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尔森《权力与繁荣》阅读版

第六章 执法与腐败的根源

存在着一种逻辑上的可能，使得第一章和第二章中的理论出现错误。对这种逻辑可能进行分析很重要（尽管没有人会认为，在现实中这一逻辑可能将推翻我们的论断），因为它将我们的注意力引到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一个新观点上。这一逻辑上的可能性就是，保护某一领地内的所有财产以防被盗，以及提供其他基本公共物品，其成本可能远远超出政府可能获得的最高税收收入。我们在第三章分析无政府状态时曾指出，在无政府状态下，一户家庭可能会理性地使用比花在生产上更多的时间，以防止其所拥有的财产被别人偷窃。当政府承担起法律与秩序方面的责任时，成本是不是相对较为高昂？不管是国王还是民主政府，都无法对一国发生的大小事务了如指掌，而且，用于保护国内所有财产的警察，再加上法庭和监狱，以及与之相伴随的其他公共物品，其供应成本可能会极为昂贵。

事实上，提供法律与秩序的成本，同税收及国民收入相比应该是——在许多国家也确实如此——微不足道的。我们知道，和税收收入相比，提供和平的秩序及其他基本物品并不需要花费多少：许多独裁者攫取大量剩余用于其扩张行径和其他奢侈活动，而且在大部分民主政体中，政府掌握着巨额的自由支配的支出（即不是法律与秩序，或者是民主政体生存所必需的支出）。然而在大部分第三世界国家——并且在前苏联和其他一些前共产主义国家里——存在着巨大的“非正规”部门，其中的大部分人出于必须而生活在法律之外。这些人也受到政府内大规模腐败的侵害。提供为政府生存所需的法律与秩序及其他公共物品，其成本相对微不足道，当我们理解了这一点后，我们会对官员腐败和犯罪，以及为什么某些国家中有大量的灰色经济和非正规部门，有一个新的、更好的了解。

两个主要原因可以解释为什么维持法律与秩序并不需要花费很多。当我们分析暴力和其他成本高昂的冲突的根源时，第一个原因便很清楚了。如果成本高昂的冲突的参与双方了解双方的相对力量，并且双方一致认为一方要远远强于另一方，他们之间几乎从不会发生冲突。双方都知道战争的最终结果，所以他们明白，达成一项节省冲突成本的协议就可获得收益。解决方案通常会考虑到双方的力量差距；弱势一方向强势一方做出让步。与之相对照，当双方力量接近时，以下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增加，即一方对另一方的相对力量做出错误判断，并通过战争威胁而不是接受另一方的条件以期获得更好的结果。这是人们通常逃离无政府状态地区，甚至（在必要时）搬到受压迫剥削的地方居住的一个原因。

当个人，如某个独裁者，确立了其地位时——或某个民主政府建立了警察武装后——政府的力量要远大于其国民或公民的力量。一旦清楚了事实果真如此，政府通常就不再需要为对付其国民支付大量费用；其国民很清楚，他们最好选择不与政府对抗。

这一观点并不新颖。霍布斯曾就独裁专制政体这一特定情形，雄辩地论证了这个观点。他鼓吹拥有强大权力以令所有国民完全臣服的君主。他相信这样的君主是确保和平秩序所必需的。

政府不需花费昂贵代价维护和平秩序的第二个理由是，通过建立正确的公共政策和制度，政府可以依靠强大的私营部门激励机制，大大加强其执法方面的努力，并由私营部门来承担维持法律与秩序的大部分成本。让我们来考察防止犯罪并导致合法行为的私营部门激励机制，它们存在于有良好经济政策和制度的社会中。在经济政策良好、产权划分明晰的市场经济中，个人和厂商的私利是犯罪预防、合法行为和法律执行的一支主要力量。

以防止偷窃或维护产权为例。所有者的私利促使他们谨防盗贼。个人和厂商的利益促使他们设锁、藏匿贵重物品、雇佣门卫并保持警惕。需要承认的是，在产权界定模糊的社会中，甚至在无政府状态下（如我们在第三章中所见到的），个人和厂商对避免成为盗贼的牺牲品有相似的利益。然而，在产权明晰界定的社会中，个人和私营企业出于他们的自身利益，采取的防止偷盗的措施强化了法律，并降低了政府执法的成本。

私营部门中个人和厂商的私利经常会有助于警察、法庭以及政府缉拿并惩罚盗贼。当某户家庭或某家企业成为盗窃活动的牺牲品时，他们通常会向警察报告所受到的侵犯，并提供他们可能所有的任何信息，以助政府缉拿盗贼。有时候企业和个人还会提供悬赏，以获得有助于缉拿曾侵害他们的罪犯的信息。

必须承认盗贼亦有其私利。他有隐藏其犯罪行为并避免被缉捕、而且有时甚至是贿赂警察或法官的动机。在每一个地方，罪犯的个人利益都会对法律造成破坏。然而，在一个拥有良好制度和经济政策的市场经济体中，另一方面也总存在着犯罪行为的牺牲品和潜在牺牲品，他们不仅锁住其资财并藏匿贵重物品，而且报告他们所受的侵犯，向警察施压以追回被盗财产，并提供不利于这些侵犯者的证词。

1、维护法律的压力

在我们对私营部门里的个人利益限制犯罪和腐败这一事实——当存在良好的制度和经济政策时——进行仔细考察时，会发现其拥有与我们第一印象相比重要得多的意义。不妨考虑针对欺诈行为的执法成本问题。尽管警察和法庭在遏制欺诈中作用重要，但不想被欺骗的个人和厂商的谨慎小心确实也至关重要。只要政府实行购买者自我当心的政策，政府便不需要为同欺诈做斗争而支付很多。

再来考虑贷款合同的执行问题。假设某位借款人决定不还钱。借款人有做出不利于贷款合同执行的行为和动机，但贷款人通过对借款人的声誉和未来信贷渠道构成威胁，甚至在必要时通过请求法庭扣押其财产，来迫使借款人还款。因为在决定向谁贷款时，贷款人倾向于那些风险最低的借款人，这使得还款份额比贷款人不使用这种判断方法要更高一些。这当然会导致还款行为更为普遍，并形成对源于相互同意契约的私法的习惯性遵从。

我们还可以考虑私人领域的民众和厂商在权力和财富上的差异。通常情形下，在成功的市场经济体中，同样是财富和权力的不平等，在其他方面会成为问题，但在此却有助于维护法律和秩序。当人们对偷盗行为和合同的履行争论不休时，更有地位、更富裕的利益集团通常站在维护法律这一边。如果通常意义上的盗贼不如其受害人有钱或有政治影响，私人领域力量对比的结果就会法律一边。如果贷款人平均而言比借款人更有影响，贷款合同履行的效果也会更好。而通过形成合理的借贷条件，这也有助于那些能从借款中获利的人。我认为，支撑许多法律的私人领域的净力量是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正如我们在后面所要见到的，在经济政策不善和制度不良的社会中，情形会大为不同。但在此刻，与我们上面的讨论相关的论点是，因为存在私营团体的私利，拥有适宜的制度和政策的政府，能够以相对低廉的成本维持充分的法律和秩序以促进经济发展。当我们将这个论点与下面的观点——各种多数人团体在社会中拥有广泛的利益，这促使他们关注生产力，后者进而又促使他们限制对自身的再分配——相结合，我们便会形成对现代民主社会相当乐观的看法。控制这些社会的、具有共容性的多数人团体具有选择良好经济政策和制度的动机；进而，他们能以适度的成本获得合理水平的法律与秩序。

2、私人领域针对执法的普遍一致的压力

现在让我们来考察那些没有良好经济政策和制度的国家。假设由政府来确定价格并将价格设定在市场出清价格（market-clearing price）之下，需求量便会高于供给者在低于市场出清价格下所愿意提供的数量。于是出现下面的情形，即可能存在以高于控制价格、并低于市场出清价格来进行的互利性交易——买卖双方均可获利的交易。双方都通过违反法律而获利，而且同违反私人产权方面法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没有一方有报告受到侵害的动机。基本上，私人领域的所有激励机制都倾向于破坏法律。当然，如果政府将价格设定在市场出清价格之上，同样的结论也成立。

现在假设由政府决定某种商品生产多少，而且，由计划者所确定的数量低于市场所愿意产出的数量。有些购买者便不能获得其所期望的数量的该种物品，而通过以这些购买者愿意接受的价格向他们提供该物品，某些潜在的售卖者便可获利。双方都会因规避法律而有所收获，在必要时，他们会贿赂本应执行这些法律的官员以获利。

