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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等于交换价值是一种以社会理性为假设的理想状态，实际就是效用论“当消费者最为满足的时候效用达到最大。消费者对若干消费品的选择，在达到每一种消费品的单位货币支付所得的边际效用相等时，实现最大总效用，即称之为效用最大化原则”在以社会为价值主体（价值参照系）的角度出发的，效用论则以个人为价值主体（价值参照系），马克思看到了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与效用追求最大化时，由于资本主义市场交换过程中交换双方信息不对称发生不双赢或公平的现象，由于个人在社会交换时持资本主义的自私本性的效用最大化的追求，故只求利己不管利他，或不乏损人利己的行为，比如，坏的企业家即资本家在雇佣劳动力时以远低于其创造的劳动使用产生的商品价格（值）的价格来支付工人的工资（劳动价格），结果导致贫富差距过大，反过来工人又作为消费者由于工资低低廉产生的收入不足以支付他们生产的商品，另外，社会中大多数资本家追求利润最大化由于实际其支付工人的工资价格低本来商品价值（劳动力价格）降低商品价格应相应下降，但资本家们仍按原价格出售给以占绝大多数消费者为社会主体的工人，这就是说一方面雇佣工人们来生产商品时压低他们的工资，而出售商品时又甚至以劣充优、虚假宣传等出售远高于工资（价格）的商品以实现其超额的利润（即局部剩余价值），但从人类社会长期发展角度，要让资源最优化应该使:总需求=总供给、总价格=总价值，即社会每耗费一单位的劳动力与生产资料获得的社会边际效益或社会边际使用价值一致，即:s1/c1=s2/c2=s3/c3……sn/cn。但私人占有的私有制人心“性恶”的一面导致了社会中被资本主义制度所保护或政治照顾的从而占强势地位的资产阶级的贪欲，导致占社会大多数的弱势群体的工人们分得社会使用价值或资源的“蛋糕”比例最来越小，这样贫者越贫富者越富，最后，生产者买不起被他们生产的商品的恶性循环，从而引起供求不致即资源不优化，生产商品生产相对过剩，出现一方面所谓的过剩商品去倒掉，另一方面工人劳动者支付不起生活必需品，从而导致生产率提高反而生产力倒退的奇葩现象的社会危机的出现!而这种现象又反过来让工人劳动者阶级觉醒，起来反抗资本阶级，导致了社会中两个阶级阵营的矛盾日益针锐，这就是马克思反对在资本主义市场环境中的交换，故提出商品交换要按:价值=交换价值的缘故。
因此，为了消除这种矛盾，马克思提出一种要“革”资本阶级的“命”的最极端反抗，推翻偏护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制度，建立一个公平分配的平等的以占绝大多数人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制度，让绝大多数人可以在科学技术进步中分享生产率提高带来可能的物质生活质量和产品使用价值的提高。这个目的出发点看起来是很不错，但马克思又对工人劳动者阶级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计划分配”的“供求信息一致性”的把握程度，以及管理者的人性无私“性善”的一面太过有信心，于是出现了“计划”赶不上“变化”，于是国际上发生了许许多多完全以“计划经济”为主让某些劳动阶级中选出来的“精英管理者”执行权力分配，历史上有名的“以劳动时间不以劳动生产力为积分的计工分、大锅饭、大跃进”就这样发生了。最震撼的就是当时与美国处于一极的前苏联。这样一个巨无霸的“社会主义国家”倒闭，而中国领导人幸亏及时反省，以“猫论”为比喻，实行“计划与市场并行，但计划仍为主导”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放开了市场的“自组织、自律、自调节”的功能来抵消“纯计划”的“副作用”，实行“若即若离”的社会经济政策，“ 若即若离”的“即”是计划，“离”是市场，当“计划”赶不上（供求一致）的“变化”时要“离”，让市场发挥自律自组织的调节纠偏，当“市场”偏离（供求一致）的“变化”而zF信息相对完全(或信息更对称)时，要“即”!这就像静坐以及修真悟道一样，“高者抑之，低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填离补坎”，丹（中医）道认为:“人体自有大药，取坎补离而已!主（心或自我意识或识神）动而取补为'即'（计划），被（身、本我、物我、元神）动而取补为‘离'（自律自组织）。”老子日:“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时刻用阴柔的坤道为“用”，才可以使系统避免大起大落从而导致“硬着陆”，太过刚强的乾道是非不得以才“用”也，故“革命”是一贴“猛药”救“命”不救“病”，民族兴亡存危之机才用，所以毛泽东用对了，而平时社会有小“病”，要靠调养纠偏即可。一松一弛，一文一武，一弱一强，一正一奇是也。
故，正（治）国如正身与正心，但如何才能“正”而不偏不斜不歪?本质上不过是“信息对称”的“火候”（把握），所以，在“信息对称”与“施行”上“做文章”才是学问与功夫的核心，这也许就是新时代的“知行合一”的特点。这就是我的“正学”发展国学时想到（暂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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