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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车别十年前写的对明代灭亡的分析两个月前出版了，这里他在一次讲座里对这本书内容的一些说明，其中除了对书中内容的简单介绍，还有几段对民主和专制的源流和作用问题进行一些分析，有些不同的其二朋友。这阵子我发贴子少，就先把这个贴子转一下吧，直接从他的微信号里转；

原创 2017-09-03 杜车别

背景

《大明王朝被谁干掉的》核心内容是十一年前写的，最初是作为《对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再探讨以及对中国历史的重新认识》（现改名为《中国历史不停滞》）的一部分章节。但萌芽问题都是理论，写到一半多的时候，一些理论问题还是要反复思考斟酌之后才能决定，所以就先把明朝灭亡原因的部分写起来。天涯论坛上贴出来的时候，反而是明亡原因和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超前发展先贴出来。

应该说明亡原因从构思上原本就是“资萌问题再探讨和对中国历史重新认识”的一部分，从一开始就是被放在整个中国历史演变的大背景下来论述的。原本是打算用一章两章的篇幅，但写着写着超过二十万字，那就独立出来，作为书稿的第二编。
大部分人读理论都会觉得相对枯燥一点，而涉及具体的历史兴趣会更浓厚一些，先读或单纯读《大明王朝是被谁干掉的》也没问题。如果要更完整理解我的一些观点，则可以找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再探讨一文读一下，尤其是其中对资本主义萌芽的定义，星火意识上升为燎原意识的论述，长周期王朝的兴亡规律，资待社会和资萌社会的区别，这对理解我在明朝灭亡原因中表达的观点是有帮助的。

这次出版，对结构作了很大调整，原先对万历、崇祯皇帝的评价分析是在前面，现在是放在附录里，正文则是聚焦全书核心思想的表达上。另外还加了一个很长的引言：“明末清初：文明的岔路口”

内容

一

通常谈一个朝代灭亡的书，往往大部分篇幅聚焦在这个朝代的阴暗面上，我这本书则是反其道行之。大量的篇幅在展现明朝蓬勃的活力，繁盛的经济，揭穿一些广为流传的抹黑明代的不实之词。对扭转长期以来受主流宣传影响，对明朝有诸多负面印象者的偏见，应该有一定帮助。
假如一个人脑子里塞满了各种媒体灌输给他的明代负面印象：皇帝变态，社会压抑，官员腐败，民生长期贫困，各种苛捐杂税不堪重负，人民都是奴才。那么看了我这本书之后，他的印象应该多少会改变。
下面先就此分别来说一下。

明代基层百姓尤其是生员秀才对地方官员多有监督、批评的习惯，甚至能影响官员去留升降。用我在书中的话说“明朝读书人不是畏头缩脑的奴才，而是意态昂扬，积极参与地方公共事务，热心舆论监督，干预国家行政，不把功名利禄当唯一目标的一群人。”

许多人把清代的封闭僵化、夜郎自大归咎于中国传统思想，认为明代就是如此。本书则用详尽的事实列举晚明知识分子旺盛的学习新知的精神，如火如荼的中西思想科技的交流。无论是程朱理学还是科举都不会阻碍知识分子学习讨论自然科技知识。
明末如内阁首辅叶向高、东林大佬冯应京、邹元标，先任巡抚后加封兵部尚书的郭子章、崇祯时期的阁老徐光启、兵部尚书熊明遇、张维国，复社巨头陈子龙，明末四公子：陈贞慧、侯方域、方以智、冒辟疆等等都是格物穷理之学的赞赏者乃至直接参与者。
道学先生如黄道周都热衷于提出地球运转模型，并和学生进行辩论探讨。刘宗周之类大儒门下弟子都不乏熟悉西学历算的人物，如黄宗羲、魏学濂（魏学濂本身又是东林党烈士魏大中的儿子）
明末一大新气象是许多知识分子开始热衷于机械设计和各种仪器制造，代表人物北有王徵，南有薄珏。王徵与传教士邓玉函合作编译《远西奇器图说》，大量介绍了许多西方机械，其翻译过程中创造的许多中文力学和机械术语沿用至今，民国时期刘仙洲受教育部委托统一中文的机械名词术语时，《奇器图说》是重要参考。
薄珏则是中国第一个制作出望远镜的人，按学者考证领先于来华传教士。薄珏精通天文历算，参与过校对《崇祯历书》。动手能力也强，自己做实验，制作仪器工具。制作过水车、水铳、地雷、地弩、自动木偶等等。根据当时人记载他的科技方面著作很多，但明清易代，全部著作散失殆尽。
薄珏之类天才的出现非个别现象，晚明社会变革提供了这类知识分子不断出现的环境。即便在经历清军大屠杀扫荡后江南漏网孑遗中，擅长西学，热衷技术的知识分子数量仍颇可观。仅一些文献里列举的明末清初热衷探讨制作望远镜等光学仪器的士人就有杭州诸昇、桐溪俞天枢、西冷高逸上、钱塘陈天衢、吴江孙云球等等。明朝遗民揭暄曾用望远镜观测过月球，并绘制出中国第一幅月面地形图。
明末清初引力观念萌芽思想也已出现，有的是独立提出，有的是在西学知识影响下形成。邢云路在1608年提出的“星月之往来，皆太阳一气之牵系也”；
王徵在《远西奇器图说》里介绍的地心引力概念 “盖重性就下，而地心乃其本所故耳。譬如磁石吸铁，铁性就石”。
还有揭暄以月球对水的吸引作用解释潮汐现象“月与水,如磁之吸针，珀之拾芥，月绕地而行，潮亦绕地而行”。
还有王锡阐以类似引力的机制解释天体运动原因“其气与七政相摄如磁之于针”。
还有学者提到方以智认为潮汐是地球上的“气”和月球上的“气”互相呼吸而产生，已具有朴素引力场思想，比当时西方认为引力是超距作用观点更高明，当然这就有拔高之嫌了。
明人除了对西方传来的机械仪器地理数学知识抱着强烈学习的精神，本土原创的科技思想方面也有值得称道和领先同期西方之处，宋应星在分析水银炼制银朱(硫化汞)过程中体现的对物质守恒原理的认识水平和定量分析水平是高于同期西方；
明代免疫学的认识水平和技术水平也远远高于同期西方，明代发明的人痘技术，其巨大意义并不下于四大发明中任何一项，只是长期被忽视和贬低；
还有生物遗传、变异、人工选择作用的分析认识水平，以及生态圈物质循环的思想也是领先于同期西方。明代钢铁生产冶炼技术也遥遥领先于同期西方。