假设政府规定，某种物品必须以超出市场意志的数量，或者在市场根本不需要的情况下进行生产。如果生产者不生产该种物品，或不按规定的数量生产，他们就可以节约大量的成本，而且（因为依照约定该项生产活动并不经济）该物品对购买者不是物有所值，所以他们不会强烈反对生产者的行为。推而广之的论点是，违反市场规律（market contrary）的立法或政令，必然使得所有各方、或几乎所有各方都形成规避法律的动机，并可能导致政府部门犯罪和腐败行为的泛滥。

因而，许多社会里政府部门腐败大量滋生的一个原因便是，他们所规定的结果是所有的或几乎所有的私人团体所力图避免的，而且私人部门中没有任何人愿意向权力机关报告违法行为。更进一步来说，若市场中的双方因违法而被抓住，他们有劝说或贿赂官员放弃执法的相同动机。基本上，私人领域的所有激励机制都站在破坏法律的这一边。政府部门迟早会变得腐败和无效。

与繁荣市场经济国家内的政府比较，第三世界的政府试图推行远远为多的违反市场规律的政策。正如上述论点所预测的，其政府部门也要腐败得多。存在于第三世界的规模巨大的非正规经济，不仅证明了违反市场规律的政策的数量之多，而且证明了这些政策在长期内所导致的第三世界政府腐败无效的程度之深。

当然，在苏联模式的国家中，违反市场规律成为国家的行为规范。许多人证实，如果有时不从事半合法或非法交易来获得投入，工厂经理们甚至无法完成任务——无法达到其配额。苏联模式计划经济的全盘体制是如此地逆市场而行，甚至高层官员们——或者特别是这些高层官员们——不得不违反规则和计划，以期完成下达给他们的任务目标。也就是说，违背市场规律的行为经常成为完成某些体制内目标的障碍。

对存在于东方的犯罪及官员腐败的一系列抱怨，我们现在已获得了部分的解释，但仅是部分解释而已。我们将会见到，当我们说苏联模式的社会以前所未有的程度限制了私人产权和市场时，我们在很大程度上低估了这种类型的安排对守法行为和政府官员人格的损害。斯大林首创的这种类型的体制，具有比我们上面讨论所能解释的更为本质的特征，这导致了甚至更多的违法行为和官员腐败。

我们不仅需要解释为什么腐败在苏联模式体系的生命期内有了显著增长（而且为什么对后苏联社会而言腐败是一严重问题），并且需要说明苏联模式体系的其他特征及转轨的困难之处。我们发现，在本书中所形成的理论，只要稍作延伸，就可以为斯大林所创造的体制类型，为向市场经济的民主社会转轨所面临的困境，提供一个全新的理解视角。我们在下一章开始讨论这个新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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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1-20 15:58:10 上传

《权力与繁荣》第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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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苏联模式的专制理论（上）

为什么苏联曾一度被人们视为对美国及其盟国构成了经济与军事上的威胁，第一章和第二章中所讨论的专制理论集中揭示了两个方面的原因。苏联是一专制政体，因此：（1）它由一个共容利益集团所统治——其他情况相同时，苏联领土上的生产效率越高，可供专制者实现其目标的资源也就越多，所以苏共第一书记有提高社会生产效率的强烈动机；（2）其领导人从社会中攫取了最大可能的剩余，以增加其政治权力、军事力量和国际影响。

尽管这些因素很重要，但它们不能解释苏联专制政权的共产主义性质。在斯大林巩固其对苏联政治体系的控制之前，尚无一位专制者如斯大林那样对苏联的组织实行那样的控制。为什么斯大林强加给苏联（以及其后的卫星国）这样一种经济体制，即几乎全面的国家所有制以及由政权来决定的大部分价格和工资？

通常意义上的假定——选择中央计划经济是出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意识形态——并不足以解释问题。专制者行为可由意识形态来解释的说法不构成一种解释，这只不过是增加了一个词而已，除非我们解释清楚是什么促使了该意识形态的出现，以及为什么专制者选择了这种意识形态而不是其他什么学说或折中观点。当渴望权力的专制者努力赢得权力，并进而支持在他必须获胜的选区或权力基地（power base）内广受欢迎的某种意识形态时，我们就可以解释他对该意识形态的运用。因而，在斯大林为赢得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专制统治而奋斗时，他便毫不奇怪地加入了明显处于强势或关键性地位的布尔什维克派别，该派别（和列宁本人一样）选择了市场导向的新经济政策，并决定反对对农业实施强制性集体化。

在他攫取了不受挑战的权力后，斯大林不再需要取悦任何布尔什维克派别，并进而采取了他以前所反对的政策：由国家对经济的全盘吸收以及残酷的农业集体化。他的所作所为是出于我们并不清楚的意识形态原因，这样的说法并不能为我们提供更多的解释。马克思的著作并没有要求斯大林所强加的那种经济组织形态；马克思致力于研究资本主义，而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组织形式几乎什么也没说。由于斯大林的实践和宣传，随着时间的推移，马克思列宁主义意识形态已逐渐等同于他所实行的那种类型的经济和政治体系了，但是，事发之后再使事情合理化，这种做法不能解释斯大林获得专制权力之初的选择。

对存在于苏联专制政权内的特殊经济体系，现存的解释显得不足，有鉴于此，我们需要扩展第一章和第二章所提出的专制政权的一般理论，使得它能清楚说明苏联专制政权的特殊经济体系。

1、专制者攫取的限度

是什么限制了专制者所能从社会中攫取的资源的数量？如前所示，不同于人口众多的社会中的单个罪犯，理性的专制者并不竭泽而渔。考虑到他无所不包的利益，他持续降低税收-偷窃的比例，从完全没收的水平一直下降到这样一点，在这一点上，他从较低的比例所导致的产出和税基的增长中的获益，刚好抵消他因提取较小的产出份额所受的损失——这使他处于收入最大化的税率水平之上。他还可以做什么以攫取更多呢？一种可能性是没收其国民的资本。另一种可能性是以导致非预期性通胀的数量发行纸币供自己使用，这样专制者就可以开始对真实货币均衡进行征税。还有一种选择是对外借款，然后拒绝归还。

我们从第二章中获知，只要专制者预期的执政时间足够短，这些可能性就都可以实现其利益。相反，希望长期执政的专制者通常会因没收财产、实行通胀和拒绝偿债的做法而损失甚大。我假定，至少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巩固了权力之后，斯大林期望执政（如他在此之前一样）一直持续到老死。在其在位的大部分时间里，他没有用推行通胀的办法来获得资源，并且他非常审慎地归还了对西方公司的借款。在这些方面，他是有长期执政预期的明智专制者的典型。长期执政预期的专制者一般不能从没收资本类财产中获益，因为没收这类财产通常意味着未来投资和收入的减少，进而是税收收入的减少。

因而，对资本物品的征用，因为会降低未来的投资和收入，看来并不能在长时间内增加专制者的税收收入。但有一种办法能够做到这一点，斯大林及其追随者，显然通过多次试错，首先发现了这种办法。

2、增加储蓄和投资的财产征用

斯大林没收了苏联境内的所有农场和自然资源，以及在新经济政策期间隶属私人所有的全部商业和工业产权，进而，苏联的储蓄率和投资率有了长足的增长。一般而言，在斯大林的革新之后，苏联和其他实行斯大林模式的社会拥有比大多数其他社会远远要高的储蓄率和投资率。斯大林的革新是，为其自身目的征收国家内几乎所有的自然资源存量和有形资本存量，然后使用这些资源生产一系列斯大林所需要的产品，这些产品具有比在其他方式下生产要高得多的资本物品和其他物品密集程度。

斯大林以大致等同于所有租金、利息和利润——所有非劳动力收入——的数量增加了他的年税收收入，与此同时，通过由他自己决定多少国家资源用于消费品生产，并通过将这一比例保持在比大部分其他社会都要低得多的水平上，斯大林给予了苏联非常高的资本积累比率。斯大林在杀死鸡之后，依然继续取其卵。在长期的历史中，似乎在此之前尚无一位专制者做到了这一点。

3、税收如何能提高工作意愿？

斯大林及其追随者们，不管是出于无意识抑或偶然，又发现了税收方面的第二项革新。斯大林的大部分资源均通过隐性税收这一特殊体系而获得，即收缴国有企业的所有利润而不是显性地向个人征税。

