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思想颠覆:中国确实有很多很厉害的地方
出国以前,我逐步也意识到中国变得越来越强大,而并非网上有些文章讲的那么一无是处。随着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网络上、课堂上、社会上有关中国前途的争议越来越激烈,并不再是那么一边倒了。
2004年,我的一个讲经济的老师,在课上给我们说:他们去美国、英国玩,从国外买东西带回国内,打开包装发现尽然都是made in china。这种情况已非常普遍。
听到这种事情,很难不对中国产生一种自豪感。
中国成为“世界工厂”这个词已经流行起来,在报刊杂志上频繁出现了。我们知道工业革命之后,英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是老牌世界工厂。现在中国也成为了世界工厂,这似乎很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才对。
但也有一种声音说,中国制造是低端制造,而且是以牺牲底层劳动者的健康和生态环境为代价换来的,发展模式不可持续,真正高端的东西还是在发达国家。
2007年的时候我和一个同学辩论。他认为中国快完蛋了,粗放的经济增长已经耗尽了这个国家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
我认为中国经济仍然会高速发展,并不会崩溃,中国有足够的时间在经济正常发展的过程中逐步推动政治体制改革,最终走上西方自由民主道路。他举了很多例子,说中国的高端产业跟世界先进水平还差的很远,根本没有希望追上。
当时我觉得,这个东西可以一步一步来的。我们二十年前什么状态,现在是什么状态?中国的产业链虽然低端,但薄利多销,挣的钱也不少。只要有钱,高端的产品我们可以投入研发、可以收购、可以招聘外国的高级人才。
总之,只要经济发展起来,这些差距都是可以追上来的。我当时已经有这种思想了,觉得中国在经济上可以变得强大,但这样的想法还不足以改变我对东西方政治体制的认识。
另一件促使我思想转变的大事情是美国2007年爆发次贷金融危机。
我喜欢上网看《经济学人》网站上的文章,2007年以前的《经济学人》,总说中国这不好、那不好,都是问题。但是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以后,《经济学人》上集中发了很多文章,说美国出现了这么严重的问题,中国却还在高速增长,这是西方世界始料不及的。
很明显能感觉到,西方世界已经有很大一部分人认为中国崛起是一个不可阻挡的事情。
特别是2008年中国奥运会,让西方对中国刮目相看。但也有一些舆论领袖认为,政府花大量的钱,建了很多豪华的体育场馆,是一种可怕的浪费,就是为了一个面子工程,奥运一过,这些提前透支的财富会让国家经济陷入萧条。
奥运会过后,我就去了剑桥。剑桥是一个很古老、很漂亮的地方,我以前没有在那么漂亮的地方学习和生活。我是抱着朝圣的心态去的,那地方对读书人而言确实是一个圣地。
在剑桥的生活很愉快,但也让我观察到了西方社会存在的问题。
跟国内一个很直接的对比就是银行系统。
到了剑桥第一件事情是要办一张银行卡,首先没有排号机。中国任何银行都有排号机,而在英国的银行只能人工排队,效率很慢。
在银行窗口提交了所有证件、办完所有手续以后,还需要至少等七个工作日,银行会把卡寄到我的地址去。我觉得很惊讶,在中国办一张银行卡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直接有办卡机、身份证一扫就可以打出来。
我很震惊:为什么西方发达国家效率低到这种程度?
