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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吕思勉《秦汉史》至86%。
吾国法律，完具而可考者，始于李悝之《法经》，而商君用以相秦，已见《先秦史》第十四章第六节。《汉书·刑法志》曰：高祖初入关，约法三章，曰：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蠲削烦苛，兆民大说。其后四夷未附，兵革未息，三章之法，不足以御奸，于是萧何捃摭秦法，取其宜于时者，作律九章。孝武即位，外事四夷之功，内盛耳目之好，征发烦数，百姓贫耗，穷民犯法，酷吏击断，奸轨不胜，于是招进张汤、赵禹之属，条定法令，作见知、故纵、监临、部主之法，《史记·酷吏传》：赵禹“与张汤论定诸律令，作见知，吏传得相监司，用法益刻，盖自此始”。《汉书》作“作见知，吏得传相监司以法，尽自此始”。缓深故之罪，急纵出之诛。武帝又作《沈命法》，见第五章第十节。其后奸猾巧法，转相比况，禁网浸密。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条，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决事比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事。文书盈于几阁，典者不能遍睹，是以郡国承用者驳，或罪同而论异。奸吏因缘为市，所欲活则傅生议，所欲陷则与死比。议者咸冤伤之。宣帝即位，置廷平。见下。涿郡大守郑昌上疏，言若开后嗣，不若删定律令。帝未及修正。至元帝初立，乃下诏曰：“其议律令可蠲除轻减者条奏。”成帝河平中，复下议减死刑及可蠲除约省者。有司徒摭微细，毛举数事以塞诏而已。
萧何承秦法所作者为律，今《律经》是也。天子诏所增损，不在律上者为令。令甲者，前帝第一令也。”如淳曰：“令有先后，故有令甲、令乙、令丙。”师古曰：“如说是也。甲乙者，若今之第一第二篇耳。”
社会之演进愈深，则风俗之岐异愈甚，而上之所求于下者亦愈多，法令遂日益滋章，而亦益为人民所不习。其未备者，奸吏既得以意轻重；虽有其文，而编排不合部次，用者又得上下其手；而人民益苦，风俗亦愈益薄恶矣。秦、汉之世，盖正其时也。职是故，当时之所急者，乃在删除繁冗，依条理纂次。然终汉世，迄未能举其事。
魏明帝下诏：但用郑氏章句，不得杂用余家。其后又下诏改定刑制。命司空陈群，散骑常侍刘劭，给事黄门侍郎韩逊，议郎庾嶷，中郎黄休、荀诜等，删约旧科，旁采《汉律》，定为魏法。制新律十八篇，州郡令四十五篇，尚书官令、军中令合百八十余篇。其序略曰：“旧律所以难知者，由于六篇篇少故也。篇少则文荒，文荒则事寡。是以后人稍增，更与本体相离。今制新律，宜都总事类，多其篇条”云云。其所定：集罪例以为刑名，冠于律首。分律令为劫略律、诈律、毁亡律、告劾律、系讯断狱律、请赇律、兴擅律、之留律、邮驿令、变事令、惊事律、偿减律、免坐律。凡所定增十三篇，故就五篇，合十八篇。改汉旧律不行于魏者皆除之。文帝为晋王，患前代律令，本注烦杂；陈群、刘劭，虽经改革，而科网本密；又叔孙、郭、马、杜诸儒章句，但取郑氏，又为偏党，未可承用。于是令贾充定法律。令与大傅郑冲、司徒荀觊、中书监荀勖、中军将军羊祜、中护军王业、廷尉杜友、守河南尹杜预、散骑侍郎裴楷、颍川大守周权、齐相郭颀、都尉成公绥、尚书郎轨及吏部令史荣劭等十四人典其事。就汉九章，增十一篇。仍其族类，正其体号。改旧律为刑名法例。辨囚律为告劾，系讯断狱，分盗律为请赇、诈伪、水火、毁亡。因事类为卫宫、违制，撰《周官》为诸侯律，合二十篇，六百二十条，二万七千六百五十七言。自《晋律》定后，历代大体相沿，无大改变矣。盖自战国以前，为法律逐渐滋长之时，至秦、汉，则为急待整齐之世，然皆徒托空言，直至曹魏而后行，至典午而后成也，亦可谓难矣。
