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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是《共产党宣言》里开篇的话，阶级斗争因此被当成人类历史的动力，文明史的发展主线，最主要的历史和社会研究分析方法，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包括现在的部分人，还超出了学理方法的范围，变成了人身攻击甚至是罗织罪名的工具。
现在只从学理上说说，阶级斗争究竟是不是人类历史的动力，是不是人类文明史发展主要线索。
《共产主义宣言》里举了一些历史时期的例子说明阶级分化和斗争：在过去的各个历史时代，我们几乎到处都可以看到社会完全划分为各个不同的等级，看到社会地位分成多种多样的层次。在古罗马，有贵族、骑士、平民、奴隶，在中世纪，有封建主、臣仆、行会师傅、帮工、农奴，而且几乎在每一个阶级内部又有一些特殊的阶层。
举的这些例子，古罗马、到中世纪，地域上都属于西欧，古罗马和中世纪的居民又各自属于同一样民族（杜车别文中曾分析，西欧中世纪有共同的基督教思想，共同的文字拉丁文，就是同一个民族，近代开始才出现分化，就被一些欧洲人误认为民族形成的开始），实际上限于交通阻隔和文化差异，世界历史上各民族、各地域属于同一个阶级的人群是长期很少交流的，何况是联合行动。当这各个民族之间的文化开始横向交流互相影响时会产生什么效果？？
这一点可以先看看我几年前也贴过的陈独秀1938年《资本主义在中国——在重庆民生公司讲演》开头的几段话：
人类进化有两种形式，一是循序的进化，一是跳跃的进化。循序的进化是依一般进化的阶段，循序渐进，跳跃的进化是跳过中间阶段，突然进化到较高的阶段。循序的进化之真实性，除了进化论的反对者，已为众人所周知，现在无庸多讲了，至于跳跃的进化，则往往为人们所忽视。
每个民族客观上和主观上的力量，固然能够使循序的进化比较的加速，而跳跃的进化则大半由于外界之影响。例如：在古代社会史上，北朝鲜及日本有些地方，跳过绳纹陶器时代，由无绳纹陶器直接走到铜器时代，甚至走到铁器时代，这是因为受了中国输入铜铁器之影响。又如近代史上，俄国因为西欧的影响，由封建的农业国，很快的经过了甚至于可以说跳过了西欧手工工厂时代，一跃而为近代工业并且踏进了产业托拉斯边沿的国家；在中国，一面继续前资本主义的生产状况，一面采用了本世纪三十年代最新的纺织机器，跳过了英国数世纪的循序进化，所以在上海马路上往往可以看见独轮车和无轨电车及最新式的汽车并行，马拖的公共街车时代则未曾经过。一部分资本主义的工业之所以在中国有些跳跃的进化，也和俄国及其他落后国家一样，是受了资本主义先进国的外来影响，而不是由于内部力量以循序进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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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这一段话分析，容易为什么所忽视的跳跃的进化，多由于外界之影响，这个所谓外界的影响就是民族文化之间的交流。
我在这里也转过的杜车别06年的贴子《从王夫之的文明多元起源论看华夷之辨的实质》里，引用了萧萐父和许苏民师生合著的《王夫之评传》里的从王夫之的一段话“大昊以前，中国之人若麋聚鸟集，非必日照月临之下皆然也，必有一方焉如唐、虞、三代之中国。既人力所不通，而方彼之盛，此之衰而不能征之，迨此之盛，则彼衰而弗能述以授人，故亦蔑从知之也”中归纳出来的一句文明史发展观， “文明是由互不相知的各民族分别创始的多元独立发生论”，这就是书里的一句原话，杜车别只是把“文化”改成“文明”，并且进一步分析这段话包含着文明史在时间上和空间上都有“乍明乍灭”波动起伏的观点，不知道许苏民2010的论文怎么还会认同引用侯外庐以马克思对欧洲历史分析的一段话搬到中国来，以“十一世纪、十八世纪”这样时间段标准对全世界文明发展水平来个一刀横切，是他对王夫之的话还没有深刻理解到文明发展时空上有波动这一层？还是这一段是出自萧萐父，与许苏民无关？
“文明是由互不相知的各民族分别创始的多元独立发生论”，这里说的是文明史的多元起源，文明史创始是以一个个民族（文化共同体）为单位的，阶级斗争与合作仅仅对形成和推动各个民族内部文明的形成和发展发生作用，就是推动陈独秀所说的“循序的进化”，在文明展到一定高度，交流水平发达，各民族开始了发生了比较多的交流（中国是从汉代开始的）时，文明成果就开始了互相传播，互相吸收，发生了陈独秀举例的“跳跃的进化”。即使是近代史上已经有所谓“国际范围的阶级斗争”，按陈独秀上面举的俄国和中国近代的例子，实际上也是外来民族文明成果的传播使一些民族的社会文明史产生了跳跃进的进化，同时也是各民族文化的交流。
