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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当前中国经济的困境问题，传统分析往往是从出口、投资、消费三个因素入手，预测增长中的问题，指出增长中的困境之处，然后寻找对策。这种分析在当前仍是重要的、必需的，但仅此而已，可能已不便突出当前中国经济与过去相比，经济矛盾压力的特殊之处。另一分析思路，直接从经济运行中的主要问题、最困难处入手，就影响“当前经济稳定、社会稳定”而言，思考最值得担心的问题是什么。物价？不是。固然当前仍有物价上涨的压力，但当前的 2014 年远不是 2007 年全球繁荣下市场担心大宗原材料商品价格飞涨的年代。外部环境？不是。当前也没有遇到如 2008 年美国危机突如其来、我国面临外需骤降的紧张局面。危机已历经好几年了，对于外需减少的局面，我们也已慢慢承认并在适应。另一方面，即使美国的量化宽松政策在逐步退出，中国与“脆弱五国”（指巴西、南非、印度、印尼、土耳其）也有所不同，一是资本账户并未完全放开，二是增长潜力相对还比较高。因此，要重视外部环境，但这是一个老问题，不必过于敏感。就业？也不是。从追求增长速度是为了保就业、保就业就是保社会稳定的角度看，我认为当前的社会稳定压力主要不是来自于就业。当前有就业压力，但与过去不同。原因是：第一，目前是结构性失业的压力，不是简单的农民工就业压力；第二，人口在慢慢老龄化，压力在减轻；第三，在第三产业、服务业发展较快的今天，经济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带来的就业人口，与 10 年前相比，已不能同日而语，其带动的就业人口增加了；第四，当前中国的国家财力在壮大，意味着“社会托底政策”的实力增强了。那么进一步分析，当前稳经济，从而稳社会的最大压力是什么？我认为是经济增速下降后，担心系统性风险的爆发，中断、延误中国经济健康稳定的增长。这也就是舆论界担心的“经济硬着陆”问题。
原有的资源配置已严重影响了新增长机制的形成。一是增长机制的转换，是利益格局的转换。只有通过较充分的存量调整，才能触动和改变现有利益格局，才能倒逼相关领域改革。二是存量和流量问题相互交织。在没有很好隔离的情况下，历史上存量结构的责任问题不解决，将始终制约新机制的形成；过于轻易解决，又易引发道德风险。三是存量问题是个无底洞，优先吸收着社会资源。维持存量结构，需要债务不断扩张，资源不断投入。更重要的是，存量和流量之间存在“救火”和“防火”竞争。存量调整属于“救火”，其紧迫性高于“防火”，将导致资源的浪费和进一步错配。
为此，除了积极培育新的增长点，适当维持原有结构中仍具有增长空间的增长点，如城镇化、全球化等，我国还需要借助特有的资源，在经济和社会上为调整以激发内在增长动力争取必要的空间和时间。一是通过增加国有资产利润上缴比例、减持国有资本等方式，构建有效的社会保障、救助等安全网，这是短时间内不引发较高通胀、提高社会结构承受经济下滑能力的方法之一。二是可通过外汇储备的运用，结合人民币国际化，鼓励企业走出去，支持国际新兴市场国家加速工业化进程，客观上增加对我国的需求，主动构建适合我国需要的全球经济发展格局，平缓我国去产能和去杠杆的速度。
现在深化改革遇到阻力了，阻力在哪里？第一，利益集团的干扰。第二，就是制度惯性的存在。制度惯性在经济学里面又叫路径依赖，就是说老办法我习惯了，老的一套我适应了，所以人们不想变，也不准备变。第三，要有完善的、独立的市场主体。没有完善的市场主体，市场化改革是难以推进的。我们正在通过国有企业的改革，通过民营企业的转型，来逐渐使市场主体完善化。第四，就是信用体系的建立，也就是道德力量的作用。道德力量的调节是重要的，在没有市场调节，也没有政府调节的时候，它是唯一的调节。有了市场以后，必须要有完善的道德力量的调节，要有有效的道德力量，这样，市场才能更好地起作用。