斯大林命令由他安排的掌管经济的下属将工资定得非常之低，并将大部分消费品的价格定得（相对于这些最低程度的工资而言）相对较高。正如罗纳德·麦金农（RonaldMcKinnon）就这一主题的重要著作所说明的那样，苏联型社会税收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工业企业的利润（以及流转税收入。在价格由计划者决定的情况下，这一税收主要是对这些企业的利润征税）。因而，斯大林不仅为其政权获得了国有企业的全部利润（我们从上一节获知，这些利润包括基本上所有的自然资源租金，以及社会中资本的利息或利润），并且他让他的计划者将工资水平和消费品价格确定在如此的水平之上，以使他所获得的国有企业利润——进而隐性税收——非常之高。（这并不是苏联后期的情形，但我们首先考察斯大林所建立的体系，在后面我们会考察这一体系后来的演变。）

当工资收入定得非常低时，人们就无力享受闲暇生活。每个人都必须进入劳动力市场，其中包括数量甚大的以前从未工作过的妇女。为明确观点，并为了以尽可能简单的方式看清这一体系的逻辑本质，请考虑低于生存水平的基本工资比率。当然，如果这是事情的全部的话，劳动力大军将无法维持生存，国民收入将会减少，斯大林的税收收入也会降低。

但请考虑隐性税收这一斯大林体系的第二个特征：对额外的、超出正常工作时间的、高出标准的、或“奖金性”的工作和较高的劳动生产率征收很少或不征收隐性税收。例如，斯大林使用累进的计件工资率，即随着一个人产出量的增加，计件工资的单位支付水平也随之提高。在实行市场经济的民主社会里也存在计件工资，但通常没有累进计件工资制。如果你的工作是采摘水果或推销保单，你可能依照水果采摘量或售出的保单而获得报酬。但你不会因为较高的产量而被支付累进的较高的单位工资，原因很明显，对典型的雇主和典型的雇员来说，这都不是一个有效率的合同。

斯大林将奖金、累进计件工资比率、对斯达汉诺夫运动（Stakhanovites）实施奖励以及向其他生产效率特别高的工人发放特殊额外津贴等方式结合起来，从而提供给人们他们边际产出或正常工作时间之外产出的很大一部分，而与此同时，斯大林对他们边际内的工作征收非常高的隐性税收。对正常量的工作征收几乎等同于完全充公比例的税收，而对额外收入或奖金性收入征税很少或不征税，其效果是税收提高了人们的工作意愿。

第七章 苏联模式的专制理论（中）

（1）为什么较大的收入效应和较小的替代效应必然会提高工作意愿？

图7.1中，闲暇由横轴来表示，消费则由纵轴表示。为简单起见，让我们假设税收是线性的或税收线是平的，并且税率依据传统的专制原则被设定在收入最大化水平上。让我们进一步假设，这一税率也恰好使得这些工人处于维持生存水平。个人的全部产出由图中的税前工资曲线给出。该人没有获得他或她的全部的产出值，而仅得到低得多的专制者收入最大化的税后工资，这一工资在图中绘出。在如图所示的例子中，该人选择OLF数量的闲暇并获得OA数量的货币收入。专制者得到AB数量的税收收入。

斯大林如何对这种简单明了的专制者最优化选择加以改进？他将个人的工资收入定得非常之低，并以隐性税收攫取该人在正常工作时间内产出值的绝大部分——通过保留国有企业（特别是工业企业）利润的方式，而因工资如此之低，这一利润远较其他情形下要高。

在极端的情况下，个人面对着总额不变的税收CD=EF，而不是对其边际收入征税。该人故而当然选择较少的闲暇。他无法享受很多的闲暇，因为税率很高，并且由于不存在对边际收入征税，他可获得额外工作时间所产出劳动成果的更大部分。斯大林税收模式下的个人将选择OLD数量的闲暇，这将导致高得多的产出。在此情况下，国家会得到CD数量的产出，这比一般专制者以收入最大化税率征税的所得要多得多。该人得到和以前相同水平的效用（以及更多的消费），而专制者获得多得多的收入；无差异曲线（等效用线）形状正常时，CD必然要大于AB。

让我们进一步假设OA代表了维持生存水平。如果运用斯大林体系，提高边际内税率并降低边际税率（或将其设为零），有可能获得比CD还要多的税收。事实上，如果我们走向极端来假设政权确切知晓个人的生产潜力，并且知道该人维持生存的水平，那么政权就可以选择一种税收总额固定的税制，以拿走工人所能生产的高于其生存水平的一切，而同时仍然能够让工人付出比在水平税率或根本不征税的情况下多得多的劳动。当然，结果不会如此极端，在以下的两个部分我们将考察更为现实的情形。

（2）在存在能力差异前提下的最大化税收收入

如果专制者针对劳动生产率不同的个人运用不同的税率表，他比在同一税率表适用于每一个人的情况下可以征收多得多的税收。在典型的现代民主社会中，高收入群体比低收入群体面对更高的税率，但每个人都面对同一个税法或税率表。

当每个人都面对相同的税率表时，对人们最初几个小时的工作比边际工作时间的工作征收更高的税收，而同时将税率保持得非常之高，是不可能做到的。很显然，如果对我们工作日的前四个小时的工作征收重税，对其后的两个小时征税较轻，并对随后时间里的工作不征税，那么我们就有大幅度增加工作时间的动机。我们具有强烈的工作意愿，这是因为如果对我们前几小时的工作征税足够重的话，我们变得相对较穷，税收的收入效应将促使我们更多地工作。如果对我们最后几小时的工作不征税，较大的替代效应将促使我们工作得更多。经济效率将会提高。

假设美国决定对个人年收入的前5000美元按99%的比例征税，第二个5000美元按98%的比例征税，并以此类推，并对高于某一特定水平的个人收入不征税。这一方法——逆转通常的累进税制，对低收入者以比对高收入者高得多的税率累退地征税——将造成这样一种情况，即劳动生产率最低的一批人将无法获得足够的收入以维持生存。对人们最初几个小时的工作——或更一般地，对他们边际内收入——征税较多，而对他们的边际收入不征税，这样一种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效率的税收政策，不仅在道德上令人反感，而且当同样的税法适用于每个人时，这样的税收政策在现实当中也是不可行的。

然而存在着一种方法，狡诈的专制者能够攫取能力较强的人生产的、高出其生存需要的较多剩余中的大部分，与此同时，也能够攫取生产潜力较低的人产出中超出生存水平的剩余中的全部或大部。斯大林和他的顾问们不知以什么方式发现了这一方法，并将这一方法付诸实施。这个方法就是针对社会中每个职业和能力层次制定基本的或边际内的工资或薪金，其目的是从每个职业和能力层次的人们那里征收最多的收入以供专制者之用。

所有需要做的就是，针对从事需要较高能力工作的人们，制定几乎和非熟练工人一样高的基本或边际内工资。处于较高生产率岗位上的能力较强的人被征收高得多的隐形税收。即使需要，也只要用最少的奖赏，就能激励能力较强的人们接受需要较强能力的工作，因为对边际或“奖金性”收入征税极少或不征税的体系意味着，生产率较高的人们可以保留其额外工作中产生的较高产出中的大部分。

（3）图解性陈述

图7.2描述了两个人所构成的体系，他们从事要求不同能力水平的两份工作，并且假设政权可以向他们征收按字面意义理解的总量固定的税收。同样，OA给出了每个人生存所需的消费水平。天赋较低的个人（非熟练工人）的全部产出由FC表示；天赋较高的个人（经理）的全部产出由FE表示。通过将每份工作的劳动报酬率确定得远低于生产率水平，但对边际报酬几乎不征任何税收，专制者大致可以达到总额固定的税收或人头税的效果。通过对要求高和产出率高的工作比对要求低的工作更重地征收边际内报酬，即通过使得两种类型工作的基本或边际内工资差别远小于其劳动生产率差别，专制者可以获取能力较强的个人所生产的、高出其生存需要的较多剩余中的大部分。

对经理的税收是DE=FH，而对工人的税收是BC=FG。如果经理和工人有相同的偏好排序，则经理必然发现比处于维持生存水平的工人更少地使用闲暇时间，这符合他的利益。阻止专制者将能力较强的个人所生产的、超出他的消费的剩余全部拿走的唯一因素是，对能力较强的个人而言，政权对他们确切的能力和潜在的劳动生产率水平的知识不完全充分。当这方面的知识得以改善，专制者可以获取能力较强的个人所生产的、高出其生存需要的剩余中的更大部分。