我去坐伦敦的地铁,比北京的更破,价格却是北京地铁的几十倍!一张地铁票四五英镑,价值六十多元人民币,而北京当时是两块钱随便坐。
伦敦这个城市好像也就这么回事,没有多么好。伦敦金融城还可以,但跟上海陆家嘴相比也差的很远。我去了英国很多城市,感觉这些个地方,文物古迹自然风光倒是很值得一看,但看不到一个世界强国的痕迹。
在英国各地,都有人乞讨。我去苏格兰旅游,一些看起来穿着很时髦的年轻女士也坐在街上乞讨要钱。冬天大雪天,走在剑桥的街上,有乞丐抱着一条狗要钱,我也会给他一个英镑。我觉得这个社会还是问题很多的。
后来我又获得了去哈佛做研究的机会。到了美国以后,我对西方世界的看法变化就更大了。
哈佛是一个很开放的学校,跟剑桥差异很大。剑桥保守、严谨,大家更关心纯学术,而对外部世界最新的变化不太敏感。哈佛这不一样,每天都在讨论热门话题。而当时中国就是最热门的话题。
这时已经是2010年。金融危机以后这个世界变化很大。我发现,原来有很多美国一流的学者竟然也认为中国非常厉害。他们认为中国崛起会挑战美国的世界霸主地位。
在国内,我听到的基本都是关于中国如何如何差,而美国如何如何好的言论。我想不到中国在美国精英们眼里,竟然已经如此强大。这样看来,中国还确实是有很多很厉害的地方。
我在哈佛的同事中有一个在中国工作多年的日本朋友,曾经担任日本央行驻中国的研究部门负责人。他告诉我中国一定会超越美国,还给我看了很多他的研究材料。
大量的数据表明中国在2008年的经济结构大约相当于日本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而不是八九十年代。就算房价像过去几年一样继续一路狂奔,中国要重蹈日本泡沫经济的覆辙,也至少还有二三十年的高速发展空间,而那个时候中国的经济总量肯定已经大大超过美国了。
我认为他的材料很有说服力,同时也决心在未来二十年为中国找到解决金融地产畸形发展的方案。
美国社会跟英国社会比,问题可能更多。比如流浪汉、乞讨的现象比英国更严重,贫民窟在各大城市随处可见。在地铁站台上,时不时就会钻出来一个人,向我讨钱。这种情况很普遍。
此外,美国的社会治安也比英国更糟糕。
在大城市,中国人都不敢去downtown黑人聚集区这样的地方。我的邮箱经常收到哈佛或者波士顿警方发的一些消息,说城里又发生了枪击案或者有人因为抗拒抢劫而受伤,提醒大家遇上了抢劫不要反抗。
在中国学生中流传着一个经验:钱包里带上20美元现金,遇到抢劫就给劫匪。如果多于20美元损失比较大,但如果少于20美元,劫匪可能就会伤害你。这似乎是一条劫匪们的潜规则。
在中国的城市,治安状况要明显好得多。大晚上一个人出去随便逛,绝对不会有安全上的担心。这也带动了夜市经济的繁荣,晚上出来吃吃喝喝四处闲逛成了许多普通中国城市居民的生活习惯。
美国社会不仅离一个理想社会有差距,就算跟中国社会比起来,也有很大差距。中国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也和美国全方位拉开了差距。落后的公交系统,脏乱破旧的城市街道,坐地铁也不够方便,银行的服务效率则跟英国一样低下。
在哈佛那段时间,《华尔街日报》发了一篇比较轰动的报道,一位被称为“虎妈(Tigher Mother)”的华裔母亲讲述自己培养孩子的经验。
这位母亲用中国式的严厉教育培养出了两个非常优秀的孩子,她坚信中国的教育模式比美国更好,对孩子的严格要求不仅让他们更优秀,还可以让她们更快乐。她认为快乐不是依靠放任自由获得的,而是通过严格要求和训练让孩子不断取得进步,从进步中获得。
她讲了两个故事,一个故事是跟自己的女儿斗争,强迫她练习钢琴。这个过程十分辛苦,但女儿在掌握了钢琴技巧以后可以在学校登台表演。表演成功令女儿激动万分。虎妈认为这才是父母给予孩子的真正的欢乐。
而她有一个美国朋友,对女儿非常放任,任凭她荒废学业,胡吃海喝,最后他女儿长得很胖而又什么都不会,当父亲的还叫她“我最美丽的天使”。但他女儿私下告诉“虎妈”,她知道父母在骗她,自己既自卑又抑郁。
“虎妈”的文章向西方世界表明了中国人对自己文化的自信正在恢复。中国的教育模式很明显优于西方。即使在西方国家内部,华裔培养出来的后代总体而言也比外国小孩优秀。
