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变幻莫测的经济大潮中,个体如何立于不败之地?顺周期才能成为财富管理的最大赢家。
2007年的次贷危机已经过去十年了,但世界经济依然复苏缓慢,中国宣称进入了新常态,而美国经济学家萨默斯与IMF总裁拉加德警告世界进入了长期低增长的新平庸。
回顾1929年的大萧条,它在1934年就恢复了增长,可以比肩的两次大危机复苏进程为什么差距如此之大?
货币主义者弗里德曼一直批评大萧条在于美联储事前的不当紧缩,以及事后没有及时挽救,伯南克听取了鼻祖的建议,次贷危机后断然量宽,天量购买国债、债券、股票,避免了大萧条的重演,但由于没有让债务出清而使经济复苏之路孱弱不堪。
即比商品出清——去产能、去库存更重要的是债务出清——去杠杆、减债务。
但是债务出清远比商品出清更为困难。
根据李扬的研究,目前有七种去杠杆方式,三种转杠杆方式,但无一满意,即使最好的经济增长,也必须加杠杆增债务,它已为当前中国的经济实践所证实,即供给侧改革一方面降低了企业杠杆,但国家与居民却在加杠杆,国家通过中国铁路总公司增加负债,高达4万亿,但发改委仍要求其持续投资,而居民则在15年降准降息刺激下发疯买楼。
尽管要去杠杆,但它却与稳增长相矛盾,最终还是在加杠杆。
没有出清的债务好的一方面是保证了债权人的利益,这其中包括150万亿银行存款、无以计量的楼市、以及股市。但是,它的副作用也难免有的,即社会必须支付的债务成本,150万亿的存款换成100万亿的贷款,贷款利率5%,一年的利息支出即为5万亿,而GDP为70万亿,增长率6.5%,不过4.55万亿,小于贷款利息;而高房价每年需要支付高房租,进而推高工资成本。
企业下面有高成本推力,上面有销售不足的压力,企业通过去库存去产能拉抬物价,进而获取利润,但这种想法是刻舟求剑式经济思维,因为它假想需求不变,一直会象一块肉那样挂在那里,然而,去产能势必停产关门,由此减少工资支出,这就使最终需求减少——肉已经不在了,但问题总是不那么直白,因为先期去产能的行业为钢铁、煤炭、水泥等上游行业,在总量减少后确实使价格暴涨,利润陡增,但下游企业受到的挤压更强,于是被动地加入减产行列,于是整个经济如同一列撞墙的火车,车头已经停止,车厢还在惯性向前,结果是车头被推向天空。这就是滞胀,然后货币当局必不容忍,下一步紧缩措施降临,萧条重演。
经济史还有一个对比,即美国70年代滞胀后的沃克尔严厉紧缩导致严重衰退,但随后是90年代的强劲复苏,有人讲是互联网技术革命所致,但这只是表面,因为没有债务出清,即使有技术革命,也无法应用。而日本90年代由于没有采取债务出清的方式,结果是失去了20年。
有人以当前企业利润大增现象而对经济过度乐观,实际上,这是由于16年放松信贷加杠杆导致的现金流徒增,而利润表却不考虑宏观负债增加,以及折旧计提,也就是说,利润表比宏观现金流量表有误导成分。
这就是当前宏观经济管理的两难,债务出清,意味着债权损失,资产泡沫破裂;债务不出清,则社会在沉重的债务压力下苟延残喘,平庸不堪。
令人忧虑的是货币当局在弗里德曼M0M1M2货币分类体系误导下有可能昏招迭出,最具蛊惑性的观点是货币超发论,即把150万亿的M2视为央行发行的货币,不但在民间很有市场,而且在学界更是鼎沸不已,吴敬琏、张维迎、许小年等均为之呼号。在此蛊惑下,央行对所谓的钱荒不解、不理、不屑。
事实上,弗里德曼的货币分类害人匪浅。
其一、性质不同的事项胡乱相加。
在资产负债表上,M2中的存款是商业银行债务,它是存量,而流量已经行使过了,即存款被贷出去了,由于部分准备金制度,它远大于基础货币,因此,是不可一次性流通的。它的清偿有赖于贷款人,或者贷款人对应的抵押物,它不可能由货币清偿,只能是抵押实物,比如房产或库存,但在去库存去产能运动下,残值多少是未知数。这个清算时刻就是明斯基时刻。
而M0是流动的,它是商业银行的资产,M1扣除M0后的部分也是存量,它的流动性有赖于银行超额准备金。
现实中真正具有流动性的货币只有M0与超额准备金,加起来不过9万亿,银行间流动性紧张是必然的。
其二、M2具有历史性。
美国的M2不包含外国的大额存单,这造成了其数额偏小。
在一个国家的顺差拉动时期,M2较高,即储蓄率高,当然增长率与资本回报率均高。可以考擦美国、德国、日本顺差时代的储蓄率。
其三、M2/GDP衡量的不是货币超发,而是间接债务率高低。
M2是储蓄存款,当然对应的是贷款,因此M2与社会融资存量高度相关,M2/GDP与Z债务率高度相关。