明代工商业是历史上最发达的时期，私人工商业的发展更是几乎不受任何限制。从朱元璋开始就采取对商业的鼓励扶持政策，征税低，给商人建仓库。对增加商业税收入的官员不但不表彰还进行惩处。采矿冶铁等手工业也是如此，洪武十五年，有官员建议说磁州临水镇产铁，元时统治者这里一年可以收铁百万斤，建议朱元璋照旧办理。结果被朱元璋以会侵害民间利益为由，把该官员杖责，流放海外。
明代民间冶铁产量的增长是非常惊人的，天顺五年一个山西阳城县的民营铁产量就已是洪武时期山西全省定额的七倍以上。嘉靖十年广东省按税银换算的民营铁产量，是明初全国定额总和的1.5倍以上。而实际上由于大量偷税漏税现象的存在，这类数字还是大大低估了民营铁产量。但即便按照此低估的数字，假设广东铁产量在全国产量的比例不变，在嘉靖时期全国民营铁产量也达到了16万吨以上，和1８世纪初欧洲钢铁总产量14万吨到18万吨在同一水平线上
据《明代后期社会转型研究》一书，广东佛山镇在成化、弘治年间就发展成为一个冶铁铸造中心，各种冶铸工人在二三万人以上，而官营最大的遵化铁厂，人数最多时不过才2500人。
明代晚期民间使用的瓶炉体形比官炉大，通常情况一日夜可出铁3600斤，最高可日产生铁6000余斤。民间炼铁已使用活塞式鼓风机，结构功能与近代鼓风设备一致。欧洲在这方面的技术远远落后于明代，比较简陋的三角形木风箱是16世纪才发明，长方形木凤箱还要在这之后，至于用活塞推动和压缩空气的鼓风器，则是18世纪后期。
明代的纺织业、印刷业、陶瓷业等等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以印刷业为例，晚明毛晋的汲古阁、余象斗三台馆、双峰堂、金陵唐氏富春堂、建阳书坊的熊宗立、熊冲宇的种德堂等等都是把“编辑、出版、发行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三位一体的书业专行”（《中华印刷通史》）。
明代发明的套版印刷技术，拱花技术都领先于其他国家，明代木活字印刷发展繁荣程度也是空前的，崇祯时期邸报用活字排印，是中国用活字印制报纸的起源。
明代商业化的高度发展使得江南产粮区都因为发展工商业种植经济作物而转变成为粮食进口区。工商业发展伴生的也是旅游业也高度发达，按张岱描述，泰山附近的大旅店，附属的驴马槽房二三十间，戏子寓所二十余处，店中“演戏者二十余处，弹唱者不胜计。庖厨炊灶亦二十余所，奔走服役者一二百人”，“客日日至，而新旧客房不相袭，荤素庖厨不相混，迎送厮役不相兼”。比现在的五星级大酒店有过之无不及。

明代众多史实表明中国人在发展工商业，主动探求自然科学知识，及时学习和推广自己所能接触到先进武器、先进知识方面的心胸和能力从不逊色于任何其他民族。没有清朝大规模民族压迫统治，正常发展是不至于到两百年后才惊叹所谓洋枪洋炮和铁甲巨舰的威力。
许多人看到明末后金政权打赢了，清政权胜利了，于是就是得出清胜于明的结论。他们的逻辑是既然明政权连清打不过，那明朝延续下去，再过两百年自然比清更不如。
实际上政权的强弱可以随时波动起伏，而文明的强弱则是长期积累演变的结果，难以一时改变。任何一个古代政权，都存在由强变弱的过程，但这个强弱仅仅只能是代表该政权对经济、人员的控制能力，调动能力，并不能代表文明本身的强弱。
如果文明强大，即便政权暂时弱了，换一个强政权，就能迅疾显示出强大力量。如果文明本身变得停滞衰弱，无论政权是强还是弱，都改变不了其受人鄙视，欺凌的下场，一百多年内很难扭转衰萎状态。
明末中国在文明发展水平上，总体和西方并驾齐驱，一些领域还凌驾其上。哪怕政权变弱，只能发挥很小部分实力，都能把在中国沿海地区骚扰的荷兰殖民者打得落花流水。哪怕类似郑芝龙郑成功这种仅割据很小土地的军阀，都足以横行海上，让殖民者退避三舍。