事实上斯大林政权并不实行固定总额的税制，而对不同个人的潜在劳动生产率也仅有一个大致的认识。但斯大林政权知道哪些工作要求较高的能力。它实行一种由两部分组成的工资制度，采取非常低的基本工资的形式，并使得这一基本工资对要求高超能力的工作仅比非熟练工作来得稍高一点。对要求高度技巧和没有此要求的工作，都不存在对边际收入的征税。对最低技巧要求的工作，斯大林政权将其工资定得非常之低，即使在不存在边际收入税收的情况下，工人也仅能得到大致等同于其生存水平的收入，而斯大林政权则攫取了他们生产活动的所有余下部分。生产率较低的工人的情形在图7.3中绘出。

对能力要求较高并且产出率较高的工作，斯大林政权订立了仅仅稍高一点的基本工资，但允许能力较强的人保留他或她边际或奖金收入的全部，或几乎全部。生产率较高的工人的情形也在图7.3中绘出。尽管该政权攫取了能力较强的人所生产的、超出其生存水平的较大剩余的大部分，但政权无法得到这一剩余的全部。为了激励能力较强的人们从事产出率较高的工作，并激励他们在这些工作上更加努力，政权必须让他们获得其边际产出的全部或大部，而这些收入高得足以保证这些工人最终得到高于生存水平的消费。

（4）从各尽所能，到老板掌管一切

在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各种职业间的基本或非奖励性报酬差别很小，这一点据说是源于平等主义的意识形态。实际上，斯大林抛开平等主义观念，而致力于最大化人们从事生产的意愿——对此他毫不掩饰并着力强调。通过对边际收入很低地征税——奖金，分配住房，在工作场所发放稀缺消费品，对斯达汉诺夫工作方式实施奖励，以及类似的做法——并通过订立非常低的边际内收入，使得人们相对几乎无法享受闲暇，来促使从事最为重要、要求最高的工作的人们做出额外的努力。如果这一体系是受平等主义伦理所驱动，为满足专制者需要的隐性税收就不会如此之高，也就不会有累进计件工资，或其他导致边际收入极为不平等的设计安排。

斯大林明确指出，为改善激励机制，收入必须不平等，而且这些不平等也确实存在。我们已经见到，只要边际税率为零或非常之低，斯大林仅需维持边际内报酬率的很小差别：能力较强的个人，如果从事产出率较高的工作，就能以奖金和其他形式的边际报酬的方式挣得比他人多得多的收入。考虑到工资报酬仅能维持非常简单的消费，要求较高的工作所提供的较高边际报酬就更有吸引力。在劳动生产率较高的工作岗位上，能力较强的个人也有比能力较弱的人工作更加努力的动机，这是因为边际收入的税率很低，故而前者因其边际时间的工作可获得较高的税后报酬。

因而，征税最多的税收体系满足两个条件。第一，这一体系对产出率较高的和较低的个人实施不同的隐性税收税率表。第二，在第一个条件满足时，就有可能（甚至在税率非常高时）对边际内收入征收远比边际收入高的税收。我们所熟悉的西方累进收入税制根本不满足这些条件。因此，甚至在攻击市场民主国家的收入不平等时，苏联也从未认真实行过累进收入税制，这一点也就并不偶然了。例如，苏联在很长时间里的收入税最高税率仅为13%。

为了防止国有企业的经理层和工人得到任何专制者隐性税收，企业间支付不得不通过国有银行系统进行；通常企业仅允许保有少量现金。现金支付活动，如向工人发放工资，是由国有银行而不是企业来进行的。进而，企业经过银行账户的支出也受到计划官员的限制。（在苏联模式国家的后期，这一体系发生了改变，但这一点必须要留到下一章来讨论。）

我们已经解释了这一矛盾，即在斯大林体系下，收入不平等的程度受到限制，而且收入中以税收形式被收走的比例异常之高，但是，和在高税率和不平等程度有限的前提下所能预期的工作意愿相比，人们实际的工作意愿依然要高。高度平等的边际内报酬率，轻税或无税的边际收入，这些正是税收收入最大化的前提条件。用一句古老的谚语来复述之，这是“从各尽所能，到老板掌管一切”。

在斯大林时期的苏联，收入中用于个人消费的比例比几乎任何一个非共产主义国家都要低，而这正是这里的理论所预测的。和历史上其他任何一个政府所能攫取的相比，斯大林能够攫取国民产出中的更大部分用于个人的目的。

第七章 苏联模式的专制理论（下）

（5）农业部门中的社会主义与剥削

斯大林对税收体制的革新，其起因在农业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布尔什维克党人1917年接管政权时，苏联主要是一个农业国。农业，并且特别是富农——有较大面积农田的那一批人，创造了国民收入中的大部分。因而，除非布尔什维克党人能够得到农村地区生产出的绝大部分产品，否则他们就无法获取苏联大部分的国民收入，这对他们构成了一个主要的问题。最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必须要有剩余的粮食养活他们的干部，这些人主要集中在城市里。他们也需要更多的人在城市的工厂内干活，制造钢铁和武器，以及更多的人在军队和政府机构中为政权工作。所以苏联需要更多的粮食，而这只能从普通农民和富农那里得到。

为获得所需资源以构建重工业，以及生产武器并向党的干部和部队提供粮食，布尔什维克党人一开始时向粮食生产者低价购买粮食，这样就隐性地向富农和一般农民征收了高税。当然，农民的反应是减少产量，自己生产自己消费，以及私下和非法卖粮。布尔什维克党人获得他们所需粮食的唯一可行方法，是向农民支付足够高的价格以激励他们生产得更多。但这将会耗费大量社会剩余，而该政权希望将这些社会剩余用于工业化发展，用于军队，用于增加政治影响和社会威望的工程。所以布尔什维克党人必须制定一套税收政策，以从农业部门获取更多的可征税剩余，而该部门在当时是苏联经济的主要组成部分。

在斯大林巩固其权力之前，部分更为“激进的”布尔什维克党人认为苏联需要“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这是马克思“资本主义原始积累”——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的偷盗行为和大发横财，马克思将其归结为资本家起始时期资本积累的主要方式——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对等物。通过联系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某些布尔什维克党人认为，只有从富农和一般农民那里得到社会主义工业化进程所需的初始资本，舍此别无他途。尽管斯大林一开始站在反对剥削的布尔什维克温和派一边，但在巩固了权力之后，他很快采取了激进的做法。

其后他便尽数充公全国的农业土地、牲畜以及机器，并对藏匿谷物和牲畜的农民实施极为严厉的惩罚。他对富农格外无情，这些人有着反对斯大林政策的最大理由。那些被分配到每个集体农庄的人被赋予了责任，向国家提供一定数量的谷物或其他粮食。斯大林建立的体系有利于监督，故而隐形税收通常无法规避。彼此隔离的机构向集体农庄提供拖拉机服务，共产党基层组织也有助于防止集体农庄逃避隐性税收。因而，斯大林设计的体系更易于确定人们必须向国家缴纳的数量，并进而以多达他们能够被征收的数量向他们征税。

因此我主张认为，集体农庄主要是征税的一种工具，而不是出于意识形态的要求。意识形态所倾向的组织体系是国家农庄，在农庄内工人被支付工资，而国家获得剩余产品。但国家农庄的大部分产出以工资形式支付给工人，所以这些农庄不用向政权提交大量的剩余。斯大林故而选择了集体农庄，并规定集体农庄成员有义务供应他所要求的数量的产品（理论上的“生物产出”）：集体农庄无法保有所需的资源，以向其成员支付国家农庄的工资。集体农庄不像国家农庄，似乎是为了“税收征集”的目的而不是为了“集体主义”治理而组织起来的。

农民们在向集体农庄提供了大量的密集的劳动之后，被容许用闲暇时间在分配给他们的小块私人土地上从事劳作。正如此处的理论所预测的，这些地块上的收入通常不被征税。

以斯大林的观点来看，粮食征集制度起了作用。一战期间，沙皇俄国（尽管它有时曾使用过强制性手段征集粮食）无法向城市里的人提供足够的粮食以维持其统治：二月革命就始于因面包短缺引发的抗议。相反，二战期间的苏联政权

“在拥有发展良好的采购制度下……发生了依照集体农庄人口计算的人均粮食产量的灾难性减产，全部肉类和谷物产量中政府获取的比重依然增加。和战前相比，集体农庄成员所得到的是较少的总产量中的缩小了的比重。甚至在战前，政府对待农业人口的消费需求的态度就是严厉而专横的……军事化采购活动意味着对农场库存粮食的无偿征收，这在战时变得更为任意专横。”

