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平汉访谈一段话对秦晖观点的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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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阵子感冒，碰巧10月1到4日社区医院没人，后来才配的药，拖延了一周多，这阵子只是网上找了几本书，没有写贴子。现在历史学界的几个重量级人物研究都是以现代史或国际关系史为主，专注当代史的，我叫得出名字的只有两个，韩钢和罗平汉，韩刚的两套书原先已经收了，这几天就在论坛基本收齐了罗平汉的书，罗平汉的书研究重点又多是放在农村领域，专著中从土改史到后来农业合作到人民公社有好几本。

网上找到一则罗平汉的访谈，我看他说的观点和秦晖相似，只是他没有像秦晖那样说的露骨，比如：

新京报：想听听你关于土地运动的看法？

罗平汉：有些老解放区，经过8年抗战减租减息以后，地主的土地集中程度已经不严重了。但是，为什么我们要发动一场这么大的土地改革运动？我觉得，更大的意义在于政治层面，并非经济层面。也就是说，它需要这么大的一场运动动员广大的农民来支援这个战争。必须动用手中的资源进行再分配。通过这种土地改革运动刻意激起农民的阶级感情。如果从这个层面去理解这场运动的话，就可以接受。如果单单是从社会财富的分配或者劳动产品的再分配角度来说的话，这种方式不一定可取。

秦晖就提出，起初土改最激烈的地方，也都是老区，在抗战时已经经过减租减息，就是属于“阶级矛盾缓和”的地方，越是这样的地方越是要搞得激烈血腥，死人以外，约有两成的人逃亡，秦晖说他分别看过大陆和台湾不同地区的资料，记录的逃亡人数比例大致相等，可是资料里列的“斗争果实”里土地一项所占很少。

罗平汉这里也说目的是为了战争动员。这个和秦晖观点一致，可是说战争动员的效果“通过这种土地改革运动刻意激起农民的阶级感情”这个说的就比较含糊，秦晖分析的更加入骨一些，就是“纳投名状”，参与过这样的暴力土改，就有了生命危险，断了退路，只能参加和支持战争了。

再比如“研究体会：农民缺乏自我保护机制”这一段的话：

罗平汉：新中国成立以来发生在农村的所有运动，农民都是被动的参与者，他们从来没有主动地发动一场运动。这恐怕与中国历史的大环境有关系。作为社会运动底层的个体，人们都是被动参与到运动中去的。

新京报：那么，农民就没有办法保护自己不受伤害吗？

罗平汉：主要是农民没有自己的组织，没有代言人。从理论上来讲，各级组织、各级政府应当是他的代言人，是他利益的代表者。但是，这里面会有矛盾和冲突。我们老是讲，上面和下面利益是一致的。从长远上说这点是成立的，从短期来说，这又是互相矛盾的。在这种矛盾的冲突中，应该有一个中间组织，但是，这个中间组织目前不存在。各级组织和政府部门的身份是对上级负责的，从他们的利益诉求来说也是这样。除了新中国成立初期有个农会以外，后来有一个贫下中农协会，但是，这都不是农民自己独立的组织，实际上还是官办组织，因此也没有中立性，也就称不上农民的代言人。

这个也可以和秦晖的观点相印证，秦晖分析战争结束以后，战争动员的投名状功能已经消失，土改的目的就转变成了摧毁农村宗族结社组织便于社会控制，后来进行比苏联的集体化还激烈的公社化时，农民已经没有力量进行有效反抗了，不过秦晖没有举藏区的例子，之前没有经过的土改的藏区就引起了六年的战争。

三农问题的趋势就是通过大规模的城市化使大部分农民变成市民，剩下小部分农民技术升级变成种植工人。城市化的方法无法是两种，一是土地私有制下的市场经济下的城市化，前工业时代到世界市场饱和之前有条件实行。二是土地国有制下中央计划经济下的城市化，是工业革命世界市场饱和以后可以实行的城市化模式。

而农业合作则是完成城市化之前的准备农业模式，在中央计划经济下的城市化模式下，按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论述，农业合作还要代替市场经济下城市化的殖民地功能，工农业技术产业链水平的不同也肯定会形成从业者的差别，直到两者的技术含量差距持平。从农业获取贡赋以后启动城市中央计划经济产业扩张可以迅速安排农民进城就业，以后工业机械可以提升农业技术水平，这个城市化过程也比市场经济下的城市化快。