人一定要讲信用，一个没有信用的社会是不可能建立市场经济的。古代中国经济也很发达，但是中国也没有走上资本主义道路。那为什么荷兰和英国最早建立资本主义制度呢？我们用唯物主义史观来解释，我们讲物质生产是最重要的，生产力跟生产关系等，用这个来解释。韦伯是用一种伦理观念、宗教伦理观念来解释。中世纪的意大利是天主教社会，天主教的伦理观念是这样的，人是上帝的仆人，人都是有罪的，人怎么赎罪，有两条途径供选择。一条途径：进修道院当修女当神父，把终身奉献给上帝。第二条路，你去不了修道院，就把钱捐献给教会，教会来替你做好事，你也就可以赎自己的罪了。所以当时的天主教会还发明了一种赎罪券，你买多少赎罪券你的罪就会少多少等等。这两条路现在看来都不能发展经济。人都不结婚，都进修道院去念经了，经济怎么发展？人把钱都捐给教会了，这也不能发展经济。所以天主教不能促进经济向前发展，意大利不可能最早发展成资本主义市场。
韦伯认为，拿古代中国来说，中国以三种宗教为主。第一种宗教，外来的宗教，就是佛教。佛教在观念上教导人：这一辈子做好事，下一辈子就会过好生活；这一辈子做坏事，下辈子变猪、变狗、变羊、变马。所以人们把希望都寄托在虚无缥缈的来世。这当然很不现实，讲究轮回不能使经济发展。中国的第二种宗教是土生土长的宗教，就是道教。道教分上下两支，上支的道教追求享乐主义，比如王公贵族追求长生不老、炼丹等，追求享乐。下支讲究平均主义。东汉末年黄巾起义就是道教徒的起义。五斗米道，出五斗米你就入道了，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了。这是平均主义思想，所以这也不能使经济进一步发展。第三种宗教，其实并不是宗教，而是我们所说的儒家思想。有时我们也称儒教。儒教就是要忠君，要做一个清官，帮助皇帝治理天下，这样一种思想也不能使经济进一步发展。
我们谈过很多红利，比如资源红利。旧的资源红利消失了，科学进步导致不断出现新的资源红利。旧的人口红利也会慢慢消失，因为廉价劳动力时代过去了，这个时候就要加强教育，培养新的人口红利。发展方式的红利很重要，发展方式的改变就产生了新的红利。但是所有这些红利还不是最大的，最大的红利是社会和谐红利。在其他发展中国家，以及一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论资源红利，他们可以有新的；论人口红利；他们也可以有新的；论发展方式的红利，他们同样可以有新的，他们的发展也可能走在中国前面。但社会制度的和谐红利，他们不可能有，因为我们的社会制度决定了我们会产生这个红利。因此，我们不仅要重视资源红利、人口红利和发展方式红利，更应当创造社会和谐红利。而社会和谐红利要依靠信用体系建设，要使人成为有道德、有信念、有信仰的个体，这样，社会就有动力了。社会和谐红利要靠我们去创造。2000 多年前，荀子问到这样一个问题：人的力量没有牛大，走路不如马快，为什么牛和马都能被人所利用，而人不能被牛和马所利用？他的答案是因为“人能群”，用今天的话讲，就是人会合作。看看人类的历史，可以说所有的进步都是合作带来的，而我们创造的各种行之有效的制度，都是为了人类相互之间更好地合作。今天可以说人类历史上的合作达到了空前的程度，也就是全球范围的合作、全人类的合作。我们手头使用的几乎任何一件产品，都是全球合作的结果，不是任何一个单个国家生产的，更不是任何单个的人可以生产出来的。为什么人类今天可以达到这样一个合作程度？最重要的原因，是人类走向了一种新的制度，这种制度就是我们今天称之为“市场经济”的制度。当然这种制度并不是一天实现的，而是一个不断从局部走向全球、不断深化的过程。这之间有曲折、有冲突，但总的趋向是市场化。
