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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改革开放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但是由于制度的跟进不足，或者说是因为国家的转轨仅仅是在经济的层面上，而且转得非常迅速，由此出现了贫富分化，贪污腐败，国家的制度遏制没有及时跟进，导致社会比较烦躁。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国家下一步要怎么发展？我们处在转轨中，但是转轨从何处转向何处？我们的愿景在哪里？清华大学的著名教授孙立平曾批评说我们在改革上，有些人已经摸石头摸上了瘾，不愿意过河了。我们说中国的制度是最好的，这就是转型陷阱，我们掉到里头去了，转型转回头去了。我们现在喜欢往计划经济转，以计划经济来证明我们能够免于欧债危机和美国经济危机的影响。而这是最近三五年，尤其是 2008 年金融危机以来，对国家转型问题的认知和对社会稳定的认知中，容易出现错误的和发生障碍的一个地方。
你说在城市里给我 50 平方米的廉租房，但我看我的邻居住了 200 平方米的，还有人住 2000 平方米，住 2000 平方米的人一看，杨利伟已经上天了。欲望政治下面一个最重大的国家挑战就是，哪怕是最成功的福利国家，它也无法满足所有公民的利益诉求。只有通过公民们在社会中间的自我教育，相互关爱，才会知道国家是有限度的，国家占据不了国家的所有资源，国家在面对公民欲望的时候，国家永远是滞后于公民的欲望的。因而公民必须通过自我节制和社会互助在政府之外相互帮助。而且通过相互对资源的认知来告知我们的公民们，实际上我们的生活永远会处于相对富足或者相对贫乏或者相对匮乏的状态。第一个层面，不继续在一些关键领域推进改革，不继续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向的改革，不推进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政治改革，很多社会矛盾会呈现连锁爆发趋势。
第二个层次，更年轻的人群成为社会的主体，他们对体制、政策以及自己所处环境的评价，有不同于上一代人的新参照系，也有他们对理想社会更高的预期。比如说，对经历过 1959 ～ 1961 年大饥荒，经历过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的这代人来说，看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变化，再怎么说也觉得进步巨大。但是，对“80后”、“90后”来说，他们的参照系生来就有所不同。他们生活在较开放的中国，对世界的情况有更多的了解，认为这个世界本来就应该是这样的、那样的，要是不达标，他们就不满意。第三个层面，现在很多制度性的变量改得过慢，老不到位，正在激发越来越多的法外行为、法外现象。现在很多事情，法律上说一套，本本上说一套，人们实际上另做一套。不少人不在法内的框架里，而在法外的世界里讨生活。
可以说，公平正义是凝聚变革共识、形成变革动力、超越左右分歧的重要基础。中国不需要再在改革的话语中纠缠，要做的不是所谓要克服改革的阻力，而是要在一套新的话语的基础上实现一种超越，并以这种超越，实现实质性的进步。人们经常说，现在是改革和革命赛跑，要看到，如果我们还是陷在常规的改革思维之中，改革胜过革命的机会是很小的。
现在的问题是，在经历了一段运动式反腐之后，能不能及时转入可以导致制度变革的制度化反腐。这个谁也不敢打保票，许多人对此抱有怀疑也是有理由的。但应当意识到的是，这种怀疑和疑问就是正向的压力，它表明民智渐开。这种怀疑所造成的压力有可能使执政者意识到，在公信力已经所存无几的情况下，如果民众觉得再次受到忽悠，这次运动式反腐不但不能收到聚拢人心的效果，反而可能使得民众彻底失望。如果考虑到上述因素，反腐在制度的层面向前推进，一些重要的制度变革不是没有可能的。首先，官员财产公示有可能会比没有这场运动式反腐推进得快一些。其次，经过进一步的努力，巩固和扩大运动式反腐提供的言论空间也是有可能的。当然更关键的是，能否实现下面的路线图：运动式反腐——反腐制度建设——限制权力——落实权利——扩大言论权利空间。而这只有通过官民之间的良性互动，通过这种互动中的博弈，才有可能实现。可以这样说，就目前的反腐败来说，最重要的不在于它是以什么方式开始的，而是在于它以什么方式结束。
转型悖论之一，人的作用和制度的作用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有两点人们一般都会认同，一是关键是制度建设，二是人治是靠不住的。理论上来说这是不错的。但问题是，制度建设从哪里来，制度建设如何可能？这样来看，首先还是人的作用，而关键是相关的人得到必需的位置后能不能转向制度建设。这取决于两点：一是有没有这种意愿；二是能不能造成制度建设的势。转型悖论之二，运动式变革与制度化建设。在转型期的变革中，只有形成稳定的制度安排，才能确保变革的成果。特别是在经历了十年“文革”的政治运动后，人们对运动和运动式解决问题的方式，更是有着共同的警惕。但事情不能陷入教条化。前面的分析表明，只有在具有变革意识的领导人获得了必要的权力，新制度的建设才有可能。