根据新宏观的第一公式周期总GDP=M/(S*D),可以推出M/周期总GDP=S*D。
央行研究局局长徐忠对M2/GDP表达的债务上升有深刻认识,同时也意识到稳增长与去杠杆的矛盾,其进一步的推论即中国进入了债务拉动的经济增长阶段。
央行金融研究所所长姚余栋则清醒地指出经济的风险点在于银行。
央行统计司司长盛松成也澄清过货币发行量。
但是,央行的当家人周行长却言语暧昧,含糊不清。
GDP分为名义GDP与真实GDP,而真实GDP又是由名义GDP去除CPI得到的,因此,名义GDP对于确定GDP起到关键作用,并非新古典坚持的由真实GDP导出名义GDP。
新古典的这种无视货币、银行、债务的重大弊病使其对现实只能采取鸵鸟策略,把头埋进沙里,身上套上数理外衣,钻研屠龙术。或者如同郭克莎所言,在教科书里声嘶力竭地谩骂凯恩斯,一旦遇到经济危机,进入政府就拥抱凯恩斯,即言不由衷,精神分裂。
而名义GDP是由货币确定的,因为GDP的定义是货币收入, 不能以货币计量或者物物交易都是不能计入GDP的,因此,忽视新古典的忽视货币是致命错误,由此它对储蓄是实物的认知当然也是错误的。
南开经济所的柳欣对此有精辟的表达:一元货币创造一元GDP。
下一个有意义的问题是债务是如何积累的?
作为理性经济人,不会放任亏损而持续借贷的,张宇燕曾不解地问。
新宏观对此的解释为:在债务长周期初期,由于利润表折旧的影响,使现金流表现为亏空,但利润表却为赢利,因此会增加借贷以保持规模,故经济能实现复苏与繁荣,即经济增长,其本质是债务拉动的增长,但却表现为预期正利润的带动,它或许就是凯恩斯讲的动物性冲动,这其实是预期错误所致。
但到了债务长周期的增长末期,此刻的销售收入已经难以覆盖成本支出了,利润表出现负值,企业拒绝投资,即使利率水平很低,现在已经出现了负利率也无动于衷,这就是辜朝明讲的资产负债表型衰退,这其实预期正确所致。
但如果都不投资,失业必然规模出现,引发社会动荡,于是政府出面扩大投资,即凯恩斯主义,以给社会企业带来利润空间,增加就业。
这就是中铁负债4万亿,且亏损还要投资的原因,也是世界大而不倒这一概念存在的根源。
凯恩斯主义并没有解决债务问题,更没有消除周期,它只是延长了滞胀阶段,改变了经济周期形状,因为它的投资乘数理论有缺陷,漏掉了储蓄部分,且没有考察政府投资本身的收益性。同时货币乘数理论也不符合经济理性,没有人会贷款后又存入银行,毕竟贷款利率高于存款利率。
真实的投资——货币乘数如下:
投入100基础货币,如形成消费80,则储蓄为100一80=20,设准备金率20%,则交法定准备金20*20%=4,余额20-4=16贷给初始投资者,因为它一方面受利润表误导,一方面要尽量保持生产规模。
80 元被初始投资者以消售收入方式回收,加上借来的16,共96开始下一轮。
这样货币漏出系数为准备金率S*储蓄率D,持续下去,直至所有基础货币转化为法准。
结果总GDP=100/(0.2*0.2)=2500,总储蓄=2500*0.2=500,总贷款=总负债=400,法准=100。
由上就可以推出第一公式:周期总GDP=M/(S*D),M为基础货币,S为储蓄率,D为准备金率。
注意:这里的储蓄率仅为银行的间接投资。加上直接投资的债券与股票才是总的储蓄率,而总储蓄率对应的是社会总债务率。
有人以国债不是债反对债务出清,这其实是短视的微观行为。
因为国债代表了国家信用,国家带头毁坏信用,违反法律,有怎么能让国民守法守信?
对于有志于国际责任的大国而言,它的货币要成为国际货币,而一个负债累累,债务上限屡屡被提高的政府又怎么获取他国持有本国货币的信心呢?
现行的货币银行体系发端于英国,英格兰银行是资产阶级制约国王的私有产物,它以微观个体的债务作为宏观整体的货币,必然面临着经济越增长,债务越高的困局,这就是特里芬悖论。
曾经日不落帝国毁于特里芬,二战暴发户美国也不过撑了四分之一世纪,后来者积累再多的黄金也是枉费。
债务出清解决方案唯有储备需求,它实现了去债务与可持续增长的有机统一,是人类实现经济自由的必由之路。
储备需求坚持了货币发行与政府财政分开的原则,它一方面要求政府遵守收支预算,提高行政效能,保证了剩余社会财富完全回馈国民,另一方面提高了货币的含金量与信用度,消除了特里芬悖论,为货币永久国际化铺平了道路。这就要求央行具有更高的独立性,而更高的独立性正是瑞典央行设立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