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上)在此之前的人类社会,人类通常都因为生存或者生产中的具体问题而提出针对性的解决方案,解决可行性问题。受生产力与社会发展水平的限制,人类通常无法认识其背后的原理,也缺乏足够的动力。因而技术发展起来,而科学在之后缓慢的跟进,甚至远远落后于技术的发展。
这种科学与技术发展的低关联性是中国在技术领先的一千年里,科学却没有领先的重要原因之一。当然还有一个大家都公认的原因:东方文化或者说中国人相对西方(人)思辨性不足。为何?
很难去详细回答这个问题或者找到全部原因。但从已基本证实的人类起源与情景模拟来分析,这与东方和西方的地理位置有很大关联。有关人类起源的研究已经确认现代人均起源于非洲,大约在10万年前开始向外迁徙。如果打开世界地图,我们会发现西亚与欧洲离非洲较近,而东亚大概是这个距离的3倍。而非洲向东亚的迁徙除距离较远之外,还要经过干旱广袤的沙漠与有漫长冬季的严寒地带(从非洲→西亚→伊朗→新疆沙漠或者蒙古草原→东亚),当然从印度到东南亚理论上也是一种可能的路线,但普遍认为原始热带雨林比沙漠更难以穿越,因而这条路线的可能性较小。
这种距离的差异,对于防御能力较低的原始人类来说,是巨大的挑战,一方面受到陌生环境与恶劣气候的影响增大,一方面要面对新的病源环境,此外更大的威胁是广泛分布在亚洲大地的其他人科动物,距离越大意味着穿越的地盘越多,发生的战争越多。因而迁徙到东亚的人类遭遇了远远多于欧洲人的危险,遭受了更大的人口损失。
更多人口损失意味着更多的知识丢失或者失传,而更多的险境也改变了知识传承方式,通常要求更为有效,更为精简。
设想一下:如果一个先知马上就要死了,而他还有一堆知识要传承,他会怎么做呢?通常他会拣重要的说,而且通常只告诉你结论和方法,不会再去讲如何得到这个结论的方法或者其中的原理。这就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迁徙到东亚的人类通常更注意结论与实用,而忽视过程与思辨。这不仅造成了东西方文化最大的区别,同时也奠定了古代东亚文化两大重要的特征:注重结论与教导,忽视议理与开导(论语,道德经,孙子兵法莫不如此);根深蒂固且无处不在的实用主义。(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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