在美国和英国的大学里,华裔大学生所占的比例,远远高于他们在总人口中的比例。越是顶级名校,这种趋势就越明显。
早在2004年——我还完全沉浸于从经济政治上学习西方道路的年代——我就写了一本书,叫做《学习改变命运》,认为中国不应该被西方所谓的“素质教育”所迷惑,应该坚信应试教育就是最好的素质教育,学好数理化就是最好的素质。
当时的主流舆论对高考制度口诛笔伐,认为它作为科举考试的遗毒被现代西方素质教育取代是历史的必然。《学习改变命运》可能是国内第一本系统为中国考试制度和基础教育体制辩护、反对抛开考试谈素质的畅销书。
虽然中国在政治经济体制上全面落后于西方,但至少在基础教育方面做的很好,数学物理的基本逻辑没学扎实就去搞什么创造性思维,就是在祸害我们的下一代。
《学习改变命运》是我第一次以公开的形式发声,反对中国盲目学习西方。虽然只局限在基础教育这么一个很小的领域,但火种已经埋下。等我读到《华尔街日报》有关虎妈的报道时,仿佛找到了知己。
十多年前有关基础教育的思考,这些年对中国经济的观察,到英美留学的感受……这些东西都串了起来,让我开始有了一种朦胧但明确的想法:中国这些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不是偶然,也不是因为简单的学习西方,而是因为我们从文化教育到政治经济,都有一套不同于西方甚至可能是优于西方的东西。
中国的制度,不是大部分落后和局部有优势,而很有可能是整体上优越于西方。
这个国家会好吗
回到中国以后,我带着这个想法去读很多书,回想自己过去多年的所见所闻,很多困扰自己多年的疑问逐渐变得清晰起来。
2011年的4月19日,我读到了张五常写的《中国的经济制度》。他在书中公开宣称,中国的经济制度是全世界最好的。张五常与一般的经济学家不同,他是被西方主流经济学认可的大师。他这样讲,实在是对我颇有些震撼。书中有一句话令我有茅塞顿开之感:
“我可以在一个星期内写一本厚厚的批评中国的书。然而,在有那么多的不利的困境下,中国的高速增长持续了那么久,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中国一定是做了非常对的事才产生了我们见到的经济奇迹。那是什么呢?这才是真正的问题。”
张五常把中国经济制度的优势归结于县一级地方政府之间存在的竞争。受他的启发,我把多年的理论串起来。我硕士是区域经济学,博士是城市经济学,都是研究中国的地方经济。在硕博期间,我跟着我的导师走遍了中国很多很多地方,和地方政府有很多接触和沟通。
我所看到的是,中国政府在推动经济发展方面可以说是殚精竭虑,花了巨大的心血,把经济发展起来,让人民过上更好的生活。
我见过的几乎所有市县区的书记、市(县、区)长以及规划、发改这些重要部门的领导,都在超负荷的工作,“五加二、白加黑”是常态。背后当然有一些贪污腐败的事情,但政府官员们努力的成绩仍然应该充分肯定。
中国的政治生态中,一个人被提拔起来,也许需要走后门、跑关系,灰色收入也广泛存在。但基本前提仍然是:必须要在自己的职位上干出成绩来才可能被提拔。操守有问题被提拔的不少,但能力平庸、没干出成绩来就被提拔的很少很少。官员晋升的竞争机制非常激烈,我们在各地调研过程中,明显感觉到,如果某个地方经济增长快、GDP高,地方官员就会自信满满地向我们介绍经验。
有的地方经济增长比较慢,官员介绍经验的时候都缺乏信心,比较紧张,压力也很大。GDP考核机制让地方政府竞争性的去搞投资、拉项目、招商,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有很多人预言这种做法会导致经济崩溃,然而这样的预言总是失败。
把张五常的理论和我所接触的实践结合起来之后,我重新来认识中国的政治经济制度,发现它确实有很多优于西方政治经济制度的地方。
我是研究城市经济学的,但是我的博士论文相当离经叛道,纯粹是在一个宏观经济学的方面写的论文,主题很大,力图构造一个新的经济学理论来解释中国的经济。
最终思考的成果,就是我在2012年以博士论文为基础修改出版的《这个国家会好吗——中国崛起的经济学分析》一书,这本书在张五常的基础上对中国经济制度作了更全面的阐述,也标志着我再一次完成了巨大的思想转变——从坚信中国应该走西方道路,变为坚信西方应该学习中国走中国道路。