清朝接手的明代中国留下的文明水平处在高位，所以一段时间内其还可表现出强大国力。而清统治稳固后，中国文明发展水平不断停滞乃至下降，到晚清，对付远来不过数量几千的英军，都束手无策。后来更是被列国轮暴，圆明园被烧两次。实际上清末政府经济控制力仍远超明末，仍可搜刮几亿两白银作赔款之用。其衰弱完全就是大规模民族压迫导致文明彻底倒退的结果。


我这本书也论证了明朝是亡于皇帝贪婪吝啬，官员腐败，以及政府横征暴敛这些长期流传的说法并不符合事实。

所谓崇祯积聚了七千万内帑是李自成势力炮制出来的政治谣言，意在掩盖自己在北京城抢掠民财，也进一步败坏明朝名声。而不同的群体也出于各自不同的动机相信并传播了这个谣言。
至于明末官员腐败情形，传统说法也存在很大夸张。我看过的明末地方志上记载的清官比例不低，而且明末清初如郑廉、叶梦珠等人的回忆也表明，明朝官场总体上仍旧保持清廉的风气。
李自成在北京拷掠明朝的官员勋戚，许多人曾以此来论证官员腐败。但遗憾的是缺乏详实有据的分析。有些笼统的记载说从官员身上逼勒出多少钱，但一具体落实到人，似乎谁都说不出来哪个明朝官员是被拷掠出数额比较大的财富。而真的结合史料中相对具体的记载就会发现，李自成在那些官员身上其实没弄到多少钱。
首辅魏德藻，被严刑拷掠，搜尽家产也只一万多两（恐怕其中还有向别人借的），魏德藻父子都被拷掠至死，也没发现更多钱。
时任任户部尚书兼兵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的方岳贡，更穷的叮当响，被闯军抄家“萧然无有一物”，其清廉程度比起海瑞来都毫不逊色。
前首辅陈演被夹棍夹了两次，逼勒出五万两银子后被杀害。孙从度受刑至死，仅得四万两银子。吴履中受刑后交出三千两。
崇祯的岳父嘉定伯周奎，许多人都说他交出几十万两白银，应该是误解史料，以讹传讹！按《黍离小志》中的记载周奎在要上吊自尽的时候被抓去严刑拷掠，摊派给他七十万两银子，而非真交出七十万两白银，最后把他的房子仓库田产全部没收，至于究竟能折合多少两银子，也没有交代。
有人可能说，五万两，四万两银子也不少了。但应该对比一下，按叶梦珠说明朝布商做生意，“白银动以数万计，多或数十万两，少亦以万计。”布商在明代还算不上最有钱的。做到首辅这个级别，被拷掠至死，家产全部被抄，也比不过当时中等资产的商人做生意一次携带的资金量，实在谈不上多腐败。
明朝由于相当完备的高低级官员的制衡约束体系，发达的言官弹劾制度，以及地方基层的舆论监督体系，官场风气总体还算清廉。而真正腐败成风的恰恰是取代明朝的清朝，清代一定程度是通过制度化的腐败，换取官员的卖力效忠。早在后金时期就已如此。具体可看宁完我、徐明远给皇太极的奏疏“我国贪堕成风，以闭口缩头为高”，“今之八门收税官吏，无不昔贪而今富”。
清入关后，官员出仕没有明代清流舆论的制约，名声廉耻都不必在意，捞钱本身就成了做官目的，腐败公行，这点从叶梦珠、史惇等当时人的记录也是很清楚的。

被很多人当成明朝灭亡原因的横征暴敛也是站不住脚的。真正横征暴敛的清朝用敲骨剥髓式的掠夺稳固了自己的统治，而在征收赋税方面三心二意，动不动就蠲免的明朝最后在被复社势力推上台的周延儒推行的蠲免税收的政策下以近于自杀的方式灭亡。
清朝统治者最大限度的压榨掠夺获得的财富不仅支撑了其军队对绵延几十年的全国各地反清起义的镇压，而且与此同时还能供给他们自己的奢侈享受和军队的额外犒赏。明朝崇祯皇帝节衣缩食甚至典当生活器具来供给军饷还要被大臣骂得狗血喷头，发点最基本军饷还要讨饭一样靠募捐，还被后世人骂成是横征暴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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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下面再说一下本书的核心思想，其实很简单。明朝灭亡的直接原因是财政危机，赋税收入太低。科举制造成的权力结构导致加农业税难，增加商业税更难。导致明代晚期，工商业高度发展，工商业阶层无比富裕，而国家的赋税收入仍旧是依赖农业。反过来，这种和经济结构严重脱节的税收结构，又导致从绝对数量来说并不算高的农业税，要增加一点，在基层也会遇到极大的抵制，使得更多农业人口流失，由此形成恶性循环。
而这种建立在科举制基础之上的政治权力结构又是战国后中国政治体系累积进步下造成的结果，平民阶层尤其是数量大而分散的中小资产阶级对政治决策的影响力更广泛更深入。我称之为超前的民主。
和通常论述的相反，明代的问题不是什么资本主义发展受到的阻力太大，而是受到的阻力太小，发展得太顺利。阻力大让一个事物成长得慢，也可以更经得起打击，为了冲破阻力，配套形成的制度也会更完备周密一些，应对危机灾难的能力也会更强一些。阻力太小或许一时能让事物一时之间发展的更快，但也更娇气。明末的问题不是专制，恰恰是政府不够专制。许多人把亡国责任推到崇祯头上，其实是让一个并无专制权力的崇祯去承担一个专制者才能承担的责任。

