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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接上一）
政府在创建学习型社会中的作用
如果学习、研究和开发是经济成功的核心，并且如果我们不假定在做出影响到学习速率（或研究和开发速率）的决定时市场必须有效，那么长期以来反对政府干预市场的观点就是错误的。
金融危机提醒我们，政府能够在预防危机工作中发挥重要作用；广泛存在的环境问题也提醒我们，政府能够在防治污染和减轻潜在气候灾难影响的工作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以控制负外部性的扩散。
生产知识能够产生正外部性，而私有企业生产太多的商品，会带来负外部性，这也就是为什么政府必须在企业排污时罚款，或者制定环保政策，规范企业排污行为；相反，私有企业通常不会生产很多具有正外部性的商品，这时又需要一些政府干预来矫正市场扭曲。
这些干预要比仅仅矫正负外部性的行动更为复杂。环境的外部性问题是有限且定义清晰的，我们已经有一套发展成熟的工具来处理这部分市场失灵。
金融危机也是一样，我们对监管不足的金融市场产生的外部性已经有了比较深的了解，尤其是在金融危机后的重建阶段，我们认识到了好的监管能为市场带来什么。
学习这一行为触及了现代动态经济的方方面面，对于那些想要努力成为发达国家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就尤为如此。
如果学习也存在市场失灵，那么市场失灵就会迅速渗透到经济中。它们具有很强的渗透性，为了修正这些问题，就需要更普遍而广泛的政府干预。
在我们动态经济里，许多进步都来自政府资助的研究项目，如果没有政府支持，创新的速度，即生活水平提高的速度，也会大为降低。而且，许多私有企业的进步也受到法律框架的引导，包括政府对知识产权的管理。
左右两派都批评法律框架还远没有达到理想的状态，一些人认为对产权的保护不足阻碍了创新的发展；另一些人则认为创新过程受阻是因为知识专利制度不完善；更多人则认为知识产权只是增加了医药行业的利润，而没有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不管针对这些问题的观点如何，大家都一致认为，公共政策是重要和必不可少的，政府有责任创建学习型社会。如果我们要弄清楚这些责任的内容，以及这些责任该如何更好地实现，我们就必须去研究为何市场本身没有“起作用”，以及在我们社会中创新究竟是如何发生的。
因此，这里我们改变了对政府干预市场意愿的推测：我们推测，市场存在失灵，并推测政府会倾向于采取行动以修正市场失灵。
本书尝试研究“学习型社会”的经济学相关问题，尤其关注政府如何通过创建或强化一个学习型社会来促进经济的增长。本书提出了一些简单的模型，很好地区分出了学习的溢出效应，还产生了一些完全不同于传统上关注加强资源配置有效性问题的标准政策建议。
这并不仅仅是为了凸显静态经典经济政策——该理论认为静态配置效率和生产率的提升主要来自资源积累（生产资料、人力和科技资本）——和创建动态学习环境经济政策的差别，我们的担忧是，部分经典政策建议虽然出于好意，但实际上会导致社会进步速度的放缓，并损害长期社会福利水平。
为了提高经济的静态效率，学习过程有可能受到阻碍。我们的研究支持很多被固守新古典模型的经济学家所反对的政策，还提出了能够有助于建立一个更为动态的学习型经济的新措施。
从这一点来看，我们的工作与熊彼特（1943 ）认为的类似，当时他批评传统经济学家过度强调了竞争的作用，不过，虽然熊彼特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批评是正确的，他却从来没有提出一个连贯一致的分析标准或实证理论，结果他的某些观点出现了错误。
例如，我们将看到他过度乐观地估计“熊彼特竞争”对保持动态经济发展的潜力，也对（暂时）垄断的优点过于乐观了。
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政策再评估是尤为重要的。正如前文所提到的，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之间的差异不仅仅在于资源差异，也在于知识水平的差异。发展政策的核心关注点应该是缩小差距，这就意味着发展中国家要强化学习。
任何阻碍学习的政策，包括限制产业政策的政策，长期看都会降低社会福利水平。
例如，现代产业政策的核心目标之一，就是去发展具有更大学习能力和对其他产业有更多溢出效应的特定产业和技术。（产业政策最初的目标是支持工业部门，今天这一名词的使用更为广泛，包含了一整套政策用以鼓励特定产业或技术，因此促进农业部门、研究部门和服务部门发展的政策也被纳入了产业政策中。）[15]
任何阻碍学习的政策，包括想要限制产业政策的政策，长期来看都会降低社会福利水平。[16]
许多传统发展政策的观点和立场都是错误的，“华盛顿共识”就是一个例子，精心设计的贸易限制、补贴和汇率干预虽然被“华盛顿共识”政策所摈弃，却能在促进学习中起到重要的作用。
