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志武话中国资本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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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中国除了有经济之外，是否真的有经济
这几年关于经济学、甚至整个社会科学的方法论争论在不断升温，而且也因为翻译、引进经济学达一百年之后，是该问一问：在中国除了有经济之外，是否真的有经济“学”？如果还没有，那又到底如何让普世经济学在中国发展？我这里要说的不是时下时髦的“谁谁是一流、二流、三流”这种无聊话题，也不是要做多少年后中国经济学家会得诺贝尔奖这种毫无意义的预测。

像许多现代学科那样，晚清洋务运动之前在中国是没有“经济学”这回事的，那时充其量只有一些经济思想或者说关于经济的智慧，是一些简单的经验总结，而不是经过严格证明的科学理论。洋务运动期间，经济学与其他西学开始进入中国，其中以严复于1897至1902年翻译出版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为重要标志。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经济学”在中国就扎根了。

“五四”新文化运动到今天已八十多年，今天我们还在为政治经济学与现代经济学谁是主流、谁是非主流以及什么是经济学研究方法的问题展开争论，这本身说明经济学在中国还在初步形成，并没成熟，更谈不上中国经济学家不久要主导经济学世界。

回想一下，“五四”时期盛行的“德先生”和“赛先生”，其实到今天还没有全面改变中国文人研究人与社会的方法论。“德先生”带来的是民主与自由的理念，不是研究方法；而“赛先生”是研究方法论，是科学方法，但以往这又被理解成只适用于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的研究方法论，跟社会科学没关系。于是，在多数人眼里，“赛先生”是“术”，不是“道”，以至于到今天中国还只有“经济智慧”、“经济思想”，但没有真正的“经济学”。

“经济智慧”与“经济思想”充其量是一个人或者一群人的经验总结，不一定是科学。中国人的智慧是众所周知的，像孔子、孙子、管子等这些两千多年前的先哲就是最好的例子。其中，齐国时期管子的经济思想至今还是那么经典，是我们中国人的骄傲。但是，传统的人文社会理念与智慧往往不超出个人或局部社会的经验总结。换言之，孔子自己的生活经历可以说非常丰富，他周游列国十四年，对周围的人和事观察得也绝顶细致，从这些经历和观察中他也提炼出了绝顶、绝世的精华。但是，一个人甚至一群人的经历毕竟是有限的，当时交通技术的限制使孔子不能周游到今天的中国疆土之外，在今天看来，他所能收集的“样本”自然局限性很大。再者，不同时代、不同社会的处境也可能千差万别，一个时代、一个社会中观察与体验到的规律未必是另一个时代、另一个社会的规律。

所以，基于个人或局部经验的“经济思想”不一定经得起时间与环境的检验。特别是近几十年的研究发现，人们普遍具有“选择性记忆”的行为偏差：专记自己想看到的经历，忽视与自己愿望相背离的经历和现象。这种行为偏差在古代有，在今天的人中间存在也属自然，以至于时不时有人会对社会、对经济妄下结论，或者以偏概全。因此，在没有经过“逻辑考证”（比如，基于数理逻辑的经济模型推证）或“数据实证”之前，一种“经济思想”可能是真理，也可能是谬误。

换言之，中国的工匠技术与手工业历来发达，但工业革命却偏偏发生在西方的英国而不是中国。原因是在西方出现了科学实验室，让研究者可超出自己的亲身经历、超出“经验”去设计制造各种假想的实验状态，可以多次重复实验，也可以让很多人在不同地方重复实验，以此来发现在个人不可能经历到的状态下物质和自然的规律，这样研究的结果可以大大超出个人的经验总结。例如，正常人是不可能经历一千度的高温，因此也不会知道在一千度高温下泥土的物理表现会如何，但在特设的实验室里这是容易模拟、发现的事情——科学实验室和数理逻辑是科学方法论的两大支柱，使人类的知识远远超出基于个人经历的智慧。

让我们庆幸的是，经过洋务运动之后一百多年的努力，“赛先生”在中国的自然科学、技术领域算是扎根了，一代代科学家和工程师已为中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这些都有目共睹。但是，“赛先生”还没有真正进入中国的人文社会研究，经济研究没有从根本上超出管子时期就有的“经验总结”方法。特别是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指导下，由于经济学又不制造兵器炮舰，自然不在“术”的范畴，因此觉得“赛先生”对其不适用。洋务运动之后的一百多年并没改变“中学”轻实证、轻形式逻辑考证的研究方法，还只停留在“经验总结”上。对于从西方进的相互矛盾的思想，我们只能根据灵感和需要去取舍，特别是根据“主义”去取舍，而不能做自己的“数据实证加逻辑分析”。