而平分土地，实际上和农业合作无关。温铁军也认为平分土地是一种“去现代化”，实际上就是一种去农业合作。1953年开始苏联派人来教了中央计划经济模式以及配合的农业合作社开始，平分土地的历史作用实际上已经终结了。不过此前土改的战争动员和社会控制的目的也已经达到了，秦晖和罗平汉一致的观点土改的真实目的本来就不是平分土地。

1958的年的大跃进又摧毁了计划经济，也摧毁了农业合作。本来大跃进就是斯大林死后妄想赶美超苏充老大，对苏联教的东西不满意的产物，全面和苏联抬杠。人民公社就是在农业上的表现，苏联到58年搞了三十年也还只有集体农庄，还没有到公社。几个月里把五亿农民圈起来直接叫“公社”，意思就是自称在一跟斗翻过了苏联三十年的水平，摆明了是想超过苏联想疯了。“工农兵学商相结合”实际是复制了欧洲中世纪的庄园。当然城市化也因此终结，萧冬连《国步艰难》评价当时是“市场彻底消失了，中央计划也失去了控制力”，城市产业无法持久吸收农业人口就业，农业产量也无法支持城市人口增长，还很快出现了精减下放的反城市化，这个罗平汉专门有一本专著介绍事件过程。

90年代开始，在土地依然国有学的苏联的状态下，又想重新启动市场经济的城市化，把进城农民工完成扔给市场，凭着在城里反复建楼拆楼的把戏的吸纳农民工就业，玩了二十年也已经玩到头了，又感觉到了不知道前途的疑惑。

这是又简单梳理的一遍历史脉络，有些事情历史影响已经过去，但是流毒最大的其实是为了解释那些历史行为编造出来的各种胡说八道。

比如土改，以前看下载的丁抒访谈纪录片，他估计的死于土改（被杀和自杀）的人数大约两百万。这比起之前的战乱和之后的各种运动实在不算多，流毒最大的其实是为了解释土改编造出来的种种流毒深远的谬论至今对大部分人进行着严重误导。比如为了遮掩土改的真实目的和效果，说成是土地分配，编造出什么土改前土地集中八九成，罗平汉考证这种说法最初来自1927年国民政府的一次估计，并非是统计的结果，经毛的传播影响极大，后来各方人物的各种统计没有一种支持这种数据，最直接的数据土改之前的统计各地区地主富农占有土地平均38.26%，毛数学糟糕，他说的最不可靠的就是数字，王凡西统计摘录过毛从1955年开始到大跃进几年里的多篇现在还有人经常提及的大名鼎鼎的文章里开出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时间表，每篇都不一样，变化莫测。不知道为什么有些关注毛的文章中总是轻信或者忽视这些数字，没有注意到其中的问题。

土改前的土地分布状态毕竟还涉及一段很短的历史，为了吹嘘土改的“空前”意义，又编造出“土地集中农民起义历史周期率”说，推进到了整个历史，扯淡土改以前一直在这个无休止的“周期率”里，甚至现在又成了文革的理论依据。古代的王朝周期更多是因为市场经济的发展工商业资本侵蚀财政收入和农产品价格波动因素逼出的流民（田昌五分析高利贷资本和农产品价格波动因素对农民影响比土地兼并更大，佃农变成流民的更少），引起内乱甚至外敌入侵的机会。如果仅仅是类似平分土地这样的举动，不少王朝初期都干的，一场战乱大量人口死亡或逃走，出现大量荒地，战乱平息多由官方重新分配，北魏到唐初的均田制是这样，陈梧桐《明史十讲》里介绍明初也进行过这样的土地分配，使自耕农占一半以上。秦晖的农民学课程里介绍宋清两代土地趋势也是分散的，清末是辛亥革命以后有些归国华侨购买了大量土地。如果说是终结了土地私有制，这也是后来合作化乃至公社化以后的事情了，与平分土地的土改无关。欧洲的中世纪、中国先秦井田制时期，也没有土地兼并，还没有进入市场经济的波动周期呢。