秦、汉法吏，亦有专门之学。李斯言欲学法令，以吏为师；樊准请复召郡国书佐，使读律令，魏明帝时，卫觊请置律博士，转相教授，事遂施行；此官学也。郭躬父弘习小杜律，躬少传父业，讲授徒众，常数百人，此私学也。史言郭氏自弘后，数世皆传法律。子孙至公者一人，廷尉七人，侯者三人，刺史、二千石、侍中、郎将者二十余人，侍御史、正、监、平者甚众；而吴雄以明法律，断狱平，起自孤宦，致位司徒；亦见《郭躬传》。则国家之于法吏，用之亦不为薄。然以大体言之，则儒家之学，渐夺法家之席。丙吉起狱法小吏，后学《诗》、《礼》；皆法吏之折而入儒者也。史称公孙弘习文法吏事，而又缘饰以儒术，此乃曲意诋毁之辞，实乃以儒正法耳。张汤为廷尉，有疑奏，再见却。及儿宽为奏，即时得可。异日，汤见，上问曰：“奏非俗吏所及，谁为之？”路温舒初为狱小吏，后学法律丞相府，又受《春秋》通大义。读其尚德缓刑一书，可见其宗旨所在。人心趋乡如此，儒家之学，安得不日盛？法家之学，安得不日微？断狱者既习用经义，则经义已入于比之中。
君子行礼，不求变俗，此其所以能泛应曲当，与民相安。律之一，俗之一实为之，非可强求也。然长吏擅立科条亦有弊。宣帝五凤二年，诏言郡国二千石，或擅为苛禁，禁民嫁娶不得具酒食相贺召；质帝本初元年，谓顷者州郡，轻慢宪防，竞逞残暴，造设科条，陷入无罪，皆其事。
且除肉刑者，本欲以全民也，今去髡钳一等，转而入于大辟，以死罔民，失本惠矣。故死者岁以万数，刑重之所致也。至乎穿窬之盗；忿怒伤人；男女淫佚；吏为奸减；若此之恶，髡钳之罚，又不足以惩也。故刑者岁十万数，民既不畏，又曾不耻，刑轻之所生也。故俗之能吏，公以杀盗为威。专杀者胜任，奉法者不治。乱民伤制，不可胜条。是以罔密而奸不塞，刑蕃而民愈嫚。岂宜惟思所以清原正本之论。删定律令，籑二百章，以应大辟。其余罪次，于古当生今触死者，皆可募行肉刑。及伤人与盗；吏受赇枉法，男女淫乱，皆复古刑。为三千章。诋欺文致微细之法悉蠲除。如此，则刑可畏而禁易避；吏不专杀；法无二门；轻重当罪；民命得全。
古代士大夫之学，出于与宗教相合之哲学及官守；民间之教育，则随顺习俗，以前辈之所知所能者，传诸后辈；《先秦史》第十五章第二、第四节已言之。东周以降，社会之等级渐平，人民之好学者日众，士大夫所专之学，渐次被及于氓庶，此乃自然之势，无可遏抑。秦始皇帝及李斯，顾力反之，而欲复诸政教合一之旧，于道可谓大悖。汉兴，除挟书之律，设学校之官，既逢清晏之时，益以利禄之路，于是乡学者益众，学术为士大夫所专有之局，至此全破矣。此实古今政教之一大变也。
昭帝时举贤良文学，增博士弟子员满百人。宣帝末增倍之。元帝好儒，能通一经者皆复。数年，以用度不足，更为设员千人。成帝末，或言孔子布衣，养徒三千人，今天子大学弟子少。于是增弟子员三千人。岁余，复如故。平帝时，王莽秉政，增元士之子得受业如弟子，勿以为员。岁课甲科四十人为郎中，乙科二十人为大子舍人，丙科四十人补文学掌故云。《本纪》：元帝初元五年，诏博士弟子毋置员，以广学者。永光三年，复博士弟子员。以民多复除，无以给中外繇役。此先汉大学之大略也。
汉儒居官者，多不废教授。施雠与孟喜、梁丘贺，并为田王孙门人。谦让，常称学废，不教授。及贺为少府，事多，乃遣子临分将门人张禹等从雠问。则贺当未为少府时，教授不废，即为少府，教授亦未尽废也。翟方进以射策甲科为郎。二三岁，举明经，迁议郎。是时宿儒有清河胡常，与方进同经。常为先进，名誉出方进下。心害其能，论议不右方进。方进知之。候伺常大都授时，遣门下诸生至常所问大义疑难，因记其说。如是者久之。常知方进之宗让己，内不自得。其后居士大夫间，未尝不称述方进。遂相亲友。是方进为郎，教授亦未尝废也。鲁恭弟丕拜赵相，门生就学者常百余人；欧阳歙迁汝南大守，在郡教授数百人；牟长自为博士，及在河内，诸生讲学者，常有千余人；伏恭迁常山大守，教授不辍，由是北州多为伏氏学；皆见《后书·儒林传》。则传业弥盛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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