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金融市场的本质而言,从尤金·法玛集大成的有效市场假说开始,到20世纪7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市场异象“动摇”了有效市场假说在资本市场研究中的统治地位,进而促使罗伯特·席勒引领的行为金融的崛起,再到适应性市场假说的兴起,经济思想和金融理论始终在充满争论和激辩的学术争鸣中不断前行。
实际上,就尤金·法玛和罗伯特·席勒的比较总是难以逃避的话题,这不仅在于他们所持理论的分歧,也在于他们所处学派的对立。前者贴着市场至上的标签,是新古典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该学派相信市场万能,只要信息完全,市场决策者便是完全理性的;后者强调监管重要性,是新凯恩斯学派的领军者,该学派认为市场会失效,强调ZF监管是必要且重要的。从政策层面上来看,如果诺贝尔经济学奖有一定价值导向的话,那么,单纯的自由主义政策或者单纯的凯恩斯主义政策似乎都不是最优选择。换个角度说,“有效市场假说”本质上假定金融市场是足够有效率的,这就自然地排除了ZF干预的必要。而行为金融学则认为市场投资者经常是不理性的,他们拥有凯恩斯所说的“动物精神”,这种不理性可能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因此隐含着ZF适当干预的可能性。
正如对资产定价理论的分歧和后来学者们为统一做出的努力,现实中完全对立的事物少有存在。如果我们认同2013年诺奖颁奖词所说的,“尽管预测股票和债券几天或几周后的价格是不可能的,然而预测资产价格的长期走势,譬如三五年的价格,却是可能的。今年的获奖者构建并运用了这一神奇而又看似矛盾的结论。”那么就政策而言,ZF应该一方面要适当监管资产市场的非理性行为,为防止资产过度泡沫化和金融危机而采取适当的防范措施,另一方面在微观层面不宜过度干预,只要确保相关信息披露机制运行正常,投资者的理性行为自然会带来一个“有效的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