在没有以实证和形式逻辑为基础的“社会科学实验室”的条件下，过去一百多年里我们的精英决策者只好根据自己“觉得应该是对的”理念，拿中国社会本身去做试验。让中国社会亲身为一个个理念做试验的代价是什么呢？其代价是连续不断的革命和由此引发的社会动荡；不仅如此，事实上，即使在一个试验导致千千万万、甚至几百万人失去生命之时，按理说这些灾难性结果足以证明当初的理念是错的，但是决策者也不一定会承认这种错误，可能还会让全社会遭受下去——为什么会这样拿社会本身去做试验呢？道理很简单，既然没有“社会科学实验室”帮助我们通过实证和形式逻辑发现一项决策的各种可能后果（包括正面的和负面的），就只好拿真实的社会去做实验。实际上，中国一代又一代的精英还真的在这样做着。这让人想起来都后怕！那么，“实证加数理逻辑分析”作为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其背后又代表一种什么含义呢？其实，以数理逻辑为基础的经济学模型研究是与“理论物理”、“理论化学”和“数理生物学”相对应的，其作用是检验一些理念的内在逻辑一致性以及推演出经济决策的各种后果。这种逻辑分析显然是成本最低，不需要直接拿社会做实验。

而基于大样本数据的实证研究又与物理、化学、生物实验室的重复实验研究相类同，它跟个案实验或案例研究的差别在于，前者能避免个案的偶然性、避免以偏概全。但问题是，对于像制度机制、政策选择等问题又如何收集大样本数据或者重复试验呢？

好就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电脑技术的普及，特别是互联网出现之后，研究人员已经把世界近两百个国家过去和现在的经验数据输入电脑，然后组成数据库，以免费或很低成本的形式供世界各国有兴趣从事社会科学、经济学研究的人使用。由于今天以及过去世界各地的国家形式和经济形态各种各样，社会与文化环境也各有差异，它们的经济和社会结果也不全相同，这些跨国、跨社会的丰富数据显然能帮助我们检验关于人和社会的各种理念与假设，以判断这些理念的真伪。如今，为不同学科建立的各种人文社会科学数据库在互联网上可以方便地搜索到，这真是现代人的福气。这些历史与经验数据当然离可靠的、可完全重复的“社会科学实验室”还很远，但至少现在有能力把两百个国家的实际成功与失败经验综合在一起，辨别其中的共同规律，让我们有可能避免一些国家犯过的错误、经历过的教训，以免我们再像以前那样非要亲自“以身试法”不可。特别是，通过分析众多样本国家的经历，我们能够更系统地领悟出他国成功的经验。比如，像哈佛大学的Andrei Shleifer教授和他的同事们在过去十年里开辟了一种全新的政治经济学，通过整理出一百多个国家的政治、法律、宗教、文化、经济等方方面面的量化数据，他们对许多旧的和新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做了系统的计量统计研究，使停顿多年的政治经济学变得耳目一新。这真是一个令人激动的学术研究时代！

从这个意义上讲，今天我们能从世界学到的不再是简单照抄的思想与理念，而是一套研究经济、社会与国家的形式逻辑方法论，再就是能够帮助我们证伪的跨国数据库。这意味着中国与世界社会科学的融合正在开启新的一页，预示着中国近代思想变迁过程中的又一次大转变，而且是正在进行中的转变。当然，转变中国的经济学教育与研究，使其完全基于形式逻辑和数据实证而不是基于意识形态，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想一想从晚清洋务运动到今天终于弄懂自然科学技术，整整花了一百多年，我们就能理解这个过程的艰难，更何况这是接近意识形态的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在这个过程完成之前，中国的经济与政治决策可能还得继续靠“摸着石头过河”，但我期望中国老百姓为“试错”埋单的肩负越来越小直至完全消失。

陈志武

2005年11月15日于耶鲁大学校园

来源：摘自《经济学方法——十一位经济学家的观点》

2、
近日，政见CNPolitics团队在香港大学邀请陈志武教授进行了访谈。陈志武是耶鲁大学金融学教授，主攻证券、期权、资产定价研究。关注中国经济、资本市场的他尝试在时评、科普与复杂的金融模型间寻找平衡。在访谈中，他谈及了人民币国际化、A股牛市行情、期权市场等诸多热点问题。


        目前，陈志武正致力于推动国内量化历史研究的发展。他向政见团队透露：自己正在筹备北大量化历史研究所，资金已经解决，其他工作也进展顺利。


        你曾在《金融的逻辑》中表示，美国社会的许多资产都能被纳入资本市场并进行流通，是美国迈向富庶的一大原因。你认为中国是否也会走这样的发展道路？


        陈志武：每个社会都有资源，美国、中国、非洲、中亚……比如，哈萨克斯坦，有很多石油；中东，俄罗斯，有石油天然气；印尼，有矿藏资源如铁矿石。但是，有资源、资产并不意味着有资本——资本在这里的含义是流动产权。这些物理资产是死的，不能流动，不能再配置、投资，但是它们一旦资本化，变成流动资本，价值再创造的能力就根本改变了。