此外，我们还认为，通过贸易和投资协议取消对外国直接投资的本地限制的政策，可能会阻碍学习。
与更为传统的发展经济学理论相比，我们和它们显著的差异之一在于对制度的观点有所区别。许多标准文献都强调了制度在保护产权中的作用，随着知识变得越来越重要，知识产权和保护知识产权的制度也日益受到重视。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有着更为宏观的视角，我们认为，知识产权是激励创新的制度之一，但还有其他制度与知识产权相比对激励创新有着同等或更为重要的作用。
我们要问：什么样的制度能够促进学习型社会的形成？我们还认为，知识产权制度应该是明显不同于《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中规定的制度。实际上，设计得不好的“强大的”知识产权制度反而会阻碍学习和创新。
设计得不好的“强大的”知识产权制度，反而会阻碍学习和创新。图为长得几乎一样的小黄人
通过我们的研究方法给出的许多政策建议都与“华盛顿共识”相反：我们反对双边贸易协定和世界贸易组织金融服务协定中签署的金融市场自由化决议。我们会解释为何贸易和资本市场自由化经常无法按照我们所希望的方式来促进经济增长，并且会建议该如何从学习的角度出发调整这些政策。本书大部分内容都在讨论如何更好地促进学习，包括如何最优平衡快速学习带来的动态收益和政府干预带来的短期（静态）成本，以及如何最好地设计政府干预措施。大部分关于政府干预的讨论都集中在政治经济学关注的范围内。这些内容不应该，也不能被忽略。我们认为，应该更多地讨论政府干预的形式，而非是否应该进行政府干预。
重新定义比较优势理论
或许本书与传统经济学研究方法的最重要区别就是，我们认为，对新兴的弱小经济体应予以保护。经济增长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可以通过颠覆一个国家的表面比较优势和施加提高工业化水平的贸易保护措施来实现。不过本书也对于如何定义比较优势这个问题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由赫克歇尔和俄林提出17 ）基于知识是可完全公开获得的理念，关注相对要素禀赋。葡萄牙出口葡萄酒，是因为那里的气候条件适合发展葡萄酒业。具有大量无经验劳动力的国家则出口无须经验的劳动密集型商品。
克鲁格曼（1979 ）基于迪克西特– 斯蒂格利茨产品差异化模型的研究清楚地提出，除了要素禀赋外，还有别的因素会起作用。他观察到，现在大部分的国际贸易都发生在具有相似的要素禀赋的国家之间，并且这些国家经常会交易相似的产品。
德国向美国出口汽车，美国也向德国和其他国家出口汽车。但是，克鲁格曼– 迪克西特– 斯蒂格利茨模型无法解释为何德国会出口那些特定的汽车类型。这里存在多种均衡：美国本可以出口德国现在出口的那些汽车，德国也同样本可以出口美国现在出口的那些汽车。
我们的分析表明，在很大程度上，这些模式并不是随机产生的，而是与更基础的禀赋有关，即知识和学习能力的状态。
贾斯汀•林（即林毅夫，观察者网注。2012 ）区分了两种不同的产业政策，第一种产业政策反对比较优势，他认为这种政策很可能是不成功的；第二种产业政策则顺应比较优势，这可能是成功发展的重要因素。
林毅夫：后发国家的产业要顺应比较优势，才可能实现经济增长。
要理解这两种产业政策的区别，关键问题是：一个国家的禀赋到底是什么？是什么决定了一个国家的比较优势？这等同于去询问，当今影响一个国家经济水平的相关变量都有哪些？什么是一个国家禀赋被比较的“生态？即，什么是其他国家的相关禀赋？
传统观点认为，真正重要的不是静态比较优势，而是动态比较优势。韩国在其经济转型初期并没有生产半导体的比较优势，它的静态比较优势是生产大米。如果韩国依照其静态比较优势去发展（正如许多新古典经济学家建议的），那么它可能会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大米种植国之一，但仍陷于贫困中。
但是，一个国家的动态比较优势是内生的，是它自己行为的结果，这看起来是一个循环。今天，核心问题是，一个国家究竟应该怎么做，才能建立起动态比较优势？
要清楚地了解一个国家的静态比较优势是很困难的，而掌握它的动态比较优势则更难。我们注意到，标准的比较优势关注要素禀赋（资本劳动比）。可是，资本是流动的，资本禀赋甚至在去了解静态比较优势的过程中都起不到什么作用。
然而，资本，或者更准确地说，影响收益和资本使用效率所需各种要素的知识，以及使特定企业有效地组织各种投入进行生产和销售的知识，并不会完美地跨国界流转。这意味着，国家J 的居民在国家I 投资所需要的回报可能要比在自己国家的投资回报更高。在现实中，资本远远不会完美地流动。
从不同程度上来说，决定比较优势的“状态”变量往往是那些不动的“因素”，包括知识、劳动力和制度。
但是，跨国公司可以使知识跨国界流转，高级技术人才也可以搬家。移民已经导致了无经验劳动力的大迁移，但是在大部分情况下，这还不足以显著地改变移民迁出国与迁入国的禀赋。