经济上最流行的谬论是称土地私有制是“封建土地所有制”，说土改“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以及把实行土地私有制的社会称为“封建社会”，这个话题已经说的够多的了，近些年有几种维护这种说法的方式，一种是利用古代市场经济发达这一点还躺在一些专业论著里远没有普及，称否认“封建社会”说仅仅是从分封制的政治制度角度理解封建社会的，把经济史研究者都当成傻瓜了。更有一种流行的说法，把这种“封建社会”理论称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前阵子就在百度贴吧看到有人说什么“通过说秦以后不是封建社会，论证马克思主义不适合中国”，这些家伙不知道这种“封建社会”说和马克思主义无关，是郭沫若和毛先后相互引用论证（后来其他论证者加入），马克思主义定义自然经济为主的封建社会，和分封制政治制度的定义一致，分封制就是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上的，都是指欧洲中世纪和中国夏商西周，以前提到过张奎良论文统计马克思著作第一卷里使用了各种对当时中国的称呼却从来没有称当时中国为“封建”，苏联编的《政治经济学辞典》里的“封建生产方式”仅指对封建主的人身依附，这些都说明在之前马克思主义理论里都不存在郭沫若开始发明的这种说法。马克思主义理论当然也有一些问题（这个我想另外开贴说），不过把郭沫若发明的土地私有制下的租佃关系说成“封建社会”的特征这一点说成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这完全属于栽赃。这也是我反感所谓“中国化、相结合”马克思主义的原因，我强烈感觉到把一些中国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人的各种胡说八道统统栽赃成“马克思主义理论”，这种勾当就是所谓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相结合”。

世界市场已经饱和并且不由中国控制，把农民工完全扔给市场的市场经济城市化运行二十年已经知道不行了。实际上很早就只有中央计划经济下的城市化这一条路了。可是大跃进以后摧毁了计划经济，却还长期自称是“计划经济”，很多人对计划经济的认识和印象就是1958年到1978年那二十年的状态，很多无论是反对和支持计划经济的人都煞有介事拿那二十年开掐，这种滑稽的状态不终结，这样对计划经济的理解和认识不破除扭转，怎么可能实行真正的计划经济呢？？？

这些年农业合作话题又兴起，有些人的眼界恐怕除了中世纪庄园式的人民公社不知道别的形式了，上次已经提到过，从唐代开始宋代分散各地的义门陈，宋代的蓝田乡约，朱熹理论化成《吕氏乡约》以后和弟子们试点推行的乡约，到明代大盛，从官办到的各个学者主持不同结构的民间乡约就是农业经济合作组织，著名者有颜钧的萃合会和何心隐的聚和堂，和城市的各种结社组织在入清后回避禁令都以虚拟宗族组织和书院教育组织的面目出现，前几天还刚下载了一本《泰州学派的精神世界与乡村建设》。也是为了解释土改和后来的公社化之类的折腾，说古代都不存在农业合作，沿袭“封建社会”的说法称这些民间的乡约和后来以宗族教育机构面目出现的集体农业合作组织为“封建残余”、“四条绳索”（这个上次提过美国妇女史家高颜颐《闺塾师》序言里直接引用进行过针对性质疑），长期流传的这些说法不破除，又怎么能再重新认识传承使用这些资源呢？？

还有当年简化汉字，这个真正原因本来只是限于技术，象形文字的印刷成本和工作量是字母文字的几十甚至上百倍，历史上也出现过这样技术制约下的简化字，汝企和讲古代文选课程里就提过他当年去图书馆查一套宋版书，就发现了一些查遍各种工具书字典找不到的字，比如上面一个“大”下面一个“子”，后来找来这本书后世重版一对比，才知道就是“学”字当时的简化，他后来想到原因是宋朝雕版印刷开始普及，但是刻字的技术还不成熟，一些笔画太多的字刻不出来，只能简化，后来技术提高了，就恢复了原字。中国当年的象形文字印刷成本和工作量上相比字母文字的劣势在四字打字机到形码输入法三剑客问世后也已经不存在了，这又是另外一个话题了。问题也是当年为了解释简化汉字，拿1950年一年的文盲统计数字一拍脑袋也说成了几千年历史的常态。中国从宋代印刷术普及知识就广泛传播，明初谢应芳有诗“挂书牛角田头读,且喜农夫也识丁”，见徐健顺讲座现场散发的材料《我所理解的中国古代教育》（网上也有原文）里提到传教士1860年代在湖南的调查，山区文盲率60%以下，城市50%以下。清末的反清巨头里洪秀全、冯云山、陶成章也都是塾师出身，徐健顺材料里解释是这一百多年不仅是战乱，而且正处于两套不同的教育制度转换的缺口中，原先的教育制度被冲破，新的教育制度还没有建立普及开来形成的断层。不仅教育是这样，很多社会领域这一百多年都是处在这种不同体系的转换过程中出现断层形成了一个历史低谷，不是历史常态。