那就可以提出不同于阶级斗争的另外一种人类历史发展观：文明史是在各民族互不相知的状态下多元独立创立和循序发展，又是在民族之间文化交流过程中互相吸收借鉴文明成果形成跳跃的进化，共同推动人类文明发展的。在这个发展线索中，始终都是以各个民族的枢纽的。
王夫之形成这种文明史观极可能与晚明来华的利玛窦等传教士交流有关，《王夫之评传》书里前面还有一段王夫之得出这种文明史观前的推论，考察所知道的中国历史上不同地区也是不同时代社会文明的先进落后也是有起伏演变的，由此推论在遥远的未知全世界文明史的演变也是这样。王夫之的这个文明史发展观远比两百年后马克思的“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准确（实际上陈独秀《资本主义在中国》演讲中的文明史观就与王夫之的观点一致）。
可以举两个例子，吴文俊的《数学机械化论文集》里大致梳理过世界数学传播发展史，主要是两条线索，一个是古希腊起源的数学公理化思路，流传到阿拉伯。一个是中国起源的数学机械化思想，流传到印度。最后两条线索两种思想传播到欧洲交汇，而且吴文俊分析数学史上很多飞跃都是因为数学机械化思想，中国数学发展到宋代，已经到了微积分的门口，产生微积分的条件都已经成立。甚至指责后来徐光启被利玛窦的思路带偏了方向。吴文俊七十年代研究中国古代数学史又接触了计算机以后，发现古代数学思想非常适用在计算机上运用，称为“脑力劳动机械化”，以后一直致力于数学定理的计算机证明，创立“吴方法”因此获得2000年的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吴文俊的论文中对世界数学史的传播线索按以前钱宝琮的途径画了一个图：
杜车别在上次发给我的新改写的晚明历史中，对吴文俊四十年前这篇文章最后宋代以后中国数学史提出一些不同的解释，而且在吴文俊这张主要线索图上稍作修改，加了几条线索指出其他的传播线索。
这个世界数学史的发展传播过程，就是以各民族为单位互相创始互相传播发展的过程。
还有一点思想史的演化过程，同样是这样以各民族为单位分别创立互相影响交流推进的。这个我在上一个贴子里已经说过了，可能是因为仅从“阶级斗争”角度分析观察人类历史，所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创立阶段就有一种对于其他历史线索，特别是近代欧洲文艺复兴之前的世界上各个民族广泛地经济思想技术等文明交流历史的忽视，前阵子看武汉大学何萍的马哲史视频，看她介绍的类似观点不少，比如说什么马克思主义之前哲学都是处在一个一个民族范围里的，马克思主义以后哲学世界化，世界哲学化。这就是一种扯淡的说法，两千年前印度佛教就传入中国了。即使马克思主义本身其实都是“哲学世界化”的产物。列宁曾考证，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是“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经济学、法国社会主义”，其实还可以进一步追问，那“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经济学、法国社会主义”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现在的史料和论著已经知道，欧洲近代启蒙时期的文明来源主要就是三个，东罗马灭亡后部分流亡到意大利的学者的身传、百年翻译运动翻译阿拉伯文献（阿拉伯文献保存的除了本土的东西，还有部分古希腊、罗马典籍，也有在几百年海上贸易过程中吸收的中国和印度的东西）、耶稣会传教士翻译的中国文献。没有这个“哲学世界化”的交流传播，就根本不会有马克思主义理论。
这几天刚搜到一篇新书评《戴震与中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简评吴根友等著<戴震、乾嘉学术与中国文化>》，这和标题大概和萧萐父、许苏民的思路一样。这个标题显然是模仿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可是这种观点犯了双重错误，第一，“德国古典”确实是中世纪封建社会，可是中国典型的封建社会，是商朝，最晚到东周，早就已经结束了。戴震批判的程朱理学的社会形态宋明时期并不是中国“古典”时期，是前资本主义到海外国际市场、世界市场的获得了通向工业社会条件的时代。第二，即使恩格斯这个标题表达的观点其实也不准确，德国古典社会是中世纪封建社会这个没错，可是“德国古典哲学”并非是德国古典社会内生的产物，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从别的先进地区传到欧洲的先进思想，社会意义是不会随“德国古典社会”的瓦解而终结的。
