需求，宏观投资必然亏损，商行制造衍生债务，债务累积不可偿还，只有周期性债务消灭才能重启经济，这种周期性的运动让市场经济步履蹒跚，一步三回头，滞胀与萧条推动先发国家产业不得不转移他国，本国产业空心化，后进国家迎头赶上，日不落帝国的衰败，20世纪如日中天的美利坚，战后德日的崛起，今日中华民族的复兴，莫不是这一机制的结果。
要改变这一宿命，唯有实施价值补偿，消除经济周期，为此，必须变革经济学，推动新宏观主义，实施储备需求。
由上可以得出，投资需求是经济增长的必要非充分条件，即没有投资无法增长，一是没有投资就没有供给，二是也没有了需求；有了投资不见得增长，因为投资必然亏损，表现为效率上升，效率下降。
下面谈一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施效果。
房地产去库存为什么要涨价？有人不解。
一般商品去库存都是打折跳楼大甩卖，市民这才去抢购。因为房地产不是一般消费品，它具有资本品的性质，买涨不买跌。
房子是用来住的，话没错，但房产税迟迟不出，又怎能企望只住不投呢？
而要征房产税，土地使用税的取消又要提升日程，但这又动了地方ZF的土地财政，而负债累累的地方ZF的税收又入不敷出，中央的增值税是无能为力的。
煤炭钢铁行政手段去产能，效果很快，价格暴涨，万事大吉了。
但这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
因为经济不是形而上学的僵化体，它是系统联动的。
煤炭钢铁是电力、房地产、基础设施的上游产业，它们硬性去产能，势必抬高下游产业成本，导致连锁反应。火电企业已经感觉到了寒冬来临，亏损光顾，那么它们也要限产保价，去产能，否则，慢的被快的拖死，如此，整个经济体争先恐后去产能，这是飞奔滞胀的节奏。
以行业过剩的眼光与视野处置全面过剩，其结果是手忙脚乱，四处救火，却还是火灾蔓延。萨伊定理处置的即为行业过剩，它与马克思的成比例生产实质是一回事，但它们是有适用条件的——货币内生的自然经济，对于货币外生的商品经济的全面过剩无能为力。
以微观的经济学处理宏观经济事务，要么缩头乌龟，要么削足适履。
投资效益下降，微观者看来必然是效率下降，而宏观者却认为是效率上升。
事实可以证明，中国的经济效率是上升而非下降。
产能过剩绝不是效率下降的结果，而是相反。中国的多行业产能世界第一，当然不是效率下降了。中国的银行柜台、快递效率已达极致，美国也是望尘莫及的。
不能为了适应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而颠倒黑白，将效率上升描绘为效率下降。
2016年的6.5%增长率如何来的？
基础设施大会战，地方ZF与发改委合力推动的结果，以及放宽房地产信贷，居民加杠杆所致。
无需讳言稳增长与去杠杆的矛盾，这是尊重事实与科学的基本要求，它表明：经济是由债务拉动的。
如何实施补短板？创新。
但是，创新需要成本，高投入。一个岌岌可危的企业与行业是无法创新的，它首要的是生存。
创新，需要价值补偿，这在传统经济学框架中是没有制度安排的。
降成本，减税？
营改增后，不少企业家反映税负不减反增，曹德旺对比了中美企业的成本，很有说服力。
中国的减税有无空间，当然有，但它涉及到背后的ZF机构改革，行政编制的压缩，ZF审批权力的减少。
更为重要的是，ZF税收的变动有无影响，要看收支的松紧性。即预算盈余，减税使预算平衡，那么具有增加需求效应；预算红字，减税后无变化，那么对改善需求作用不大。
因此，增加最终需求，在原有框架内打转转是没有出路的，需要货币制度重新安排，即央行购买准公共品，社会免费使用，带动社会过剩资本购买持有公益资产。典型为社保基金购买4万亿铁路资产，央行每年支付2千亿通行费作为其利息收入，中铁总公司偿还4万亿债务，抛下包袱，提质增效，更好造福社会。
本文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三去一补一降的政策讨论是基于学术上的责任，对经济政策的讨论并非妄议中央，而是负有建设性的利国利民担当。
尽管在真理的王国内，没有领导与等级，但还是需要执政者有胸怀天下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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