        美国社会在过去两百多年历史中，特别是十九世纪中期以来，不断地把各种土地资产、矿藏资产，甚至未来的收入流这种传统社会感觉只能想象不能变现的东西纳入资本流通，通过股权、债权，以及其他的产权方式使之可以交易流通，让金融市场发展了，原来不能流动的资源资产变活，让美国资本充裕，特别是给创业者提供了资金支持。而且，美国还到处通过流通的产权进行布局，经济变得扎实。


        实际上，中国经济比以前有活力，特别是像互联网产业，手机等新兴产业，包括出现腾讯、阿里巴巴这些公司，其实是证明了美国式的资本化道路，不仅在美国行得通，在中国也行得通。资本化不断挖掘中国的创新活力和潜力，创造经济成就，就是因为学美国。


        你在许多作品中提到，资本市场不光只是经济层面的，它和政治也紧密联系。那么，中国资本市场的改革是否会给中国带来经济领域以外的更深远的影响，使得中国进一步走向开放、多元？


        陈志武：那肯定是的。比如说A股市场，我们现在看到了沪港通，这是迈向开放的第一步，但改革不会就停在这里。未来，深港通，甚至沪深跟更多资本市场联通都有可能出现。


        这些资本市场的发展对监管体系、法律甚至政治都会带来间接的影响，道理很简单：比如说最近中国的一些私募、公募基金，联合起来，集体打跌铜价，操作了很多铜期货，冲击了实体行业的企业，让全球金融市场很惊讶，他们之前并不知道中国可以有这么多私募，还可以让铜价在短短几天跌掉百分之三四十。以我的了解，中国的私募基金通过私底下的联系，微信、聊天、吃饭、同城聚会等等方式交流是很平常的。不同基金和投资者进而“抱团“，一起进攻。但这在美国英国是不可以的，他们的监管很严格，跟他人讨论交易信息都要进行录音录像，以备监管部门随时调查：是否存在利用内幕和大规模集体行动来进攻其他的大宗商品或金融价格的行为。但是中国没什么监管，即使有，相关条规也没人执行。全球铜价被极大地影响，但中国自己封闭，不受影响。这个例子说明：经济全球化对政治、法律和监管都会带来很多影响。除非有人故意闭关锁国，但那样的话自己的发展、创富、创新也会受限制。现在世界还是主权国家为主，但未来全球资本市场是不是完全开放，和全球监管政治体制很有关系。


        中国牵头的金砖银行、亚投行的成立等许多证据显示，人民币国际化越来越被政府提上议程。一个国家必须付出一定代价，比如保持贸易顺差，才能维持其货币的世界性货币地位。对此，你认为人民币国际化之路存在哪些障碍？


        陈志武：太多因素可以影响人民币国际化。比如政治的稳定、透明，如果还像现在中国不那么透明的话，并且政府权力不受到实质性民主制约的话，这样国家的货币不太容易在全世界被广泛接受。虽然现在人民币由于中国的高速发展，有它的吸引力。


        现在老说“新常态”，其实就是意指中国不可能一直发展这么快，会回调到正常速度。到那时，中国和世界对人民币国际化这个话题的兴趣可能也会下降。但是另一个方面，我理解，中国政府已经将此当做最高政治任务，各个部委还是会不断推动的，而这也会推动中国各种金融市场的开放。只是作为支付手段的国际性货币，倒未必要开放，但是真的走向国际化，把人民币变成具有财富投资功能的货币，一定要开放资本市场。


        你曾撰文探讨过马克思•韦伯提出的追逐更高社会地位的“资本主义精神”。当前中国涌现出的“土豪”阶层是否也具有这样的资本主义精神并为社会发展带来影响？


        陈志武：传统的经济学理论把财富价值和追求财富的动力和所可能带来的消费潜力划等号。换句话说，不管你追求一个亿的财富，还是几百万的财富，之所以最后有价值，就是有相对应的消费潜力。但我在这篇论文想说的就是，这个观点是狭隘的。因为现实中，不管你是李嘉诚，还是李彦宏、马化腾，当你财富高到一定程度后，你追求的就不是财富所带来的消费了，而是还有社会影响力、社会地位。


        我还有一篇文章讲到货币化对人类社会走向文明的贡献是根本性的，也跟这篇论文有关系。因为如果人只是追求物理化的财富，房子、家具、衣服等等，那到最后很多有本事的人，去创业创新，发现其实一个人的物质需求其实也还是很有限。比如原来长江商学院的院长项兵。大概十二、三年前，李嘉诚找到他，想了解一下他，请他吃早餐，项兵也很激动，想知道李嘉诚作为华人首富，有几百亿美元，到底每天吃什么，他觉得和普通人肯定不同。后来发现，李嘉诚也只是喝稀饭，吃的是很简单的小菜，就算早餐了。项兵很吃惊，没想到首富也如此。这说明一个道理，如果不通过货币化，把人的追求目标从物质财富最大化转变到金融财富的最大化，就很难理解这些首富们工作这么勤奋。