总而言之，斯大林的革新使得其政权能够：

1、攫取基本上所有的有形资产、土地和其他自然资源的国民库存，以此将所有这些资产每年的产出加入其税收收入中。

2、避免投资崩溃，直接控制消费和投资水平以避免这一攫取行为通常会导致的投资崩盘，以此给予苏联远高于其他社会的储蓄和投资比率。

3、提高对劳动收入的征税，部分地通过引入税收-价格歧视，获取生产率相对较高个人的产出中的较大部分，以此方式将税率提到远高于以前的征税体制下的收入最大化税率。

4、降低边际税率对平均税率的比率，以此通过收入效应（家庭只能享受较少的闲暇和家庭内生产的产出，所以几乎所有的妇女都必须离家出去工作）和替代效应（增加对边际劳动付出的奖励）的双重作用，不仅增加劳动收入中用于支付税收的比重，而且增加劳动量的供应。

到这一体系得以完善之时，苏联比历史上其他任何社会都拥有更多的资源，以供其领导者为达到他们的目的而用。

（6）作为烟幕弹的意识形态

尽管斯大林常被视为马克思主义教派的教皇，事实上他并不是一个真诚的意识形态倡导者。毫无疑问，意识形态在解释他的某些支持性政策和做法时可以起作用，但这里的假设是斯大林并不受制于——甚至亦不忠诚于——我们以前曾称之为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如果斯大林的确是一个坚定的意识形态倡导者，他就不会杀害那些曾同他并肩作战的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早期领袖们，也不会清洗敢于坚持马克思主义原则的布尔什维克党党员，更不会签署苏德条约。斯大林对马克思预测与宣称的国家的衰亡理论也毫无贡献。

然而，他对增加苏联军队的数量和军力，以及这方面的增长所需要的工业和科技基础设施的增长，却所做甚多。尽管斯大林体系的主要特征并不是马克思的著作或列宁的先例——其在新经济政策时期的政策一定意义上是市场导向的——所要求的，但是这些特征却同以下假设相吻合：斯大林最为希望得到的是增长了的税收收入所赋予他的权力。

（7）一个验证：权力对收入的比率

以上理论符合苏联型社会的历史，并且不同于苏联型经济组织源于意识形态的断言，这一理论的分析富于真正的解释性力量。然而，不止一种理论可以符合历史事实，而同时提供有意义的解释，因此我们必须自问，这一理论的哪些潜在含义将使该理论接受进一步的检验。

如果该理论是正确的，那么军事或地缘政治力量，以及增加政治领导人地位和威望的工程项目的支出，相对于其人口的生活标准而言，应高于其他社会——甚至其他专制社会——的相应方面。对历史记录的大致观察就足以显示情况确实如此。

存在着许多专制国家，为共产主义国家提供了有益的比较。例如二战以来，特别是在拉丁美洲和非洲出现了许多非共产主义专制政权，但它们之中没有任何一个像苏联或共产主义中国那样地位强大或影响重大。当然，这些专制政权不像苏联或共产主义中国那样控制着如此广大的地域或众多的人口。

沙皇俄国尽管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但并不能在克里米亚战争中为自己赢得有利的位置。它甚至不能在1904—1905年战胜当时仅为半现代化岛国的日本。类似地，蒋介石掌管的中国尽管拥有世界上最多的人口，但在军事上积贫积弱。

我们还可以比较一战时期的沙皇俄国和斯大林的苏联。一战中，德国从战争一开始就倾全力在另一条战线上同英法作战，通常只使用少量兵力对付俄国，尽管如此，庞大的沙皇帝国基本上被德国一个国家就击败了。与此相对照，二战中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取得了对纳粹德国作战的胜利，尽管德国在对苏联作战的前线布置了他们大部分的兵力：直到1944年诺曼底登陆之前并不存在“第二战场”。尽管二战中德国地面和空中军需品的产量是一战中的2.6倍，但是二战中苏联军需品的产量是一战中俄罗斯帝国军需品产量的24.5倍。

不管对两次大战中俄罗斯专制政权的不同命运作何种解释，毫无疑问的是，二战后的苏联获得了公认的超级大国地位，这一点是沙皇专制政权从未达到过的。而且沙皇们也没有完成什么足以同苏联向太空发射航天器那样声名远播的创举。

当斯大林体系运用于中国、越南和朝鲜时，这一体系再一次使得共产主义政权在军事和政治上比其他第三世界政权远为强大。在军事上，共产主义中国再也不像它所取而代之的专制政权那样无足轻重了。它（和朝鲜一起）在朝鲜战争中同美国及其盟国打成平手。而且还有共产主义的北越迫使美国最终放弃其在越南战争中目标的壮举。部分原因是美国对越南战争和朝鲜战争的承诺远非完全、美国使用核武器受到限制，以及其他因素。尽管如此，当我们将中国、朝鲜及越南的共产主义政权的军事和地缘政治影响力同它们的前任政权相比，或同具有类似可怜生活水平的其他第三世界国家比较时，我的理论，即共产主义经济在动员资源或征集税收方面是史无前例的有效体制，当然得到了支持。

（8）斯大林体系的低效与衰落

不过，我们不应忘记那个有名的观点，即苏联体制即使在其最好的状态下也是低效的。苏联体制动员了数量极为可观的资源，但它却没有很好地使用这些资源。斯大林的无偿征收制度扼杀了经济有效运行所需要的市场。为了得到那些在市场经济下会成为利息、租金和利润的东西，斯大林征用了苏联境内资本、土地和其他自然资源，并因此扼杀了私人财产和服务于这些财产的租赁市场。由于扼杀了私有企业，他造成社会无法从私人企业家的创新活动中获利。通过行政手段决定工资收入水平及其差别，以得到劳动力收入中的更大比重，斯大林也扭曲了劳动力市场，尽管由于其税收主要针对边际内收入，所以扭曲的程度比预想的要低。出于斯大林体系资源动员或税收的需要而对市场的扼杀和扭曲，其结果是苏联型社会的全要素劳动生产率要低于——且越来越低于——处于可比发展水平上的市场经济体。

早期苏联型社会，尽管全要素劳动生产率低速增长，却依然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这是因为他们的投资率超乎寻常的高。我在前面曾论证，异常的储蓄率和投资率转过来又归因于他们所攫取的国民产出的异常高的比重。二战后大约二十年的时间里，脱胎于斯大林的革新与征服的社会，通过它们非常高的储蓄率和投资率，弥补了它们的低效。

我们已经知道，随着时间的推进，苏联型社会开始停滞。尽管它们得以继续它们的高储蓄与高投资，但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它们已无法获得甚至是适度的劳动生产率增长了，虽然它们距离赶上西方的水平依然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苏联型社会最终变得极为僵化并终于寿终正寝了。

为何一个如此适应斯大林的体制——该体制使得他成为可能是世界上最有权力的个人——变得如此之僵化，以致在长时间内甚至无法继续存在下去？这不是一个斯大林自己需要担心的问题。套用凯恩斯的话来解释：在长期内斯大林死了。但这是一个我们必须回答的问题，只有回答了这个问题，我们才能够知道为什么苏联型社会逐渐恶化并最终崩溃的。不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也无法理解转型为什么会如此困难——或者，后共产主义社会如何完成转型过程并实现西方社会程度上的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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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1-22 22:07:53 上传

《权力与繁荣》第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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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共产主义的演进及其遗产（上）

尽管市场在苏联型社会中所起的作用远比通常认为的要大，但斯大林体制显然必须通过命令与控制体系，来处理数量令人吃惊的事务，为达到这一目的，它又必须依赖一支数量庞大的、由特权阶层及重要性相对较低的行政官僚组成的队伍。苏联型经济的领导人——考虑到其必须通过官僚系统做出数以百万计的决定，而其他社会的官僚系统主要由市场来管理——如何才能实现资源配置中甚至是程度非常微弱的理性？这样的体制会对消费者需求不敏感，并会存在导致效率低下的主要条件，这样的观点是如此有名，以致不需对其作进一步的讨论。但这一体制如何能够运行良好足以形成并维持一个超级大国呢？

我已经解释了，苏联专制者的共容利益是如何赋予他强烈的动机，为了增加其税收总收入的目的，尽可能促使其领地变得更为多产。我们仍需解释的是，专制者是如何得以从其官僚机构那里得到信息、计划和决策执行的，而这些是获得连贯性资源配置所需要的。我们必须持续关注对我们的智力构成真正挑战的问题：这样的体制到底为什么可以运转起来？