但问题在于，这时的变革往往面对着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的反对，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能够使变革得以破局？转型悖论之三，改革与革命。促进变革，避免革命，是当下社会中许多人的共识。一般地说，这也是不错的，一方面革命的代价太大，另一方面，谁也不能保证在革命后能建立一个更好的体制。于是，我们也就看到许多反对革命的文章。但问题是，且不说革命有时是一种必然，不是谁喜欢不喜欢的问题，更经常的情况是，没有革命的压力，改革的动力从何而来？谁愿意在没有压力的情况下进行实质性的变革？因此，革命是需要避免的，但革命本身不应当被抹黑。关键的问题是，执政者如何将可能的革命压力变成现实的变革动力，从而将历史引向代价较小的变革之路。转型悖论之四，渐进式变革与激进式变革。中国改革，一直津津乐道于渐进式改革，同时，无视苏东大部分国家已经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的事实，不断抹黑激进式变革。其实，激进与渐进，各有利弊，而且在一个具体国家的变革中，不可能只使用其中的一种。实际上，中国渐进式变革的弊端现在已经越来越明显地显露出来。首先，在一个以渐进式改革实现社会转型的国家中，既得利益集团从容形成的条件更为有利，更容易陷入转型陷阱。其次，对于有些改革，只强调渐进，不大刀阔斧，是根本改不动的，如公车改革。在这种情况下，渐进式改革往往成为不改革的借口。几年前我就提出，区别于渐进式改革与不改革的标准，就是看有没有时间表和路线图。
第一，不要直接去组织融资和操办项目。我们注意到，一个地区、一个县级市的领导班子就决定管辖区域内要发展哪些产业，要有多少个项目，可以决定由财政给投资补贴，一把手、二把手类似于一个地方大公司的董事长、总经理。它造成一个后果，就是产业同构化、同质化，因为技术创新的主体，是企业，企业一定会研究产业现状、世界趋势、市场状况、竞争情况，来决定投在什么地方。其实，官员并不具有获取这方面信息的能力和取得经济效益的激励。通常的办法就是按照上级的文件，比如，中央提了七个方面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于是，到处都是太阳能、 LED 等等。我一再提出，政府不要指定技术路线，每一种产业里面都有不同的技术路线，比如，现在很热的新能源汽车，就有好多种技术路线。往往是领导听专家说了有什么，或者是自己觉得是什么，指定一种技术路线，大量的项目就上去了。以这种方式上马的项目极可能失败。
我们过去一直说， 30 年来我们的工业化快于城市化，就是说，进城就业的非户籍人口的增长速度快于户籍人口的增长。城镇化这个概念的提出其实可能反映了中央高层对这个问题的态度，希望借助于城镇化这个口号来加快改革和解决一系列过去没有解决好的问题，比方说城乡分割的问题、户籍制度的问题、流动人口的养老和社会保障的问题等。从这个角度去理解它，城镇化可以加快改革的步伐，这也是可以的，毕竟它涉及人的流动问题。但是，城镇化又不仅仅是人的问题，它还是一个让人容易误解的概念，因为城镇化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现在国内的经济学家很多都在解读城镇化这个概念，担心城镇化会不会变成造城运动，进一步推高中国的投资率，恶化投资回报率。很多人说，过去 10 年无改革。因为今天要进行改革的很多领域都是全局性的，地方没有太多的动力，需要中央下决心才行。如果中央，特别是最高领导层没有改革的决心，自然就难以有体制性的改革行动。过去 10 年，我们看到，中央政府的各部委权力很大，审批加强，根本不可能有改革的动力，相反成为改革的阻力。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最高层的改革决心就变成改革能否推行的关键。实际上，过去的五六年，中国在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方面的改革，包括基本养老和医疗改革颇有成就，就是因为中央高层的决心。而今天经济学家一直呼吁的金融改革、财政改革以及公共部门的改革，如果没有中央最高层的决心，就很难启动了。回想 20 世纪 90 年代的那些重要改革，中央为什么会有很大的决心？一个说法是，因为邓小平还在。那时候朱镕基还是副总理，他力推分税制，但下面的阻力很大，他带领 60 人的队伍与地方进行谈判，希望大家支持分税制。这对中央来讲是有利的改革，事实上对那以后的经济发展也非常重要。邓小平健在固然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但也不是唯一的。更重要的是，中央高层下了决心。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那个时候的经济状况非常不好，中央财力弱小，通货膨胀严重，宏观经济不稳定，中央高层也很容易下决心。过去 10 年的情况完全不同了，经济快速增长，中央的财力雄厚，权力集中，宏观上也很稳健。改革的迫切性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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