应该说我要表达的核心思想的前半段，现在反对的人或许不多。现在看网络上的发言，断定明朝灭亡的直接原因是财政危机，是税收尤其商业税征收不力，大部分人都能同意。
当然十一年前并非如此。在我贴出明亡原因的长文之前，有一次在一个回帖里表示明朝灭亡不是因为征税太多，而是征税太少。对方的反应是相当惊骇的，认为我在胡言乱语，还特地把我的话复制出来去质问论坛上另一位明粉，意思是你看看你们明粉的言论多么荒唐。
有这样的反应是不奇怪的，过去不少明史学者也还是把明朝灭亡归结为横征暴敛，归结为封建统治者尤其是皇帝个人品质恶劣，能力低下。
比如我很敬佩的已故明史学者顾诚，他很坚定的认为崇祯内帑里有几千万两白银，包括《晚明史》的作者樊树志先生，还有王家范教授等都是这么认为。按照这种看法，明朝灭亡当然跟什么财政危机没关系，完全就是崇祯个人荒唐病态的守财奴个性所致。我在书稿中用非常长的篇幅极其详细地辨析崇祯内帑问题，并不是没有原因的，因为这个问题如果不能澄清，那等于整个立论就失去了基础。

我书稿里表达的核心思想的后半段，到现在接受的人应该都不多。明代一向是被说成专制顶峰，现在我却说成是超前进步，超前民主，这怎么可能呢？况且民主是西方人的专利，说中国古代君主制下是民主，这不是奇谈怪论么？
更何况，既然是进步，那就应该带来好的结果，既然明代的政治体系，导致了政府无法收到足够税，动员能力低下，无法抵御外侵，无法赈济自然灾害，那只能说成是落后，又怎么能说成进步，还是超前呢？
我过去在网络上曾经看到总体上支持我观点的人，一遇到对后半段的质疑，也就马上变得怯生生，不能正面回答。
我想了一下，问题可能还是出在他们对民主这个概念的理解上，他们把民主想象成了某种很神秘很高深的东西，只有西方人才能发明、领会、实践的东西，而中国人别说古代，就是现代也难以完全掌握。说白了，他们其实把“民主”神化、宗教化了，当成了一种必须五体投地膜拜的圣物。
但只要稍微了解一下民主这个概念在西方演变发展，就知道，许多中国人其实是软骨病，妨碍了正常的思维。“民主”这个概念本身毫无神秘之处，它在西方的本意就是由人群的多数来实行统治，也就是一个政府的决策如果都是由多数人参与制定，那就是民主。换言之，如果影响政府决策人群数量越多，涉及的阶层越广泛，那也就是越民主。
按卢梭和孟德斯鸠的说法，对一个在一定规模以上的国家，实行真正意义上的民主是不可能的，多数人统治少数人，成天开公民大会来决定政策是不可能的。即便是可能，那这个实行民主的国家也一定是极容易分裂或发生内战的。
卢梭的原话是“没有别的政府是象民主的政府或者说人民的政府那样易于发生内战和内乱的了”。卢梭心目中比较合理的是选举的贵族制，所谓贵族制就是少数人按照社会公利来统治多数人。而最能体现民主精神的选举方式则是“抽签”。
总结一下卢梭的观点，严格意义上的民主是永远都不会存在的，相对来说选举的贵族制最接近民主，但是选举方式中又是抽签选举最能体现民主制的本性，因为它不取决任何人的主观意志。
到了19世纪西方思想界，又逐渐给民主赋予更多正面积极色彩，选举的贵族制，也即代议制民主更大程度被当成了民主制度的代表。但即便此时，民主仍非天然意味着正义，依旧带有很多负面色彩。当时的法国作家托克维尔认为民主背后的多数可能会实施思想控制的暴政。托克维尔的名著《论美国的民主》总体基调是褒扬美国的民主，但他还是用整整两章来谈论所谓多数暴政的问题。