在这本书里面,我认为中国制度的优势在于:把市场经济制度和职业化的政治家制度结合起来,实现了市场与政府的合理分工,并维持政治和资本的势力均衡。
在政治制度上,我认为政治家的选拔不应该采取公开竞选、一人一票的形式。口头承诺和舞台表演的竞选更适合挑选演员而非官员,也更适合利益集团在幕后进行操纵。
政治治理是一项高度复杂的工作,政治家应该以政治为终身的职业,从基层做起,终生学习和锻炼如何管理政府。
不能让什么影视明星、房地产商、投资银行董事长之类的社会名流,前半生拼命赚钱,在专业领域功成名就之后,半路出家来“玩”政治。只有在政治实践中经受住了物质利益的考验、干出了有利于国家和人民的真实成绩的人物,才能被提拔到更高的位置上。
当总统的,应该先当好州长;当州长的,应该先当好市长县长。像奥巴马和特朗普这种毫无政治实干经验的人直接当总统,对国家的长治久安并无益处。这方面,西方应该向中国学习。
在网络时代,中国的政府明显比西方国家表现出更强的适应能力。大部分网络热点问题都能得到迅速的回应和公正的解决,很多官员因为网络曝光了他们的错误言行而被免职、撤职甚至坐牢。
孙志刚案件引发的舆情看起来是对旧体制的冲击,但政府迅速严惩罪犯并取消了收容遣返制度。我后来又参与过邓玉娇刺死官员案、刘涌死缓案的网络抗议,最后邓玉娇无罪释放、刘涌被改判死刑立即执行,这些事情中国政府的反应都是迅速而公正的。
相比之下,西方的议会制普选制民主政府,面对类似的突发事件则总是反应迟钝而且官僚主义作风严重。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金融危机以后美国爆发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人民起来抗议金融业的过度贪婪。
这次运动在网络上反响极大,而美国传统媒体则冷漠以对,报道的很少。美国总统奥巴马声称自己站在抗议者一边,然而他除了嘴上说说以外,什么实质性的举动也没有做。
这场运动最后被警察镇压了下去,一些积极分子被以毁坏私有财产的罪名判刑。有人认为这是民主制度的优势,总统也不能胡作非为。然后我却认为这样的民主制度实际上是一种无人负责的制度,政治家们都把责任推给民主程序,利用所谓的权力分立体制来“和稀泥、踢皮球”,拒绝做出实质性改革。人民要求变革的呼声主要体现在政客们的嘴上,而不是实际行动中。
在经济制度上,我认为无节制的自由市场不可取,它必然导致不合理的两极分化。土地和自然资源等非个人所创造的财富应该由政府负责分配,而企业家和社会资本则应该专注于创造性的领域,比如互联网创新和科技产品等等。
一切经济制度,都应该围绕一个基本原则来展开:鼓励人们去创造对他人有益的财富,然后从中获得利益;而反对人们从占有存量财富甚至掠夺他人的合法财富中发家致富。金融、房地产和煤矿等产业中的大量财富从现在的法律制度框架来看是合法的,但是从经济制度本身的伦理来看,是不合理也不应该合法的。
国有资本控制国家金融命脉、土地财富、矿产资源和通讯交通等自然垄断领域,非常必要。所谓的“企业家精神”并不总是好的,它可能被用于为社会创造财富,也可能被用于掠夺社会财富——关键看制度安排。
如果一切经济资源全盘市场化,中国的企业家们可能就不会花时间去研究如何生产一流的商品、搞科技创新,而是花心思去低价收购煤矿、廉价拿地开发房地产、投机股市制造泡沫等等。
“企业家精神”不是自由放任放出来的,有一半的市场竞争是逼出来的,还有一半是政府监管逼出来的。只有一个有力的、独立的、廉洁的政府,监管住那些掠夺存量财富的渠道,企业家们的聪明才智才会真的用到创造性的为社会生产财富上来。
这方面西方也应该向中国学习。而中国过去的某些改革,过度学习西方,实际上也让自己走上了歧途——金融地产暴富、实业生存环境艰难,就是这种错误路线的集中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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