二、把阶级斗争视为是人类历史发展主要动力和线索史观的危害。
从别的角度对于阶级斗争理论的非议有不少，杜车别认同并且大段使用过刘泽华提议的“共同体分析方法”取代并且吸收阶级分析方法而且作了理论上的解释，后来指出阶级从唯物主义角度分析，物质基础也不是只有生产资料一种，地理环境人体生理器官、肤色这些也属于物质，把阶级作为最重要的社会共同体，人类历史主线理由不足。
不过这个贴子说的是文明史观，主要说说阶级斗争史观对文明史观的危害。在阶级斗争视野个，等于抹杀了各个民族文化的差异在人类文明史中分别创新共同交流发展的作用，文化仅仅被按照不同的阶级，或者以各个阶级主导的各种社会形态划分，比如封建（或领主甚至地主阶级）文化、资本主义（或资产阶级）文化、社会主义（或无产阶级）文化，而没有各个民族多元文化界限的差别。在这种思维下，无法避免形成这样的逻辑：英国先到了工业资本主义，英国所属民族的文化就被当成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文化，其他民族地区的文明都是落后的资本主义以前的文化，应该彻底抛弃引入英国的资本主义文化。俄罗斯先开始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于是，俄罗斯的文化当然又被当成世界上最先进的社会主义文化，其他民族和地区的文化又落后于苏俄，又应该抛弃引进苏俄的社会主义文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是这种文化最主要的内容。形成这种文化一元论思维。
一些中国自称“马克思主义者”的人的言辞观念上表现出来的对其他派别理论和马克思主义以前的世界历史文化的无知狂妄甚至霸道，自以为掌握世界上最先进真理的态度多半与马克思主义理论里这种特质有关系。上个贴子举的例子，许苏民认同引用侯外庐借马克思对欧洲历史的一句结论胡用运用到中国以及对中国经济史土地制度的无知结论为理论为理论依据，胡乱指责宋明理学和香港台湾现代新儒家学者对宋明理学的研究观点我看就有这种气息的残余。
如果这种文化一元论思维再加上强烈扭曲的错误社会阶段定义，比如把中国古代社会阶段当成“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两者结合危害则更大，这个都已经有过表现和领教了。
再加上欧洲民族理论的落后，分不清楚民族和国家区别的“民族国家”谬论，形成了阶级差别消失民族差别也会消失的荒唐观点，抹平各民族文化的差别就被当成了理所当然历史发展的趋势甚至规律。
昨天看到一篇网文说，如果阶级斗争真的人类历史的动力，那就不应该让阶级差别消失，阶级差别消失就意味着历史的终结，从逻辑推论上这种观点是成立的。可是说阶级斗争是人类历史的动力这种观点根本就错了，结论也就不成立了。人类历史的真正动力是各民族文化的多元发展和交流，阶级斗争只是在各个民族文化形成发展和互相交流过程是起一些辅助性作用，阶级和民族有各种不同的物质基础，阶级差异是生产资料多少有无划分的，民族文化差异的形成是地理环境气候条件的不同，所以民族不是依附于阶级而存在，不是什么“本质是阶级矛盾”之类的谬论。即使到共产主义以后，生产资料社会化，只是与生产资料有关系的差别会消失，比如直接按生产资料多少有无划分的阶级，马克思理论中作为阶级统治工具的国家会消失。其他的与生产资料无关的差别当然不会随生产资料的社会化而消失，比如男女、长相、性格、年龄、肤色等等，民族当然也是其中之一。民族差别不会随阶级消失而消失，那当然各民族文化的多元发展和交流这个人类文明史的动力将一直存在下去。如果民族界限消失，那人类历史才是真正失去了发展的动力。最乐观的情况，一元文化，等于只留下一个民族的文化，全世界变成一个民族，那么再也不会出现陈独秀说的各民族文化互相从外面吸收成果影响刺激形成社会文明史快速“跳跃的进化”，只能永远在一个民族内循序进化中缓慢发展了。
各个民族文化不仅形成时产生差异，而且以后的发展趋势除了有时吸收外来影响，大部分时间也是在杜车别文中分析的生物进化过程似的温故而知新述而不作的方式，是在原来传承的基础上继续的，有大致的发展方向，术业有专攻，像上面吴文俊分析的数学史上数学机械化思想和数学公理化思想的差别，文明先进程度相当的各民族文化也需要互补。