举了这些事例，都是为了解释这些事件编造出来的种种谬论的流毒危害比起这些事件本身深远得多。虽然已经有不少学者的论著对这些谬论提出了质疑批驳，只是不仅这些学者也未必能完全摆脱这些谬论的影响，思维还有各种形式的拖泥带水，而且这些论著也远远不够普及，原来那种谬论也因为和“中国化、相结合”的意识形态关联塞在学校课本里和权势者官样文章里作为政治任务传播宣扬。学校里面对的受众是无关，官员虽然没有多少时间研究学问，也有无知的原因，但是更多的是一些官样文章有统一的口径。更有很多人形成了长期的官话习惯。杜车别引用过一句马克·布洛赫的话“对现实的曲解必定源于对历史的无知”，在这些根本不准确的信息和认识基础上作出种种判断决定又怎么可能准确呢？？

要破除这些口径，纠正长期流传的这些谬论和影响，就必须先破除与之关系的“中国化、相结合”的意识形态。其实“毛思想”在毛在世时1956年就踢出过党章了，在毛已经死了四十多年，又满嘴什么“与时俱进”，怎么反倒是更加顾忌了？？邓当年的思维水平和眼界有限，还沿袭一些毛的思维当当拐棍，几十年以后的人眼界就没有开阔一些吗？？去年网上看到有人说什么“毛邓合”，有些人的眼界就只在毛邓范围里面打转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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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封建社会    什么资本主义社会    什么。。。。。其实    现在只有毒菜社会与民主社会      古欧洲的毒菜社会   有基督教制约     比其他的绝对毒菜还先进一点      而毒菜社会     本质就是奴隶社会

发现真理 发表于 2018-2-23 18:58
什么封建社会    什么资本主义社会    什么。。。。。其实    现在只有毒菜社会与民主社会      古欧洲的毒 ...

前阵子感冒，碰巧10月1到4日社区医院没人，后来才配的药，拖延了一周多，这阵子只是网上找了几本书，没有写贴子。现在历史学界的几个重量级人物研究都是以现代史或国际关系史为主，专注当代史的，我叫得出名字的只有两个，韩钢和罗平汉，韩刚的两套书原先已经收了，这几天就在论坛基本收齐了罗平汉的书，罗平汉的书研究重点又多是放在农村领域，专著中从土改史到后来农业合作到人民公社有好几本。

网上找到一则罗平汉的访谈，我看他说的观点和秦晖相似，只是他没有像秦晖那样说的露骨，比如：

新京报：想听听你关于土地运动的看法？

罗平汉：有些老解放区，经过8年抗战减租减息以后，地主的土地集中程度已经不严重了。但是，为什么我们要发动一场这么大的土地改革运动？我觉得，更大的意义在于政治层面，并非经济层面。也就是说，它需要这么大的一场运动动员广大的农民来支援这个战争。必须动用手中的资源进行再分配。通过这种土地改革运动刻意激起农民的阶级感情。如果从这个层面去理解这场运动的话，就可以接受。如果单单是从社会财富的分配或者劳动产品的再分配角度来说的话，这种方式不一定可取。

秦晖就提出，起初土改最激烈的地方，也都是老区，在抗战时已经经过减租减息，就是属于“阶级矛盾缓和”的地方，越是这样的地方越是要搞得激烈血腥，死人以外，约有两成的人逃亡，秦晖说他分别看过大陆和台湾不同地区的资料，记录的逃亡人数比例大致相等，可是资料里列的“斗争果实”里土地一项所占很少。

罗平汉这里也说目的是为了战争动员。这个和秦晖观点一致，可是说战争动员的效果“通过这种土地改革运动刻意激起农民的阶级感情”这个说的就比较含糊，秦晖分析的更加入骨一些，就是“纳投名状”，参与过这样的暴力土改，就有了生命危险，断了退路，只能参加和支持战争了。

