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上)相对于“思辨性的匮乏”,无处不在的“实用主义”对中国的科学研究乃至艺术人文的发展影响更大。从某种意义上,“实用主义”是全世界都普遍存在和推崇的现象,有益于人类生存。因为“实用”与否的标准就是从是否有利于人类生存是否能帮人类或者个体生活得更好一点来确立的。东亚大陆(中国东部)巨大而密集的人口,中国文化的延续性都证明了“实用主义”的重要性。但是过度的“实用主义”不仅扼杀人类基础科学与人文艺术的发展,而且导致民族性扭曲、“贵族精神”消亡、“道德”沦丧、“价值观”低俗化。
极致的“实用主义”直接导致科学与艺术评价标准的世俗化,“有用与无用”“是否有经济价值”成了科学与艺术最重要的评价标准,而科学与艺术往往不能带来直接的经济利益,甚至不被人“待见”。很难去评价“日心说”的经济价值,双螺旋结构的发现也难以带来直接的经济价值,“相对论”到现在也难言应用与价值。而人文社科领域的重大理论更加难以说经济效益,很多优秀的艺术或者艺术家往往在初期不被人认可,比如梵高终其一生也没有卖出过一幅画。极致的“实用主义”不仅影响人们的价值判断标准,而且也影响人们的择业与社会分工。前不久某知名相亲节目中,黄姓导师对“专心在家作画”的嘲讽及其广泛的社会认同很能说明这一点。显然,专心于“艺术创作”在绝大多数中国人意识里是“四体不勤,不知人间疾苦”的寄生行为。
当“实用至上”的思维主导了人们的价值抉择与行为决策时,那些“高冷”、“典雅”、“纯粹”,“赤诚”的道德观念与行为操守都会被大众所嘲讽,有什么比“喝酒吃肉,赚钱养家”更实在和靠谱呢?人们更加注重实利与结果,而忽视形式与过程。“遗世独立,出污泥而不染”只能算不识时务,相反“同流合污,好处大家拿”才是明智之举。同样在科学研究与知识创新上,苦心孤诣,独辟蹊径,恪守清贫不是圈内推崇的,而是追随热点,多拿项目,官学通吃。但知识创新有一个很大的特点,追随者的地位永远无法比肩“开创者”,形象一点,就是零到一的学术地位远高于二到一万的学术地位。放眼当代中国的知识界,我们可以找到很多二到一万都是中国人所为,开创性的研究却与中国无缘的例子。这在生物学研究中尤为普遍,从这一点来说,尽管颜宁同学与其导师都是国内乃至世界一流的科学家,但是能否归入“大师”行列或者留名青史(科学史)则另当别论。(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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