即使是确实比较落后的民族的文化，也是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总体文明水平的落后不等于所有方面全面落后，杜车别分析民族理论的文中就有一段话“对一种文化类型来说轻而易举解决的，对另一种文化类型来说可能是难以克服的难关，反之亦然；对一种文化来说难以应付的困局，对另一种文化来说可能早已提供了现成的解决方案。一种看似领先的文化里进步所遇到的瓶颈，可能在另一种看似落后的文化里早就产生了突破的钥匙。一种高度进步的文化因为遇到某个关卡可能突然灭亡，可是它留下的遗产也许在日后却成了某个野蛮落后的文化突飞猛进的利器。人类历史上此类现象比比皆是”，战国时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吸收游牧部族骑兵机动作战方式就是先进民族向落后民族学习的一例。
把阶级斗争视作人类历史发展的动力和主要线索，就容易忽视其他因素，特别是作为真正动力的民族的作用。民族理论本身，民族操作，对侵略屠杀和民族压迫危害的认识等等这些统统被当成阶级的附属物没有引起重视而乱作一团。
上面说的各民族文化发展中的正常交流能产生社会“跳跃地进化”，侵略和民族压迫当然也会产生文明跳跃性的巨大倒退甚至毁灭。杜车别民族理论长贴中专门有一节《理论上分析侵略和民族压迫的危害》列举上世界文明史上大量的文明因此衰落和毁灭甚至消失的例子，归纳出四条危害，社会结构的封闭性、统治暴力的界限性、奴性的背景化、意识焦点的偏移化。第一点是对全社会结构的分析，正常的社会结构下民族认同的变化是个别现象，远比阶级流传少得多，何况是畸形的民族压迫的结社。第二、第四点都是分析侵略压迫者的状态，第三点分析的是被压迫者的状态。经那一节的分析，全社会结构，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的状态全部都处于极不正常的畸形状态，这大概就是杜车别没有用任何正常的社会形态界定元清社会的原因，建立在侵略和民族压迫基础上的畸形社会，不适用任何正常发展的社会形态定位，文化当然也是毒化畸形的。
受欧洲近代落后糊涂帐“民族国家”理论影响，经梁启超到费孝通编造完成的“中华民族”伪概念，理论上的不通上次已经发过转过贴子说明过了，抽空的民族的本质内涵，还引出一系列荒唐有害的民族操作。而且把侵略者与被侵略者胡扯成同一样民族，实质上起到了遮掩侵略和民族压迫的罪行和危害的作用，不清除这些危害，中国各民族的文化和文明史也就无法正常发展。这个杜车别民族理论长贴中最后几节里《应该提倡什么样的民族主义》已经有过分析，说完这个可以把那一节也转一下。
我前阵子甚至认为一个更加习惯更自然的名词“少数民族”同样有些危害，把所在国人数最多的民族以外的民族，统统有加区分用“少数民族”统称，包括侵略者在内，实际上也起到了遮掩侵略者面目和危害的作用。而且语境上几乎把这些民族统统划到了主体民族的对立面，纯属自找麻烦。本来“华夷之辨”理论从春秋形成发展到明代，已经成为一套非常精致和民族和文明史理论。前几天发过一个短贴，华夷之辨理论名称多样、信息丰富、层次分层。比如先秦的“东夷南蛮西戎北狄”就包含两层信息，首先，指出这些民族起源的大致方位，第二，指出这些民族的文化比起中原的华夏民族比较落后，后来迁移开了，地域这一层信息消息了，蛮夷戎狄成了文化比较落后的民族的泛称，文化的发展程度这一信息则保留了下来。再比如古代对汉族以外的其他民族的人还有一个称呼为“胡人”，不用“蛮夷戎狄”称呼有两种可能性，一是这些民族的文化也是比较先进，就不用泛称落后民族的词称呼这一类人，汉朝以后，与印度、中亚各个文化也比较先进民族的人交往开始多了起来，就用“胡人”来称呼这些同样比较先进民族的人。二是虽然也属于或者起源于文化比较落后的那些民族，可是与汉族交往中建立了良好的关系，指称较落后的民族“蛮夷戎狄”存在贬低色彩，对于关系比较良好的人群，出于友好的态度，也不用这类称呼，而称之为“胡人”。还有另外一类称呼，就是有严重的贬义的比如“虏”，匈奴的“奴”或者直接形容为非人类禽兽猪狗等动物的称呼，这类是对侵略者的敌视称呼，是用于指处在侵略和反侵略战争敌对关系的其他民族，相当于称抗战时的日军为“日本鬼子”，还可能就像现在抗战虽然结束七十多年了，中国不少人称日本人还是保留“日本鬼子”这个习惯称呼，侵略和反侵略战争历史印证还有保留一样。如果在史籍中看到对某个民族使用这类敌视性质的称呼，就能知道当时与这个民族处在侵略和反侵略战争的敌对关系，或者曾经处于这种关系。而且还有各个民族的具体名单。可是自从“少数民族”这个称呼一统天下，原来那些称呼中包含着丰富的民族学、历史学、文化人类学、地理学、社会心理学、民俗学信息内涵全部被一扫而空了，看“少数民族”这四个字，看不出起源，看不出文化发展先进落后程度，看不出与主体民族关系好坏，更看不出具体是哪一个民族。“少数民族”这四个字，除了知道人数最多的民族少以外，不包含任何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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