为什么市场经济可以带来人类如此高的合作和如此迅速的发展呢？我想有两个原因。第一，市场经济可以使陌生人之间进行合作。传统社会也在合作，但都是熟人之间的合作，只有市场经济使得合作可以在陌生人之间进行。今天，我们所消费的产品的生产者，我们基本上都是不认识的，但是我们仍然能够信任他们，我们仍然能够使用他们所生产的产品。第二，市场经济下的合作不是简单的相互帮助，而是相互依赖。也就是说，在市场经济当中，每个人只是复杂的分工链条中的一环，任何人离开了别人，都没有办法生存下去。而每个人专注于一件事，就可以做得更好，这就是我们现在说的专业化分工给我们带来的好处。这个道理， 2000 多年前荀子就讲过，他说：“故百技所成，所以养一人也。而能不能兼技，人不能兼官，离居不相待则穷。”而正是市场经济，使得大范围的分工成为可能，人类才享受分工带来的这种好处。 200 多年前，英国经济学家亚当 · 斯密说，市场就类似一只看不见的手，它把每个人追求自身利益的动机变成为服务其他人的这样一种行为。市场要达到这样一个效果，有三个东西是最重要的：一是私有产权，二是自由，三是企业家精神。只有在每个人的财产权利能够得到充分保证的情况下，人们才能有稳定的预期，才愿意和别人进行交换。如果没有私有产权的明确界定，自由交换是不可能的，创造价值的合作也是不可能的。自由，意味着我们每个人可以做自己最擅长的事情，在分工中发挥自己的优势，而且能使我们的聪明才智得到最好的发挥。也正是自由，使得我们创造了好多新的思想、新的技术和新的产品。而在人口当中，确实有这么一类人，比一般人更有一种判断未来的能力，更有一种冒险精神和警觉或者说想象力，这种人我们叫企业家。企业家就是不断地发现别人需要什么，不断地创造出别人愿意支付价格的东西，也就是新的、可以被市场接受的产品。也正是通过企业家的创新活动，分工才不断深化，价值链才不断拉长，新的产业才不断出现。总之，产权、自由和企业家精神，是市场经济最核心的东西。要使得这三个条件得到满足，就需要有政府，因为我们知道，在没有政府的情况下，一个社会可能会陷入像霍布斯讲的人与人之间的战争，也就是丛林规则、强盗逻辑。这也就是说，我们需要政府就是为了保护我们的自由、私有财产权利和社会的企业家精神，从而使人类能够享受合作带来的好处。但是我们知道，政府是一个抽象的构造，世界上不存在所谓“政府决策”和“政府利益”，所有的政府决策本质上都是个人决策，因为能够做决策的人一定是有血有肉、有想法、有情绪、有欲望、有私利的活生生的人。这样的一个个体，如果有权以政府的名义制定游戏规则、有权使用强力执行这些游戏规则，我们怎么能够使他们制定的游戏规则有利于人类的合作，而不是损害人类的合作？我们怎么能够保证他们在执行游戏规则的时候能公平、公正，而不是用公权力谋取私利？办法就是对他们进行约束，这个约束就是把权力关在笼子里。所以我们必须有一些基本的制度规则，使政府官员没有办法超出我们允许的范围去做事情。
现在，一个关键性的问题是要把国有企业体制改革提升到国有资本体制改革的高度，着重提高国有资本配置效率，把国有资本用到最有利的地方，比如新兴行业和高新技术行业。要在现有基础上赋予国有企业更多经营自主权，让国企成为自主经营的主体，有健全的法人治理结构，这样才能调动国企的积极性。国有资本体制改革分两个层次：一是国有资本配置体制改革，要点是使国有资本配置优化，结合结构调整进行理体制改革，要点是改革后的国有企业一律要按股份制企业模式运行，使企业效率提高，使国有资本保值升值。两个不同层次的体制及其改革，不可混为一谈。在现阶段谈到中国国有资本体制改革时，必须两个层次的改革一起进行，而且着重点应当放在国有资本配置体制的改革方面。国有企业应当自觉实现国家发展战略，为社会尽更大的责任，提供更多更好的产品和服务。国家的政策目标是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发挥各自优势，有公平竞争也有合作，形成双赢共赢，“国退民进”或“国进民退”都不应是政策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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