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需向一带一路国家提供货币外部性
当前,一带一路的宣传开始多了起来,但其中的政治、社会等风险也逐步暴露出来,然而,最大的风险却还在发酵,那就是货币问题,到底是谁挣谁的钱?
主流经济学家根据传统教科书的开示,国际贸易是发挥绝对优势或相对优势,贸易相关方均能获得增益,即贸易平衡就能实现多赢。
然而,绝对优势或比较优势的论证是以实物的增益为基础的,即实物利润,它的运行主体为实物经济,其货币具有两大特征:一是具有使用价值,二是它来自买卖。这样的货币以金银为典型代表,它是一般等价物,主要职能是交换,当其储蓄而沉淀时,尽管可能发生一时的交易障碍,但可以通过以物易物或者关键上的货币来克服。如果有过剩,也是由于行业比例失调所致,萨伊定律可以将其解决,因此,在这样的实物经济时代,均衡是可能的,平衡贸易也是可能的。
工业革命打破了农庄的平静。
它让实物利润激增,货币短缺严重,催生了纸币的广泛应用,以及私人银行的涌现,但是,也带来了交易成本暴涨以及货币泛滥。
于是,央行出现,它垄断了银行劵的发行,控制住了货币数量发行,解决了金银货币数量不足问题,却也带来了货币性债务,即整个经济系统需要还本付息,它推动了货币经济时代的来临。
在这个时代,生产的目的是货币的增值,即货币利润,实物利润只是实现货币利润的手段或工具,即货币投入——实物投入——实物利润——货币利润,然而,最后一个环节却无法实现。
原因在于货币的生产只有央行,它增加的是债务,这就是弗里德曼的均衡货币供应理论所忽视的。
所谓的商业银行货币创造,实际是债务的衍生,是同一笔基础货币不断地借贷、储蓄、借贷而累积的债务,而推动借贷的动力来自利润表的误导。
表现在一带一路上,在前五六年项目利润表非常靓丽,因为此刻货币投入形成的现金流远大于项目折旧支出,而后几年,则由于货币投入的衰减而无法摊平项目折旧而使真相浮出。
其机理为:央行再贷款——商业信贷——顶级投资——订单派发——中间加工利润+工资储蓄——顶级投资货币性亏损——利润表误导——商业借贷——债务累积——债务危机——滞胀——萧条——债务消灭——经济重启——债务周期。
债务周期让市场经济无法实现可持续增长,滞胀让其产业国际转移,国内空心化,失业严重,从顺差国转向逆差国,从崛起走向衰落,西班牙、大英帝国、美利坚莫不如此。
有人讲,美国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是由于越南战争引起的,这其实是缺乏基本的逻辑思维能力的表现,试问,二战的规模比越战如何?为什么美国能依靠这个史无前例的战争从大萧条中走向辉煌?因为军火顺差,美国攫取了世界的大部分黄金。
而战后美国之所以衰落,并非因为小小的越战,也并非石油禁运,而是因为市场经济无法实现货币利润,从而导致流动性陷阱与资本过剩,它们炒作原油、房产,推动生产生活成本上涨,企业减产保价,这又形成大规模失业,消费减少,于是不得不进一步减产保价,即正反馈式滞胀。
然后不得不产业转移至日本,欧洲,于是德日赚取美国顺差,得以顺差拉动,而美国陷入逆差,并形成最大的债务国。
这个债务国另一个收获是美元的国际化。
此即特里芬悖论,要国际货币,就要承受逆差。
而今,中国推动的一带一路与当年美国马歇尔计划相仿,都不同于教科书中的实物经济,都需要货币利润的实现,但当前的货币制度决定了中国的逆差,所谓的双赢只能是宣传册的口号,指望赢利与人民币的国际化目标相悖。
不重蹈美国覆辙,中国需向一带一路国家提供货币外部性,这种新的货币制度必须保证以下原则:中国不向外借贷,也并非中国负债。
新宏观主义的储备需求提供了这一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