有时候，规章制度甚至也可以有效地跨国转移，只要合同双方认同在伦敦以英国法律裁决争议即可。每个国家都存在着大量的每个人都心照不宣的隐形知识，比如，个体和机构之间如何互动，影响经济运行的行为标准，以及从我们的角度来说，人们如何（及是否）学习。
这些隐形知识并不会轻易进行跨国转移。（确实，如我们之后所讨论的，知识在企业之间和企业内部的移动都甚为不易。知识的流动具有天然的壁垒，比如市场参与各方行动的不同动机都会阻碍知识的流动。）
就我们的观点而言，最重要的“禀赋”是一个社会的学习能力（受到这个社会的知识存量、关于学习的知识、关于其自身学习能力知识的影响）。
本书认为，一个国家在制定政策时，要使政策能够利用其在知识和学习能力（包括与其竞争者相比，学习以及学会学习的能力）方面的比较优势，并且不断提高这些能力。如果一个国家拥有了学习如何制作电脑芯片的能力，但假设这个国家的学习能力低于其他国家，那么这个国家还是会在国际竞赛中落后，所以每个国家都需要有效地决定它要学习的内容。
受益于专业化，学习的本质是非凸的。如果一个国家决定学习生产芯片，那么它可能就学不了某些其他的东西。非常相关的技术之间很可能具有溢出效应，比如纳米技术。传统的产品生产领域之间可能会少有溢出效应，但是它们可能会存在生产技术上的相似性（比如即时生产理念和生产流水线作业）。
因此，比较优势的演化可能很难预测。
标准经济分析可以为一个国家提供指导，确定它当前（静态）的比较优势（例如，在当前的技术条件下，对于一个拥有充足无经验劳动力的国家来说，它的比较优势就是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但是按照它的动态学习能力来确定比较优势就要困难得多。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额外增加的困难是因为在确定这个比较优势之前，还需要判断其他国家有哪些动态比较优势，以及其他国家是否愿意增加资源投入来强化的那些优势。不管美国、日本或韩国是否已经具有芯片生产的动态比较优势，一旦韩国在学习特定种类的芯片生产方面追加足够投资，其他国家想要取代韩国的领先地位就会变得十分困难。
在芯片生产方面，其他国家如果想夺回动态比较优势，就必须取得跨越式的发展，而且最终是否能成功，不仅依赖于这个国家的能力和投资以增强这种能力的意愿，也依赖于韩国对于这些竞争威胁的反应。18
观察具有相同人均收入水平的其他国家在过去的做法，或者人均收入水平稍高的国家现在的做法（如林提出的）可能会对识别动态比较优势有所帮助，但程度也十分有限。今天的世界（基于全球化的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以及技术）与过去已经完全不同了。
即使与最近一段时间相比，今天的纺织业竞争也需要不同的技术和知识。一个想要进入市场的落后国家可能（也有可能不能）会取代当前在一些产品方面具有比较优势的国家，这个国家可能（也有可能不能）尝试在一些其他领域建立比较优势，这在过去是很难的。
总之，学习的理论重新定义了动态比较优势理论，这样就使得制定发展策略变得更为复杂，但也更有趣。
今天的发展中国家并不能简单模仿之前的发展模式，这一点现在已经非常明确了。那些在20 世纪早期和中期学习美国和德国在19 世纪成功的重工业发展战略的国家都失败了。
盲目追随东亚出口导向战略的非洲国家会发现，即使采用相同的发展战略，实际效果却要比东亚国家在20 世纪70 年代取得的成就要弱得多。
发展经济学家可能会高度赞扬东亚的出口导向增长战略，但本质上，导致这些国家成功的真正原因并不是出口总量的增加，而是它们出口某些具有独特高学习水平特征的产品，所以其他追求出口导向增长战略但只出口并不具有这种学习优势的商品的国家就会很难成功。
我们强调，学习理论将重新定义基本概念，比如比较优势、政策和经济发展策略，学习理论也将重新审视其他长期存在的观念。我们的理论质疑总生产函数概念的有用性，特别是质疑（一个国家内部）所有的企业拥有相同的知识，并具有相同的将投入转变为产出的能力的假设。
在第二章，我们将重新思考生产可能计划的概念；在第四章，我们将思考罗纳德•科斯在75 年前提出的问题：企业的边界在哪里？企业内部包含哪些活动？哪些商品及服务需要从市场中购买？
本文为斯蒂格利茨和格林沃尔德的中文版新书《增长的方法》（Creating a learning Society: A new approach to Growth Development）第一章，中信出版社赐稿。小标题及断句有改动。读者如需要附注，可翻页查看。
本文系观察者网独家稿件，文章内容纯属作者个人观点。http://www.guancha.cn/SiDiGeLiCi/2017_07_22_419414_s.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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