民主这个概念毫无神秘之处，甚至其一开始出现就带有贬义色彩。而后来其变得越来越正面，乃至成了伟光正的化身，又是怎么回事呢？

总结亚里士多德到卢梭、孟德斯鸠等人对民主的论述，其核心含义，无非是政治权力不再垄断在少数人手中，更多的民众能享有参政、议政的机会和权利。如卢梭所说真正严格意义上的民主是不存在的，但就政治权力不断向更广大群体范围扩散而言，相对意义上的民主还是存在的。
按西方定义的这个民主本身并不天然意味着合理正确，甚至在许多情势下会有诸多弊端。但在一个规模不算太小的国家范围内，政治的民主化却是和社会的进步有着天然的联系。这些进步包括经济的繁荣、文化的普及、信息传播渠道的畅通、交通联系的便捷、人民自主意识的提高、平等意识的扩展等等。
当国家规模在一定程度以上，如果知识文化垄断在少数人手里，那是谈不上什么民主的（即便是相对意义上的）；同样对一个信息传递成本高昂，绝大部分地区处于闭塞状态的国家，也是谈不上什么民主的（哪怕其名义上实行西方的所谓民主选举制）。
从以上的角度来说，民主程度一定意义上也可以看成是一个社会在和平时期进步程度的标尺。
正因为在大多数情况，民主和社会进步相伴生，民主也能提高一个国家的活力，所以许多人心目中会逐渐把民主直接和政治正确划上等号，乃至直接将其当成目标价值。这种倾向走到极端，“民主”就变成一个排斥理性思考只能顶礼膜拜的神学对象。
这个时候许多人对待“民主”这个概念就不再是其本身的含义出发，而是完全是用宗教徒膜拜的心态来对待了。神圣的民主血统不容玷污，所以这是只有他们膜拜的伟光正西方人才能涉足染指的。所以英国人刚从原始社会脱胎出来的流寇组织被他们当成民主先驱是顺利成章的。但如果一提中国古代有民主相关的制度，对他们来说都是一种巨大侮辱，是一种对神灵的亵渎。
如果把一直被他们视为专制黑暗的明代中国同民主联系起来，就会让他们觉得冒犯天条。但其实如果考虑到民主这个概念在西方的本义，无非就是政治权力向更广大平民阶层的开放扩散，考虑到卢梭、孟德斯鸠等人甚至把抽签选举当做真正体现民主的本性。那么说明代的科举制是比投票更体现民主精神的政治制度，并不存在任何夸张。
而实际上在明代，科举和民主的关系，不仅仅是不同阶层的成员可以通过科举进入政府直接影响控制政府决策，另外很重要的一点是通过处于科举不同阶段的知识分子，形成了一条从基层延伸到中央政府的舆论传输渠道。
地方上的生员起到汇集传递基层舆论的作用，读书人以科举为旗号进行的结社活动，和官员乡绅的往来，自身的入仕，又源源不断把基层的舆论向中央传递。而舆论又等于一种变相的投票制度，最后对明中央政府的决策或迟或早起到干预影响作用。这种影响包括军事、经济决策和重要人事任免。到了清朝，整个国家建立在部族压迫、军事专制的大背景下，科举制也就丧失了其在明代具有的意义。

许多人接受了我说的东林复社集团就是资产阶级的利益代言人的观点。但问题是他们把这个论断同我说的科举制造成的超前民主论断给割裂开来看待。抛开了超前民主这点，完全从资产阶级利益代言人这个角度去分析，那就有许多解释不通的地方。万历时期反对加商业税，还可以理解。那到了崇祯时期，国家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还在拼命反对加税（包括反对加农业税），那从捍卫资产阶级利益的角度来说，也不合理啊。再说下去，就只能说成明代的中国的资产阶级特别地腐化自私短视了。
这里关键的问题就在于抛开了我说的“超前民主”。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是一小部分资产阶级利益代言人建立起专制统治（比如克伦威尔独裁统治、雅各宾专政、拿破仑军事专制），或者披着君主立宪外衣的大资产阶级大贵族的寡头专制。
而明朝中晚期，文官大部分成为资产阶级利益代言人是什么意思？资产阶级本身还分成各个阶层，大资产阶级，中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各个行业各个领域资产阶级都有。并不能形成某个少数阶层，或者某个阶层中少数人组成的精英团体就能一手遮天操控政府的局面。
这时候政府的政治经济军事决策，是各方利益和观念的合力前后来回拉扯下才能决定的。表面上看是政府官员之间的博弈，实际上明代的政府官员的立场受民间舆论的影响，而舆论控制权又分散在民间和众多知识分子手中。而这在重大军事危机、社会危机的关头，就会造成灾难性的结局。明末出现的弊端其实和卢梭、孟德斯鸠、托克维尔等人论述的民主弊端非常吻合。

假如刨除利益相关因素，单纯就事论事，在面临某一政治经济军事局势的时候，让不同人拿出不同的办法来，不同的策略来应对，你觉得能想出正确策略的人有多少，在人群中会占据多大的比例？
类比一下，出一道数学难题，让一个班级上的人来解答，那会有多少人解得出来呢？应该是只有少数人能解得出来，大部分人解不出来或者解错了，否则也不成其为难题。这和是什么利益代言人，或者自私不自私，腐化不腐化没关系吧。
数学难题是如此，那遇到社会难题、经济军事难题呢？有时候这些题目本身并不难，只不过是大部分人容易陷入盲点，而这些盲点的形成，又确实和利益格局有关。总之，大部分人是容易解答错误，难以形成一致意见。
如果是军事行动，一场战役的军事策略，如果是让所有的士兵来投票决定，那会是什么结果？再如果，即便投票决定了，不同的人仍旧有自由来发表言论或采取行动反对，破坏这个策略的实施，又怎么样？

如果是和平时期，遇到的问题也不紧迫，可以有大把的时间，很从容的商量讨论，那即便大部分解答错，也有时间慢慢纠正。
但在外敌入侵，灾害爆发的社会危机时期，就不同了。这个时候专制不一定成功，不专制必定失败。类似英美政府在战争时期，一战二战，也都是实行控制舆论，加强政府权力，拥有直接征调乃至没收民间物资的权力。