再比如“研究体会：农民缺乏自我保护机制”这一段的话：

罗平汉：新中国成立以来发生在农村的所有运动，农民都是被动的参与者，他们从来没有主动地发动一场运动。这恐怕与中国历史的大环境有关系。作为社会运动底层的个体，人们都是被动参与到运动中去的。

新京报：那么，农民就没有办法保护自己不受伤害吗？

罗平汉：主要是农民没有自己的组织，没有代言人。从理论上来讲，各级组织、各级政府应当是他的代言人，是他利益的代表者。但是，这里面会有矛盾和冲突。我们老是讲，上面和下面利益是一致的。从长远上说这点是成立的，从短期来说，这又是互相矛盾的。在这种矛盾的冲突中，应该有一个中间组织，但是，这个中间组织目前不存在。各级组织和政府部门的身份是对上级负责的，从他们的利益诉求来说也是这样。除了新中国成立初期有个农会以外，后来有一个贫下中农协会，但是，这都不是农民自己独立的组织，实际上还是官办组织，因此也没有中立性，也就称不上农民的代言人。

这个也可以和秦晖的观点相印证，秦晖分析战争结束以后，战争动员的投名状功能已经消失，土改的目的就转变成了摧毁农村宗族结社组织便于社会控制，后来进行比苏联的集体化还激烈的公社化时，农民已经没有力量进行有效反抗了，不过秦晖没有举藏区的例子，之前没有经过的土改的藏区就引起了六年的战争。

三农问题的趋势就是通过大规模的城市化使大部分农民变成市民，剩下小部分农民技术升级变成种植工人。城市化的方法无法是两种，一是土地私有制下的市场经济下的城市化，前工业时代到世界市场饱和之前有条件实行。二是土地国有制下中央计划经济下的城市化，是工业革命世界市场饱和以后可以实行的城市化模式。

而农业合作则是完成城市化之前的准备农业模式，在中央计划经济下的城市化模式下，按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论述，农业合作还要代替市场经济下城市化的殖民地功能，工农业技术产业链水平的不同也肯定会形成从业者的差别，直到两者的技术含量差距持平。从农业获取贡赋以后启动城市中央计划经济产业扩张可以迅速安排农民进城就业，以后工业机械可以提升农业技术水平，这个城市化过程也比市场经济下的城市化快。

而平分土地，实际上和农业合作无关。温铁军也认为平分土地是一种“去现代化”，实际上就是一种去农业合作。1953年开始苏联派人来教了中央计划经济模式以及配合的农业合作社开始，平分土地的历史作用实际上已经终结了。不过此前土改的战争动员和社会控制的目的也已经达到了，秦晖和罗平汉一致的观点土改的真实目的本来就不是平分土地。

1958的年的大跃进又摧毁了计划经济，也摧毁了农业合作。本来大跃进就是斯大林死后妄想赶美超苏充老大，对苏联教的东西不满意的产物，全面和苏联抬杠。人民公社就是在农业上的表现，苏联到58年搞了三十年也还只有集体农庄，还没有到公社。几个月里把五亿农民圈起来直接叫“公社”，意思就是自称在一跟斗翻过了苏联三十年的水平，摆明了是想超过苏联想疯了。“工农兵学商相结合”实际是复制了欧洲中世纪的庄园。当然城市化也因此终结，萧冬连《国步艰难》评价当时是“市场彻底消失了，中央计划也失去了控制力”，城市产业无法持久吸收农业人口就业，农业产量也无法支持城市人口增长，还很快出现了精减下放的反城市化，这个罗平汉专门有一本专著介绍事件过程。

90年代开始，在土地依然国有学的苏联的状态下，又想重新启动市场经济的城市化，把进城农民工完成扔给市场，凭着在城里反复建楼拆楼的把戏的吸纳农民工就业，玩了二十年也已经玩到头了，又感觉到了不知道前途的疑惑。

