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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玉忠：西方自由主义源于对道家“无为”的历史性误读

历史是偶然事件和必然事件相互作用的集合。
有时，政治经济生活中的一个微小事件，会在后来的人类历史进程中产生持久而强烈的影响，它和混沌理论中的蝴蝶效应（the Butterfly Effect）类似。事实上，当我们将人类社会看作一个复杂巨系统的时候，这种“历史的蝴蝶效应”的存在就成为必然。
历史上，很少有一个事件像公元前81年西汉政府召集的盐铁会议一样，对人类历史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其影响力远远超过一场宫廷斗争，它改变了中华文明的颜色；其影响力超过了中国，盐铁会议之后影响巨大的儒家自由主义小农经济思想，催生了目前仍占西方主导地位的自由市场经济理论。今天，世界范围内的左右之争中，我们看到了太多盐铁会议上引起激烈争论的议题。
如果说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1790），这位现代西方经济学的鼻祖， 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主要代表人物直接受到盐铁会议的影响，可能大多数人会以为是天方夜谭，但从马克思到熊彼特，世界上却很少有人能够否定，亚当•斯密的自由放任思想来自法国重农学派，而重农学派则直接受到了儒家经济思想的影响。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在其名著《经济分析史》中这样写道：“不管怎样，就魁奈关于经济过程的观点与他的政策意见而论，十九世纪自由主义的全部理论武器实际上当然都可以追溯到他那里。”
在十八世纪欧洲知识界，中国在他们心中的地位一如今天美国在许多中国学者心中的地位。朱谦之先生甚至认为，当时中国文化对欧洲的影响已经代替了希腊文化对欧洲的影响。 在这样历史氛围中，西方经济思想受中国的影响当是自然而然的，具体路径是从中国儒家——法国重农学派——英国亚当•斯密。
1746年斯密陪巴克勒公爵到法国旅行时就结识了重农学派的核心人物杜尔哥和魁奈，亚当•斯密的传世名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及其原因的研究》（即《国富论》）实际上是仿效杜尔哥的著作《关于财富的形式和分配的考察》而作；他本想将《国富论》献给魁奈，可惜该书出版时，魁奈已去世。
十八世纪法国重农主义代表人物魁奈（Francois Quesnay，1694-1774）通过研读西方传教士有关中国的著作写了《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一书，将明清完全儒化的中国政治经济体制看作榜样。1946年，美国的马斐里克教授（Lewis Maverick）在该书的英译本绪论中谈到自己的研究时曾这样写道：“我在阅读中国古代哲学家孟子的著作时，发现他的论述与18世纪法国重农学派的论述非常相似。于是我萌发了一个想法，决心去探索中国人通过哪些途径影响了这些法国人。”（弗朗斯瓦•魁奈[法]：《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谈敏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英译本绪论”第1页）
事实上，19世纪末就有人注意到重农学派和中国文化之间的关系，1896年，亨利•希格斯以鄙视的态度，在他的《重农学派》一书中提到重农学派受到中国“特别强烈的影响”。但对这一问题的研究热潮在二十世纪才真正开始。马斐里克教授1938年发表在美国《经济学史》杂志上的一篇论文中明确指出：在20世纪经济学家从法国重农学派那里继承的遗产中，仍保留有来自东方的沉淀物；因此，西方经济学家不应把研究中国的经济和社会思想看作是与西方文明毫不相干的外来物，而应认识到它们对于西方思想的发展作出了直接贡献。（弗朗斯瓦•魁奈[法]：《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谈敏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中译本序言”第4-5页）
英国学者约翰•霍布森（John M. Hobson）在他的《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一书中更进一步指出，魁奈思想当中有很多概念受惠于中国的政治经济学概念，而其中最重要的是把“无为”概念译成法文的laissez-faire（自由放任主义）。他写道：“魁奈对中国政治经济思想的继承，在很多思想中都可以发现，最重要的就是‘无为’思想——译成法语就是‘自由放任’，中国的“无为”观念在公元前已经存在（见本章开篇对刘安的引述）。后来到公元300年时，郭象（Kuo Hsiang）将‘无为’解释为‘让万物随其天性，则性即合’。魁奈与启蒙运动的具体结合，可以从他强调科学方法核心地位的事实中找到，如他在《经济表》（Tableau Economique）中所表述的那样（尽管有些晦涩），其科学方法原理深受中国思想的影响。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在魁奈之后，尼古拉斯•盖布里埃尔•克利克(Nicolas Gabriel Clerc) 在其《圣哲孔子》（1765）一书中明确主张，如果欧洲人想取得重大的经济进步，就得仿效中国。同魁奈一样，他也认为，如果消除所有壁垒，商业将会更加活跃（亚当斯密则晚了约11年）。”（[英]约翰•霍布森：《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山东画报出版社， 2009年11月，第176页。)
历史简直是阴差阳错！因为在中国古典政治经济思想中，“无为”不是“不为”，其本意是“为无为”，就是在适当时机干预（经济）事件的进程，不是自由放任，什么都不作——是儒家思想和实践让西方早期的经济学家误读了中国古典经济思想轻重术——西方经济学主流由此走上了自由放任主义的不归路！
从儒化的中国政治经济体制到法国重农学派，再到英国古典自由贸易理论的最终形成，盐铁会议的“蝴蝶效应”影响所及直至当代世界政治经济秩序。贯穿其中的思想脉络清楚可见：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在中国，它支撑起了庞大而保守的儒家文官集团；在西方，它为资产阶级垄断世俗权力铺平了道路。
历史何等奇妙！两千多年前一小撮儒生反对盐铁专卖，今天新古典经济学在世界范围内汹涌澎湃，二者竟然一脉相承！
（节选自翟玉忠《国富策——中国古典经济思想及其三十六计》，该书由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0年1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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