为什么说重大灾难或战争的危机时期不专制就必定失败呢？
第一， 哪怕是正确的策略也无法坚持到足够的时间，只要不是短时间内见效，那么很快舆论就会被煽动起来，结果撑不到能解决问题的时候就终止了。
第二，任何决策被实施，无论其本身是正确的还是错误，都会有人起来捣乱反对。结果是任何决策都难以不折不扣的推行下去，哪怕它本来确实是正确的举措，也无法收到应有的效果，这个不理想的效果反馈回来又被说成是决策本身的错误，于是要修改。结果越修改越糟糕，一直到完全废止，完全转换到错误的决策上去，然后大家一起完蛋。
第三、涉及到暂时损害大部分人眼前利益的举措（比如加税），总会激起剧烈反对，而且这些反对完全可以在维护国家整体利益的形式下出现。也就是说即便脱离利害关系，面对危机，应该如何应对，不同人的都会有不同的观点意见。而一旦和利益相关，那么那些损害大众暂时利益的意见，会受到更猛烈抨击。  
举个例子，如果支持观点A的无私者和支持观点B的无私者的数量是一样，这两拨支持者的分歧纯粹是学理上，认识水平上的分歧，不涉及任何个人私利的考虑。但如果观点A有利于暂时保护大部分人眼前的利益，观点B则暂时损害大部分人眼前的利益。那支持观点A的人除了无私者之外，还要额外加上一大批自私者，这样支持观点A的对支持观点B的就人数就形成了压倒性优势。而这时候站在前台大声疾呼支持观点A,抨击观点B的人完全可以是纯粹出于公利的无私者，他就是真诚的认为，从国家整体利益应该支持观点A。而自私者只要默默在背后支持，煽风点火，卖力传播放大无私者的发言就可以了。

上述这三种情形一定程度正是明末出现的情况，明末出现的军事危机，财政危机，需要有真正具备这方面的才能和知识的人才能解决，但这样的人注定在政府中是少数派。
熊廷弼被起用了，结果一大批人攻击弹劾他，换下去，换成袁应泰，辽沈溃败。然后一看不行，再换上熊廷弼，结果又加一个王化贞牵掣，又导致丢失广宁，辽东全线溃败。
天启看东林主持下，形势越来越坏，又成天吵架弹劾人，闹得慌。最终还是用了魏忠贤，在政府上层实现了一定程度的专制，总算把局势稳定下来了。但底层民间舆论还是没有办法控制。
天启一死，受舆论影响的崇祯一上台就干掉了魏忠贤，东林势力卷土重来，又把当时已经积累了一定对后金作战经验，负责军事的官员系统（这些人大部分被打成了阉党）来了一次大换血，起用了袁崇焕，结果又是新一轮溃败。
崇祯一看，让这些人折腾还是不行啊。于是起用了温体仁、杨嗣昌，增加赋税收入，局势有所稳定，但对温、杨的各种弹劾攻击以及实际决策上的捣乱破坏也从来没停过。
最终杨嗣昌被逼死，温体仁被逼走。然后复社势力推送上去的周延儒，全盘实行复社授意的蠲免赋税的政策，等于直接让明朝政府自杀了，最后崇祯连守城士兵的军饷都发不出来。
所以，我说在国家面临外敌大规模入侵，重大自然灾害的危机关头，专制或许不一定能成功，但不专制则一定失败。

有些人看见崇祯时期换了很多内阁成员，换了很多兵部尚书，然后说崇祯明明很专制么，否则怎么会换这么多人？这些人完全搞反了，崇祯恰恰是无法专制，才不停的换人。这本质上和日本九十年代经济危机后，内阁走马灯似的不停更换是一个性质
要是真正的专制，只要找到了迎合自己心意的人，那就一直用下去就是了。崇祯时期的情况，内阁也好，兵部尚书也好，只要一上任就不断被弹劾攻击。崇祯满意的人如温体仁、杨嗣昌，被攻击弹劾的尤其厉害。某些清流推举上去的，偏偏又说空话，无能居多。无能的人想不换也不行啊。你要找到了清流舆论满意的，而本身又确实有能力的，太难了。就是崇祯末期提拔重用名誉非常好，也有实际能力的方岳贡，一有加税的提议，马上仍旧会被人非议。

另外，一些人对专制与否的评判，两只眼睛完全盯着上层。他们看见西方近代的君主立宪，议会选举制，忙不迭的拜服，感叹：这才是民主啊。完全没看到所谓君主立宪，所谓议会选举其实本质都不过是寡头专制的前提下，在大资产阶级，大贵族集团内部的权力分配，政府对舆论的控制，对中小资产阶级的压制都是远远超过明代的。
明代的皇帝，在权力上确实比西方立宪制下纯粹当摆设的君主大一点，但也大得有限，而整个政府对于民间经济的控制力度，对舆论的控制力度都远远小于西方的寡头专制。明代数量众多的中小资产阶级对政府决策的影响能力也远远大于西方近代的寡头专制。
即便是明代中后期，看似权力最大的嘉靖皇帝，他的权力也只能浮在上层表面，对舆论没有办法控制，导致海瑞骂他说天下不直陛下久矣，对民间的经济也无法控制。比如我书中也提到的嘉靖时期想禁止私钱，结果商人罢市抗议，不了了之。唐朝皇帝和宰相可以直接对商人市民进行抢劫的，但在明代却不行的。