这是又简单梳理的一遍历史脉络，有些事情历史影响已经过去，但是流毒最大的其实是为了解释那些历史行为编造出来的各种胡说八道。

比如土改，以前看下载的丁抒访谈纪录片，他估计的死于土改（被杀和自杀）的人数大约两百万。这比起之前的战乱和之后的各种运动实在不算多，流毒最大的其实是为了解释土改编造出来的种种流毒深远的谬论至今对大部分人进行着严重误导。比如为了遮掩土改的真实目的和效果，说成是土地分配，编造出什么土改前土地集中八九成，罗平汉考证这种说法最初来自1927年国民政府的一次估计，并非是统计的结果，经毛的传播影响极大，后来各方人物的各种统计没有一种支持这种数据，最直接的数据土改之前的统计各地区地主富农占有土地平均38.26%，毛数学糟糕，他说的最不可靠的就是数字，王凡西统计摘录过毛从1955年开始到大跃进几年里的多篇现在还有人经常提及的大名鼎鼎的文章里开出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时间表，每篇都不一样，变化莫测。不知道为什么有些关注毛的文章中总是轻信或者忽视这些数字，没有注意到其中的问题。

土改前的土地分布状态毕竟还涉及一段很短的历史，为了吹嘘土改的“空前”意义，又编造出“土地集中农民起义历史周期率”说，推进到了整个历史，扯淡土改以前一直在这个无休止的“周期率”里，甚至现在又成了文革的理论依据。古代的王朝周期更多是因为市场经济的发展工商业资本侵蚀财政收入和农产品价格波动因素逼出的流民（田昌五分析高利贷资本和农产品价格波动因素对农民影响比土地兼并更大，佃农变成流民的更少），引起内乱甚至外敌入侵的机会。如果仅仅是类似平分土地这样的举动，不少王朝初期都干的，一场战乱大量人口死亡或逃走，出现大量荒地，战乱平息多由官方重新分配，北魏到唐初的均田制是这样，陈梧桐《明史十讲》里介绍明初也进行过这样的土地分配，使自耕农占一半以上。秦晖的农民学课程里介绍宋清两代土地趋势也是分散的，清末是辛亥革命以后有些归国华侨购买了大量土地。如果说是终结了土地私有制，这也是后来合作化乃至公社化以后的事情了，与平分土地的土改无关。欧洲的中世纪、中国先秦井田制时期，也没有土地兼并，还没有进入市场经济的波动周期呢。

经济上最流行的谬论是称土地私有制是“封建土地所有制”，说土改“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以及把实行土地私有制的社会称为“封建社会”，这个话题已经说的够多的了，近些年有几种维护这种说法的方式，一种是利用古代市场经济发达这一点还躺在一些专业论著里远没有普及，称否认“封建社会”说仅仅是从分封制的政治制度角度理解封建社会的，把经济史研究者都当成傻瓜了。更有一种流行的说法，把这种“封建社会”理论称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前阵子就在百度贴吧看到有人说什么“通过说秦以后不是封建社会，论证马克思主义不适合中国”，这些家伙不知道这种“封建社会”说和马克思主义无关，是郭沫若和毛先后相互引用论证（后来其他论证者加入），马克思主义定义自然经济为主的封建社会，和分封制政治制度的定义一致，分封制就是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上的，都是指欧洲中世纪和中国夏商西周，以前提到过张奎良论文统计马克思著作第一卷里使用了各种对当时中国的称呼却从来没有称当时中国为“封建”，苏联编的《政治经济学辞典》里的“封建生产方式”仅指对封建主的人身依附，这些都说明在之前马克思主义理论里都不存在郭沫若开始发明的这种说法。马克思主义理论当然也有一些问题（这个我想另外开贴说），不过把郭沫若发明的土地私有制下的租佃关系说成“封建社会”的特征这一点说成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这完全属于栽赃。这也是我反感所谓“中国化、相结合”马克思主义的原因，我强烈感觉到把一些中国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人的各种胡说八道统统栽赃成“马克思主义理论”，这种勾当就是所谓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相结合”。

世界市场已经饱和并且不由中国控制，把农民工完全扔给市场的市场经济城市化运行二十年已经知道不行了。实际上很早就只有中央计划经济下的城市化这一条路了。可是大跃进以后摧毁了计划经济，却还长期自称是“计划经济”，很多人对计划经济的认识和印象就是1958年到1978年那二十年的状态，很多无论是反对和支持计划经济的人都煞有介事拿那二十年开掐，这种滑稽的状态不终结，这样对计划经济的理解和认识不破除扭转，怎么可能实行真正的计划经济呢？？？