        其实这篇论文主要的意思就是想理解清楚，为什么资本主义社会货币化对人财富追求的激励似乎是无限的，有一个亿还想几百个亿、一万个亿。如果不是货币化来转化物质财富，那人奋斗的追求可能到一定程度就“刹”住了。正因为此，资本市场出现就是让人有更多空间去买卖股票、交易，去投资甚至炒作。尽管这些个人或者机构看起来只是在投机，动机不在于帮助社会发展，但其实他们的投资、投机帮助从事创业、实业的人分摊了风险，提供了资金，间接帮助了社会发展。


        在国内经济、金融学术界，是否存在你认为拥有研究潜力和发展空间的领域和方向？


        陈志武：就我熟悉的来讲，经过20年，经济学、金融学在中国的发展水平已经在所有社会科学中跟国际接轨程度最好。不管方法还是框架，好和坏的评判标准，大多数同仁已经很明确，都在这样走，至少评估标准已经跟国际一样。从这一点讲，我觉得前景很好。


        过去两年，包括以后，我会要推动的一个领域就是量化历史。可能很多历史学界的人还没意识到这个的重要意义。因为传统的历史研究都是通过读史料，来感悟道理，或者建立假说，然后整理写作成书，就到此为止了。如果有个实际的问题，历史研究以往会提出很多猜想、假说，来解释现象背后规律。但是以前没有框架和方法来排除假说，没有统计和计量的系统检验方法，或者有而没人应用。过去的历史研究是过于定性的，不存在很严谨的科学假设、证明，证伪的套路方法。随着统计和计量经济等发展，现在大家都熟悉了科学研究的全过程，即第一步了解资料，提出假设，然后有了假设在去整理更大范围素材；第三步根据大的样本，根据严谨的统计方法进行证明，如果不符合假说的话，就可以否定掉，最后再看看方法上有没有偏差，进行统计上的稳健性（robustness）检验；到最后，如果检验成立，说明你对历史现象背后的规律就有更有把握了。


        史学界现在也有危机感，因为原来历史资料不多，既然这样，仔细阅读就可以，难度不高。但是现状史料多了，通过电子化数据化，比如家谱、地方志这类历史资料太多了，比如《刑科题本》涵盖清朝两百年，将近一千万页的素材，所以学者们发现不能靠读了，因为一辈子都读不完。现在推动量化历史的研究方法，让我们通过量化来对付大历史、大数据时代带来的挑战。否则，传统史学会出现危机。


        具体有个例子，过去大学老师教文学史、小说史，教得再好，一个学期十几个星期里面最多能挑选一个时代的小说作为典型，也就几本。但是如果通过统计，各个年代的特点都可以总结。两三本又怎么代表一个时代呢？我认为，包括文学史教学都应该引用量化，把我们浩瀚的文学大海的趋势和规律找出来，让学生更快地把一个时代的特征找出来。


        在不少学科领域，有一种声音认为，定量研究有内生的局限，而定性分析有其独特价值。那么你认为定性分析的角色是怎样的呢？


        陈志武：定量和定性是相互补充，不是取代的关系，量化历史也不可能百分之百把定性完全替代，它可以做的是把原来的缺陷弥补。量化历史研究方法不可能回答历史研究的所有问题，同样的，定性也不可以。不能因为这个原因而完全排斥其中任何一个。


        当然，我认为，政治学、社会学运用的数学或统计工具很简单，从这点来说，政治学总体上落后于经济学，甚至远远不如经济学。其次，经济学给社会提供了建议、预测，但是很多人文学科嘲笑金融经济学家，认为他们老是说市场，影响现实。事实上，政治学对现实体制建议太少，应该向经济金融学学习，历史研究则更应该。比如政治学、社会学中，不同的课程和方向缺乏共同性的分析框架，学完后没有踏实感，没有统一的、一致的、逻辑自洽的框架，而经济学有。或许这是一些社会科学本身的特性使然吧。


        当然，经济学也不是完美的，它还在发展。经济学存在很多错误预测，因为学科还在进步之中。总之，可能两类学科结合起来会更好。


        对于量化历史研究，你有什么进一步打算呢？是否有考虑将其建制化，设立具体学科系所？


        陈志武：我正在筹备北大量化历史研究所，包括师资、奖学金、奖教金、最佳论文这些资助都在安排。每年培训班会办下去，资金的问题我已经解决。还有相关学报、学术会议，都在准备中，进行得很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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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资本市场 陈志武 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