有人会说，不管怎么样天启时期不就是实现了一定程度的专制吗？为什么崇祯就做不到？其实天启实现的也不过是最浅层，最表面化的专制，这种浅层专制在明代的政治架构，制度惯性下注定是无法持久的。
首先魏忠贤显然完全没有办法控制基层舆论，所以底层市民的同情完全在他的对立面东林党身上，这才有张溥记载的五人墓碑记中的情形发生，这么大规模的市民暴动，殴打官员，最后只象征性的处决五个人，“不敢复有株治，大阉亦逡巡畏义”。
其次魏忠贤也完全没有办法直接控制军队。所以表面上看天启时期的魏忠贤真是权势熏天，朝中遍布党羽，可是天启一死，他手中掌握的那些权力似乎完全化为乌有。
而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恰恰在于我在书中说的，明代的政治架构下，其实皇帝本身的权力都不大，而且这些权力还必须要和皇帝的名分结合在一起才能发挥作用。你就算掌握了皇帝的权力，没有文官的认可，也没什么用。
这和汉唐时期不一样，汉唐晚期的权臣或宦官可以废立皇帝、甚至杀皇帝，恰恰是因为当时的政治架构下，还是允许有独裁者专制者出现，或者说你窃取了皇帝的权力，不需要皇帝的名分也可以凌驾在皇帝的头上。明代皇权萎缩，类似汉唐这样的权臣和宦官自然就没有出现的空间了。

专制能迫使当权者来不及想太多，只能最采取最现实的选择。专制就是少数人甚至极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统治。而要实现这点军队的支持是必须的，要有军队的支持，那当然要充当军队的利益代言人。
军阀知道第一位是要能养活军队，这不需要什么远见，没有军队的支持马上完蛋，包括后金，包括李自成也都是这样。清的统治者不是什么更有远见才采取了正确策略，而仅仅是因为其本身建立在部族军事统治上的专制政权，最现实的选择当然就是不顾一切的穷搜极刮来供应军队。满清充当了军队利益代言人，结果大量的前明军就望风而降，投靠了满清，到处攻城略地。
而明代正因为不是这种专制，官员的前途声望不是来自于军队的支持，甚至也不是来自于上级或者皇帝的赏识，而是来自民间的各种利益群体的支持，民间舆论的支持。他们最切身感受到的是舆论的力量，而不是军队的力量。总觉得怎么得到舆论的好评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即便他们本身没有任何私心，也确实希望国家能更好，但面对危局，仍旧会陷入盲点误区。这是明代的权力结构、利益观念，是非观念互动作用下的结果，很难有哪个人能摆脱。
而且即便是脱离了当时利害关系的现代人，包括现代的许多历史学家，评价明末历史，也会陷入误区，认为明朝是因为加税太多，横征暴敛才灭亡。连事后几百年的大部分现代人都得不出正确结论，你还能责怪身在局中的明代东林复社这些人没有远见么？
所以这和有没有远见没有多少关系，某种程度上不是东林复社这些人没有远见，而是他们总想着要有远见了，想得太多了，结果反而把最简单最切实的选择屏蔽了。
应该说和平时期，明朝这种科举制造成的超前民主的情况，危害显得并不剧烈，而且社会也很有活力。到了外敌入侵加连年天灾，这种制度就造成了灭顶之灾。那明代为什么没有形成一种和平时期与战争时期切换的制度模式呢？和平时期，更民主宽松一些，战争时期，灾害时期就进入紧急状态，政府转入更为专制的状态中。西方近现代就形成了这样的制度。
这还是我书稿里说的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的阻力太小了，发展太顺利了。这导致无法冲破阻力过程中产生相对更完备周密的制度设计。

最后说一下，为什么一定要把明代政治的这种情形说成是超前，这个我在附录里的答疑问中也说了
如果把明代这种平民力量在政治决策中影响力的加大，参政群体的扩大化，舆论控制的民间化说成是落后，那只能是带来本质性，方向性的误导。人类的政治制度从诞生开始到现在的发展，虽然千变万化，虽然有种种起伏波澜，但总体的进步大趋势却是很明晰的，那就是政治活动参与者的更广泛化，更平等化。即便是貌似截然对立的两种现代意识形态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有些人的嘴里是自由主义），用来招徕人心的这种政治进步的标准实际上也是相同的。
进步还是落后，超前还是倒退，这涉及到的是一个前进的大方向的问题，这个弄错了，就会带来方向性的误导。在前进的过程中，有时需要暂时后退，需要绕路，需要迂回。但后退毕竟是后退，迂回毕竟是迂回，而不能说成其本身是进步的。如果把元清当成楷模，那只会导致更长久落后。