这些年农业合作话题又兴起，有些人的眼界恐怕除了中世纪庄园式的人民公社不知道别的形式了，上次已经提到过，从唐代开始宋代分散各地的义门陈，宋代的蓝田乡约，朱熹理论化成《吕氏乡约》以后和弟子们试点推行的乡约，到明代大盛，从官办到的各个学者主持不同结构的民间乡约就是农业经济合作组织，著名者有颜钧的萃合会和何心隐的聚和堂，和城市的各种结社组织在入清后回避禁令都以虚拟宗族组织和书院教育组织的面目出现，前几天还刚下载了一本《泰州学派的精神世界与乡村建设》。也是为了解释土改和后来的公社化之类的折腾，说古代都不存在农业合作，沿袭“封建社会”的说法称这些民间的乡约和后来以宗族教育机构面目出现的集体农业合作组织为“封建残余”、“四条绳索”（这个上次提过美国妇女史家高颜颐《闺塾师》序言里直接引用进行过针对性质疑），长期流传的这些说法不破除，又怎么能再重新认识传承使用这些资源呢？？

还有当年简化汉字，这个真正原因本来只是限于技术，象形文字的印刷成本和工作量是字母文字的几十甚至上百倍，历史上也出现过这样技术制约下的简化字，汝企和讲古代文选课程里就提过他当年去图书馆查一套宋版书，就发现了一些查遍各种工具书字典找不到的字，比如上面一个“大”下面一个“子”，后来找来这本书后世重版一对比，才知道就是“学”字当时的简化，他后来想到原因是宋朝雕版印刷开始普及，但是刻字的技术还不成熟，一些笔画太多的字刻不出来，只能简化，后来技术提高了，就恢复了原字。中国当年的象形文字印刷成本和工作量上相比字母文字的劣势在四字打字机到形码输入法三剑客问世后也已经不存在了，这又是另外一个话题了。问题也是当年为了解释简化汉字，拿1950年一年的文盲统计数字一拍脑袋也说成了几千年历史的常态。中国从宋代印刷术普及知识就广泛传播，明初谢应芳有诗“挂书牛角田头读,且喜农夫也识丁”，见徐健顺讲座现场散发的材料《我所理解的中国古代教育》（网上也有原文）里提到传教士1860年代在湖南的调查，山区文盲率60%以下，城市50%以下。清末的反清巨头里洪秀全、冯云山、陶成章也都是塾师出身，徐健顺材料里解释是这一百多年不仅是战乱，而且正处于两套不同的教育制度转换的缺口中，原先的教育制度被冲破，新的教育制度还没有建立普及开来形成的断层。不仅教育是这样，很多社会领域这一百多年都是处在这种不同体系的转换过程中出现断层形成了一个历史低谷，不是历史常态。


举了这些事例，都是为了解释这些事件编造出来的种种谬论的流毒危害比起这些事件本身深远得多。虽然已经有不少学者的论著对这些谬论提出了质疑批驳，只是不仅这些学者也未必能完全摆脱这些谬论的影响，思维还有各种形式的拖泥带水，而且这些论著也远远不够普及，原来那种谬论也因为和“中国化、相结合”的意识形态关联塞在学校课本里和权势者官样文章里作为政治任务传播宣扬。学校里面对的受众是无关，官员虽然没有多少时间研究学问，也有无知的原因，但是更多的是一些官样文章有统一的口径。更有很多人形成了长期的官话习惯。杜车别引用过一句马克·布洛赫的话“对现实的曲解必定源于对历史的无知”，在这些根本不准确的信息和认识基础上作出种种判断决定又怎么可能准确呢？？

要破除这些口径，纠正长期流传的这些谬论和影响，就必须先破除与之关系的“中国化、相结合”的意识形态。其实“毛思想”在毛在世时1956年就踢出过党章了，在毛已经死了四十多年，又满嘴什么“与时俱进”，怎么反倒是更加顾忌了？？邓当年的思维水平和眼界有限，还沿袭一些毛的思维当当拐棍，几十年以后的人眼界就没有开阔一些吗？？去年网上看到有人说什么“毛邓合”，有些人的眼界就只在毛邓范围里面打转吗？？

没文化没素养的怨妇的扯蛋和随地大小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