经济学家、运筹学研究人员和系统分析人员很早就从理论上理解了计划经济充分有效运行需要些什么。共产主义社会的领导人需要让企业经理和其他下属估计每一家企业的各种投入-产出可能性，或者是其生产函数，并极为详细地制定领导人的目标函数或者设定其目的。进而经济计划的制定者在原则上就能为领导人计算出资源的最优配置，领导人让其下属实施这一配置。因为各种条件和各项技术处于不断变化之中，配置的最优化要求整个过程要持续不断地重新来过。

很早以前人们就知道，计算最优配置所需的所有信息，或者将最优配置付诸实施所需的所有信息，官僚体制是无法得到或者处理的。当然，考虑到共产主义国家由隐性税收所动员的资源数量，它们并不需要资源最优配置——它们仅需要最低程度的效率即可。

1、连贯性计划所需获得的信息

为了让苏联型经济实现可容忍程度上的资源配置——事实上，为了让它从根本上可以运行——官僚机构必须集中处理数量令人惊愕的信息。在市场经济体中，只有厂商需要知道它可从每一投入组合中得到多少产出。如果每一厂商拥有这种关于其生产函数的信息，并且知道其各种产出和投入的价格，那么市场经济体，如果它是完全竞争的话，就会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与此对照，在苏联型经济中，中央计划的制定者需要（除许多显性和隐性的市场之外）知道每一家企业的生产函数。为了制定出一个有效的计划，他们需要使用这类信息，此外他们也要详细了解领导人的各种优先考虑。

从对生产表现的监督和对实际条件的经历中得到的信息，只有在生产过程的第一线才会变得清楚易见。这类信息不得不在官僚机构中层层传递以至高层。而各种指令又必须经过这层层官员的传递才能传下来。当经济活动在范围广大的空间内展开，如农业和零售商业中的情形，信息传递和对经济活动的监督由于涉及的距离增加而变得更为困难。而随着官僚机构体积变大，信息损耗也会不成比例地增加，这是因为发生在等级制度每一层面的理解失误通常会传递到其后的所有层面。

戈登·图洛克（Gordon Tullock）、奥利弗·威廉姆森和其他人曾指出，存在于大型官僚机构中的信息问题类似于儿童的打电话游戏，一个小孩轻声告诉另一个小孩一条消息，而当每一个小孩通过话筒向后面的小孩复述这条消息时，这则消息的内容越来越被扭曲了。在大型官僚机构中，尽管所有相关各方都做出最大努力，依然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信息的显著损耗和扭曲。

而出于一些根本性因素，最大努力通常并不可得。如果上级知道经理人员犯了错误，后者获得提升或奖金的机会就会减小。因此下级存在隐瞒其不足表现的动机，而且也存在着夸大其所面临的困难和对潜在产量打折扣的动机。在等级制度的每一层面，造成信息扭曲的动机不断积累，所以这些动机会随着官僚机构体积的膨胀而呈现非线性的增长，而且必然地在中央计划经济体中变得极为严重。然而，这里也必然存在着一个起反作用的因素，否则中央计划经济根本不可能会运转起来。

2、官僚机构内的竞争

官僚之间或官员同工人之间的竞争就是这样一个反作用因素。苏联型社会领导人所面对的从事生产的强有力动机，之所以有时能够被转换成实际经济表现，是因为存在着对官僚机构的信息错误传达和玩忽职守的制约。每个官僚都会受到处于生产活动同一链条或同一序列的其他官僚的限制，即受到那些他们所管理的活动，或者使用该管理者所管理活动的产出，或者向该管理者所管理活动提供投入的官僚的限制。我将处于同一生产序列的经理人与工人称之为序列官僚。每位官僚也可能会受到平行经理人和工人的监督，即那些在市场经济中是竞争者的监督。

让我们首先考察序列关系。每个下属，如果其上级认为他，比方说吃的是草挤出来的却是奶，那么他的境况就会改善。上级无法像每一个下级了解自己的产出那样，对几个下属的产出和投入有清晰的了解，同时上级的上级了解的机会就更少了。所以下级经常能够使其表现比起实际情况来要显得好一些。

与某个给定的活动管理者存在序列关系的活动管理者，因为处于有利位置进行恰当的观察，所以尽管往往等级制监督体系做不到这一点，这一信息问题多少得到了缓解。同某个给定的管理者存在序列关系的管理者，也具有制衡有问题管理者的动机。建筑项目的管理者应该知道是否砖块太少，质量太差，或这些砖块来得太迟，而且他通常具有动机汇报（如果不是夸大）这些缺陷。假设造砖企业的管理者错误地宣称他没有收到所需的稻草，稻草供应方显然也有正确的信息，而且具有将这一信息提交给上级的动机。

领导人可以从处于序列关系的从属那里得到信息收益，《内部圈子》（The Inner Circle）提供了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例子，它既是一本书又是一部电影，据说是根据斯大林的电影放映师的真实生活改编的。在斯大林观看一部片子时，电影放映机坏了。斯大林询问原因后，从电影放映师那里得知，尽管这台苏联制造的电影放映机在其他方面和其模仿对象——德国制造的放映机——相似，但因弹簧弹力不够而无法继续工作。斯大林指出需要面向苏联大众推广宣传苏联伟大成就的影片，一位负责制造诸如电影放映机之类物品的责任心较强的高层官员也被清洗掉了。推而广之的观点是，从处于序列关系中的官僚那里得到的、由其他官僚管理的组织绩效的信息，必然显著改善了苏联型社会的领导人所能得到的信息，并因而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这些社会能变得如他们实际做到的那样强大。

有意思的是，苏联使用了一套用心良苦的制度，由公允的仲裁员和法官组成，部分目的是就企业间供应物品和劳务的质量和时机引发的争端做出裁决。这些仲裁人员的决定和报告必然有助于中央获得更好的信息。苏联在1968年至1980年期间，国家仲裁机关（Gosarbitrazh）每年就要审查650000至700000例争端。

正如此处的理论所预测的那样，苏联型社会的质量问题在消费品领域最为突出。这可由早先那个论点来得到部分的解释，即领导层将资源从生产消费品以满足大众需要，转移到满足领导层自身的目的，并因此获利：生产低质量物品所耗资源较少。但在苏联型国家中，某些生产出的消费品质量如此之差，以致政权和消费者双方都会因为质量的提高而获益——这些消费品有时是滞销货。

请注意个人消费者不同于国有企业的管理人员，对于等级制度中高于应对产品缺陷负责的企业管理人员的那部分人，他们的位置使得他们无法接触和影响这批人。工厂管理人员能够接触到官阶比其要高的官员，并令人信服地自我辩护说，除非负责供应的企业提供数量适度的投入，否则完成本工厂的任务量是不可能的。个人消费者没有类似的机会，而且消费者没有组织起来集体投诉。因此，相比较为其他国有企业制造物品和劳务的企业的管理人员，那些设定为向消费者供应物品的企业，其管理人员处于更好的位置去隐瞒产品质量的低劣状况。令人感兴趣的是，苏联军工企业联合体甚至拥有这样的名声，它所制造的消费品——它有时为自己的管理层和职员生产消费品——比起一般消费品部门的产品质量要好。

现在让我们来考察平行管理人员。管理那些在市场经济下会被称之为竞争性厂商的企业或其活动的官僚，能够对某个特定管理人员的虚假汇报形成制约，并赋予后者提高生产效率的动机。假设某个管理人员在分配给他的投入既定的情况下，对使用这些投入所能生产的产出打折扣，或者实际产量远低于其可能产量，被赋予类似投入和任务的平行管理人员，就有通过承诺或实际生产出较多的产量来造成好印象的机会。因而，当平行管理人员之间存在官僚间的竞争时，在分配的资源量既定时将潜在的生产率上报得较低，或在给定资源量时实际产量较低，对此每个官员必然相应地非常谨慎。机警的上司会相应地利用下属间的竞争，以盘剥他们较为详尽的知识，并对潜在产量做出较好的预测，以及督促他们提高劳动生产率。

只要对官僚间相互竞争而不是相互共谋不存在疑问，处于制造普通私人物品的计划经济或等级制度的顶部的人，甚至可以创造出一种特殊的竞争性市场。实际上，负责某一工业部门的部长可以要求其下属投标——就给定资源数量时他们将会得到的产出数量做出承诺。在本质上，下属对资源的要求和对产出的预计构成了某种拍卖市场。对该部门手中掌握的投入，处于顶端的官员就能在投标者之间以实现最大产出的方式进行分配。这些下属对他们自己的下属可以使用同样的战略，并以此向下类推，竞争性市场许多有利于提高效率的特性便可以在计划经济中得到复制。当然存在着判断不同投标的可信度的问题，以及其他的复杂因素，所以这些体系运作起来会很不完善。