当然我说明代政治的超前发展，超前民主，也是基于中国历史发展的大背景。秦汉是一个阶段，隋唐是一个阶段，宋朝是一个阶段，明朝又是一个阶段。明代的政治体系，权力结构不是从天下掉下来，恰恰是战国以来近两千年的政治进步累积而成的。
这些进步就是从早期的家国不分，王室与政府的界限模糊，主导政府的宗室、外戚、功臣都是基于和皇帝的私人关系，逐渐发展到皇室与政府分离，内朝与外朝分离。在这过程中，又滋生出来宦官、军阀、门第、地方割据等问题。而在隋唐出现，宋代获得较大发展的科举制，又为进一步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制度基础，最终在明代，这种累积的进步达到了一个高峰。其结果就是各阶层的平民参政、议政的机会和权利空前扩大，民间舆论对政府决策的影响能力空前扩大，除掉开国时期军事专制阶段，政府对民间的经济的干预管制能力也变得相当低，而与此同时这和高度中央集权化并行不悖，在流官治理的地区，任何形式的地方割据都难以形成，军阀割据也很难出现。

有些人的眼睛只盯着上层，很难对这种变化有深刻的认识。他们眼里只有皇帝和官员的关系，如果皇帝对官员的权力大一点，在他们看来就是专制了。皇帝对官员的权力小一点，甚至还有权臣能和皇帝平起平坐了，那就是所谓皇权受制约了。
以这种思维看历史，当然只能停留在很肤浅的层面。比如，唐代的门下给事中有封驳权，可以涂窜奏还诏敕。有些人就说了明朝内阁的封驳，给事中的封驳有什么稀奇，不过是唐代就有的东西。因此明代的制度和唐代相比，纵然不是皇权更膨胀，也谈不上什么进步。
这个问题就在于他们根本看不到明代皇帝包括政府对基层的权力实际上受了远比唐宋时期更大程度的制约。这种制约不仅体现在制度层面难以推行触动基层平民，触动中小工商业者利益的税收政策的改变，而且也体现在心理层面。
唐代宰相为了解决军费直接抢劫市民，抢了也就抢了，在明代似乎连想一想都变得不太可能。南宋征收所谓酒税，也发展到拦路抢劫（宋史学家语）的程度。崇祯的官员里面，竟然没有一个人是敢于提出这种建议。社会成员包括官员的心理基础都完全不同了。
假如资本主义萌芽所需的技术条件，包括造纸术、印刷术的普及，中西方文化的交流，各大文明积累起来的数学知识、机械技术、航海技术在西汉时期出现，那么西汉那个时期的政治发展程度，应该说正好是匹配。国家的专制程度和动员能力足够抵御住各种侵略，并保护住国家向机器化的工业资本主义过渡。但西汉那种皇室和政府还未完全分离的状态是不能说成比明代政治体系进步的吧。

目标宗旨

应该说写明亡原因的时候，第一位的宗旨不过是还原历史真相。也即主流说法明朝是灭亡于皇帝贪婪昏庸，官员腐败，横征暴敛等等，然而我通过自己看了大量的材料，包括论文、专著、史料，感觉原先这种说法难以自圆其说，不符合历史事实，经不起推敲，事实不是这样，我要把自己认为更接近于历史本来面目的结论，自己的分析表达出来，这是第一位的原因。

所谓说还原历史真相是第一位的宗旨

现在许多人误会以为是要和现实联系，故意那么写，就我本人来说，不是这样的。
任何正确的主张都应该有足够的自信，不需要通过歪曲或修改历史来附会以使得某个主张显得更合理。
有句老话说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但也有句老话说不可能踏进同一条河流。没有什么历史是会完全重复过去的，也没有什么现实是能完全对应某段历史的
真正的还原历史或许对于直接拿历史来映射现实，把历史拿来为现实所用造成不便，但也能避免生搬硬套历史造成的错误失败。
而实际上任何历史，如果能认真的分析，肯定会对今人有启发，但这种启发也从来不是简单的对应关系，否则社会发展就太容易了。

无论愿意不愿意承认，明末东林复社势力都其实是代表当时更为进步活跃的知识分子群体，他们个性张扬，思想活跃，胸襟开放，乐于学习接受外来知识，代表的历史潮流总体上是更进步的方向。
把明末东林复社力量等同于现在的膜拜西方制度的公知，其实是不太妥当。他们有表面的相似，但本质上还是不一样。明末知识分子指向的方向是未来，而现在许多膜拜西方的公知，指的方向是过去。
我对明代历史感兴趣，就如我在自序中说的那样，因为明代是中国的思想文化承前启后的一个关键时期。但感兴趣之后，就是还原历史真相，而不是预设结论，然后拼凑材料去附会这个结论。
但在知道主流宣传灌输的明代形象和历史真实背离太远，那么通过自己的书来部分矫正这个被扭曲的明代形象，也就当然是自己乐见的了。

研究方法

这个我后记里也说了，先要破除那些破除预定的思想障碍，预定的教条
尽可能理解当时人，避免时间的自大。许多人去研究一个问题，先已经戴了许多框框套套，所思所想全是在这个预定的框框里，同时还认为自己是客观公正的，结果出来的结论恰恰都是有色眼镜严重过滤出来的。
比如预定，因为明在清前，所以明的各方面发展水平应该在清之下，或者和清朝类似。
比如预定中国就是比西方落后，所以各类思想、制度、经济文化都应该按照西方的模板标尺衡量，不一样就是落后，就是专制
预定中国古人就是保守僵化，所以各类主张都是保守观念导致的结果。
先把这些预设的观念排除出去，看历史也就可以更清晰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