尽管如此，当官僚体制生产可计数、甚至可售出的交易性物品，并且对下属间的竞争确信无疑时，下属间的竞争就形成了某种市场，并且存在着效率收益。当政府制造公共物品，如即使可以量化也无法很好量化的国防、公共卫生措施、基础科学研究等产品时，通常就无法比较不同官员或部门生产的产量了，所以即使是我们刚才描述的此类非正规市场也都无法运作。但当——如在苏联型经济中——等级制度的大部分生产可计数可售出交易性物品时，此类市场可为效率做出贡献：此时，处于任何层次上的官员相互间的竞争形成某种非正规的拍卖市场，该市场为按等级制组织的生产带来少量效率。

3、隐蔽的共谋

以上进行的讨论假设下属间的共谋并不限制官僚间的竞争，也并不减少中央所得到的信息或权力。在苏联型经济的发展早期（或者是在一场清洗运动，或一次如毛泽东所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或另一种形式的全面社会变革之后），这是相当现实的假设。但正如我们在本书前面所注意到的，在稳定的环境中，共谋和其他形式的集体行动随着时间的推移将会增加。

这种共谋可能首先出现在特权阶层和其他高层官僚中。不管苏联的行政官员间是否存在序列联系或存在水平关系，他们在通常情况下都构成了一个小集团。为某一特定国有企业提供主要投入的企业，以及作为这个特定国有企业的产出主要使用者的企业，它们通常在数量上很少，所以只有少量管理人员处于序列联系之中。对水平关系的企业或活动来说，情况也是如此——其数量通常类似于市场经济中寡头垄断行业里厂商的数量。事实上，共产主义政权对超大型工厂和企业的偏好，有时会导致水平关系中管理人员更为稀少。（然而，在某一特定国企中，从事“竞争性”工作、并因而处于水平关系中的工人的数量有时则大得多。）

因为处于大部分联系——不管是序列联系还是水平联系——之中的人员数量稀少，管理人员能以比大型团体所要求的时间快得多地组织起来。然而，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对独立组织的限制——特别是削弱领导人控制的组织——意味着共谋必须以不明显、非正式和秘密的方式来进行。只有经过了一段相当长时期的隐秘共谋之后，当集团已经获得了相当的内部人影响力，以致凭自身之力成为一支政治力量，只有在此时共谋组合才会显山露水。隐秘操作的需要使得集体行动的出现比在其他情况下要慢得多。显然，数量确实很大的一群人无法秘密组织起来，所以那些会削弱领导层控制权的大型组织（如独立的工会）并没有在共产主义国家出现。

因而，在苏联型社会里随着时间的推进，许多团体——特别是某些特定行业里高层行政官员和企业管理人员组成的小型团体——存在着非正规地隐蔽地组织起来的机会。经过更多的时间，下属的下属们也组织起来。后来这种小型团体隐秘的共谋能够向下到达工厂、矿产、集体农庄及零售商店内高层工人组成的圈子。最终甚至企业协会和行业协会也能变为共谋组合或内部人游说团体，它们更多地为其管理人员和成员的利益服务，而不是服务于中央或整个社会。到这一阶段，如此多的权力被分散转移，共谋组合有时能够或多或少公开地使用它们的权力。

第八章 共产主义的演进及其遗产（中）

（1）序列联系中的共谋

对序列联系中的管理人员而言，共谋的利益至少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不会特别大。领导层注意到其是否得到了所希望的最终产品。尽管对这些最终产品负责的下属，存在着指责供应者提供产品有缺陷的动机，但他们这样做的能力受到供应者、次级供应者等的利益制约。因而特别是在军工行业联合体中，领导层肯定持续不断地从序列关系下属的信息中获得某些利益。

尽管如此，至少在最终产品不太可能被领导层注意到的情况下（例如为大众所生产的消费品），行政官员私下里的合作使得事情更糟。举例来说，尽管服务于普通消费者的零售企业和医疗卫生提供者，因其很少受到注意而可以马上获得利益，但这些企业的供应者，仅能通过与监督不善部门的企业间的共谋，才能分享这些利益。如这一共谋得以隐蔽实现，零售企业和其供应者一道，通过向消费者提供较少的物品并保留剩余部分，从而得以获利。最终，消费品零售部门的某些利益集团甚至共谋反对增加消费品的供应，因为价格是固定的，较少量的供应意味着，零售部门的职员从分配这些物品中能得到的好处乃至贿赂都将会增加。在这些情况下，显然存在着与供应者之间互利性共谋的空间。

随着时间的推进，那些处于序列关系中、甚至处于对领导层具有优先意义的领域的官员，也能够通过对各种形式国有财产盗用的共谋而获利，尽管是整个社会的强有力的“拥有者”——专制者或政治局成员——因盗用而遭受损失。一般来说，只有制造物品和接受物品的企业确切了解一方向另一方供应的数量。如果这些企业的管理人员共谋为他们自己保留一小部分，领导层几乎无法注意到，所以所有需要做的就是各方间的可靠共谋。相关管理人员的高级下属最终会发觉发生了什么，若出现了这种情况，集体行动的范围会扩展开来：更多物品被保留下来并在它们之间分配。这些形式的集体行动越是常见，它们的危险性就会越小，并且参加的人数就会越多。最终，这一共谋成为一种规范，整个企业都加入进来，而且需要使用为盗用公共财产而组织的集体行动的成果，以吸引职员进入某一行业。

（2）水平联系中的共谋

在苏联型社会中，真正大获成功的是处于水平联系中的行政官员的审慎集体行动。让我们来考虑一下会提高整个行业生产潜能的知识进步问题。如果国家领导人知道这样的知识进步会带来多少额外产出，则配额会相应增加，而且资源会重新分配以获得最大受益。但社会和中央计划者不能得到每个行业每一时期技术进步的全部知识。他们依赖于本行业的专家和管理人员。这些知识进步的生产潜力应被中央领导层所低估，这符合该行业内企业管理人员的集体利益，并且也符合整个行业的管理人员的集体利益。

行业领导人和企业管理人员接受额外资源后，按要求须提供更多的产品，但只要这些额外产出在事实上并不是可能得到的最大产出（而且如果有人知道这一最大产出的话，也只有行业领导人和企业管理人员知道），接受更多资源也符合他们的集体利益，因为这些资源的一部分也可用于保障他们的个人目的——用于补充企业经理层或工人的收入或闲暇。因此，当共谋成为一种常见现象，行业内企业的管理人员不管是独立于行业领导人，或是同他们结盟，具有垄断有关从被分配的资源中可获取额外产出的信息、以共谋针对处于更高地位的人的集体动机。

（3）共谋扼杀竞争性投标

下属向其上司做出承诺或投标以竞争资源，这一非正式市场因上述原因失去了其强化效率的特征。如果某一行业某一层次上的下属加入集体行动，即使是隐蔽地加入，他们都会运用集体力量，就不相互进行投标竞价达成协议并从中获利。他们一致同意面对分配给他们的资源，向上司承诺较少的产出，并提供给上司较少的产品。这样就会出现他们可以控制、并可部分用于他们自身福利的剩余。

4、共谋的证据：预算软约束

这一权力转移过程最终会达到这样的地步，在此处企业的收入并不是依据它对实现政治局目标的贡献大小，也不是依据销售收入，而是取决于其政治行政权力。这样的结果在非典型案例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如有一段时期在匈牙利就是如此，在该国，被认为是复制资本主义市场并加以改进的社会主义价格体系观念得到了官方承认。依照此理论，国有企业可得到的资源应该以其收益和（通过借贷和债券融资）预期未来收益为限，这和市场经济中的私人厂商一样：当价格适当时，收益不能弥补成本的企业，其经营活动导致经济全部产出的减少。

匈牙利经济学家亚诺什·科尔奈（Janos Kornai）指出，经常发生的是，厂商所得到的资源同其现期或未来收益关系很少，或根本没有关系。亏损企业和盈利企业获得资源的可能性大致相当。理性经济一个不可或缺的要求——不能弥补成本的企业和经营活动最终必须停止消耗资源，从而停止减少社会收入——已不复存在。科尔奈将此荒唐的情形称为“预算软约束”（the soft budget constraint），这个术语非常适合于理解共产主义的后期阶段，它在经济文献中已经十分有名。当然，预算软约束也意味着，产生大量盈余的经营活动无法像社会理性所要求的那样得以扩大经营。

为了看清楚本章讨论的现象是如何导致了预算软约束的最终出现，也为了描述预算软约束如何对经济运行产生灾难性影响，我们可以做一简单假设，即一家企业的政治行政权力同其经营规模成比例，或换个指标，同职工人数成比例。那么相关部门（行业或ZF部门）——或（更糟的情况）整个经济——的全部收入将依照企业的规模或其职工人数在企业间分配。经营活动或企业的价值与接受的资源量之间将不存在任何联系！现实中政治权力的分解转移不会严格依照企业规模或职工人数的比例来进行，但很可能趋向于这些比例。因此，上面描述的权力的分解与转移，最终会使苏联型经济的计划丧失任何理性成分，不管是从专制者还是从全部人口的观点来看都是如此。当这样的僵化过程发展到程度很深时，预算软约束对社会造成的损失必然会十分巨大。

研究苏联型社会的专家发现了许多类型的行为，这些行为可以肯定归因于隐蔽的集体行动。例如，杰里·休（Jerry Hough）和默勒·费恩索德（Merle Fainsod）曾希望了解“是否在苏联如同在西方一样，大家所熟知的被监督者转而控制监督者的情形没有出现”。类似地，迈克尔·蒙迪亚斯（Michael Montias）描述了发生在波兰社会的一段可与上述情形作比较的进程——这一进程很大程度上对20世纪70年代后期波兰经济崩溃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现在被称为‘ZF部门游说集团’的团体，当时成功地施加了压力，为它们指导的企业争取了更多的投资和进口，而这发生在不论是增加投资还是进口都将对经济造成极为不利的影响出现很久之后。”

再回到匈牙利，安德拉斯·纳吉（Andras Nagy）和厄尔泽贝特·赛莱（Erzsebet Szalai）均描述了这样一段进程，在其中大型企业的集体行动成为政策制定和经济运行中的支配性力量和有害力量。

如果相互分离的共谋团体、企业和行业组织中的每一个体都具有推动社会运行的强烈动机，则上述的隐秘集体行动的不断累积将不会对苏联型社会的生产率造成如此重大的损害。尽管高居于中央的专制者或政治局成员对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有无所不包的利益，但这些相互分离的共谋团体和特殊利益组织却没有这样的利益。他们的动机很像市场民主社会中特殊利益狭隘组织的动机，并几乎像单个罪犯的动机那样充满了邪恶不当的成分。

第八章 共产主义的演进及其遗产（下）

5、执法与腐败

第六章讨论了违反市场规律的政策是如何削弱守法行为并推动官员腐败的，这是因为这些政策促成了这样的局面，其中所有相关各方拥有共同利益以规避法规，对当权者隐瞒规避行为，并贿赂相关官员。我们知道，苏联型体制隐性税收独特的高税率意味着对市场大量的干预，而这导致了腐败的盛行。但苏联型体制违反市场规律的特征并不足以充分说明制度促成腐败的倾向。回到我们早先所作的固定匪帮的比喻上，我们就可以对此做最好的理解。

将隐性税收体系同传统上专制者以税收方式进行偷盗作比较，苏联型体制促成腐败的最为显著的特征就很明显了。将社会上的生产性资产和产品存放在其国民手中的专制者必须要同避税作战，但维持社会秩序的大部分工作都是由其国民来完成的。每个国民都会保护自己的财产，这使得传统型专制者可以将其国民中的偷盗行为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并将其官员的受贿活动控制在一定程度之内。

与之相对照，如果专制者将其领土内自然资源和有形资产产生的所有租金、利润和利息全部拿走，并以最大程度地得到劳动力隐性税收来设定工人的工资，则其国土之内几乎不存在私人财产或私人经营的生产活动。除了某些个人物品以外，其国民几乎没有出于他们自身私利需要保护的财产。每一个相当规模的企业的固定资产和库存都属于专制者，他是唯一自动具有保卫这些财产的动机的人。为最大化地收取隐性税收，专制者及其下属必须控制几乎所有的生产活动，因此每个管理人员都部分地是税收官员。

专制者因而拥有了任何人都照看不过来的财产和税收收入，所以必须要找一大群人来照看这些财产，而且必须要有人来照看这些照看者。如果那些照看得最好、为中央收税最多的人受到奖励，而那些遗失了财产、税收最少的人受到惩罚，那么每个人都受到别人的照看，且所有的税收都得向上传递：照看者和收税人相互照看和收税。尽管推翻专制者并发还他所攫取的不义之财符合他们所有人的利益，这样的反抗行动将是成百万人的集体物品，但采取步骤以得到这一集体物品会带来高昂风险，单个人则不具备承担这些风险的动机。

（1）联合起来

但当专制者的国民在小型团体中最终形成了彼此间足够的信任时，他们就会为他们的共同利益在集团内安全地共谋。截留部分不义之财符合他们共同的利益。只要截留产品、偷盗国有财产、或者不尽责工作只在共谋的小圈子内为人注意，它们就不会被中央所发觉。专制者无法亲眼看见，他只能通过底下人的汇报才能了解。小圈子内的每个人都会得到共谋收益的相当部分。随着时间的过去，越来越多的小圈子达成明确协议或形成默契，他们将较少地工作，将他们控制的资源更多地用于他们自身的目的，并将更多的国有财产在他们自己之间分享。

然而，小圈子所能得到的是有限度的，超过这一限度，就会被圈子外的人发觉。如果管理人员拿得太多，其下属就可能会注意到。如果A部门的人拿得太多，B部门的人可能就会知道。所以，管理人员及其下属，或A部门和B部门，如果经过一段时间能够相信对方会保守秘密，他们就能达成协议，为他们自己更多地保留他们生产的产品和控制的资产。最终整个企业、行业、地区、甚至是种族或语言团体形成协议，如果不是明确的协定也会是以默契的方式，认为他们能够而且也应该为他们自己保留更多：越来越多的财产就这样被夺了回来。

中央有监督国有资产照看者的人员：高级官员、党的干部、警察、秘密警察以及其他监察人员，他们的工作是保证专制者的财产没有遭到任何偷窃，并且每个企业、行业、地区以及种族-语言集团为中央生产出大量隐性税收。但如果除中央外没有任何人拥有财产，而且除中央外没有任何人具有得到隐性税收收益的法定权利，那么除中央外的每个人都有动机去引诱这些官员，使之成为不计其数的阴谋的一部分。

如果从事监督工作的官员能让中央相信，他们保卫财产、增加隐性税收收入的工作完成得很好，他们可能会受到中央的奖励。但即使是截留产品或盗用资产收益的很小一部分，也可能会比因官职提升所获得的额外工资价值更高。对这些官员而言，最好的结果是受到提升，然后在更广泛的经济领域内分享隐性税收和国有财产。当然，防止这样的事发生是中央的利益所在，但中央对所发生的一切，除了下级官员外几乎没有其他的信息来源，而所有这些官员都可从参与阴谋中获利。如果中央依据最轻微的怀疑做出最严厉的惩罚，那么对体制而言不可或缺的官僚之间的相互竞争就会维持得较为长久一些，所以斯大林式的清洗并不像曾经认为的那样对体制有害，甚至可能会使体制运转得更好。尽管如此，在长期，隐秘的集体行动所遇到的困难必然会在越来越多的企业、行业、地区以及种族-语言集团内得到克服。

苏联型社会的运动规律是，他们不仅必然随着时间的推进而逐渐衰退，而且必然会变得越来越腐败。最终会变得像某些人所说的，买东西是不可能的，偷东西却很容易。越来越多的体制受害者开始相信，不拿国家的财产就是抢劫自己的家庭。也就是说，一部分人开始发自肺腑地、直觉地感受到，他们应该拿些东西回来是绝对正确的。

（2）狭隘利益取代共容利益

除了为得到其捕获物而做的最低支付外，专制者攫取一切，所以他对整个社会的劳动生产率拥有共容利益，因而他尽力确保社会的生产效率，以更好地满足其需要。相反，每个共谋圈子、企业游说团体、行业协会和地方社区从社会产出中所得甚少，以致每个这样的团体仅拥有一个狭隘利益——也就是说，对维持社会生产率仅有微弱动机或根本没有动机。这样，危机总有一天是要出现的。

当将本章的观点和前面几章中的理论联系起来看时，本章的观点另外还有几个引申的意义，特别是针对转型社会而言。这些意义不同于由对共产主义和转型的常规看法而产生的意义。因而，我们能够将目前这个观点的推断——以及广为人知的观点的意义——和事实进行比较，而这是第九章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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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2-28 01:55:57 上传

《权力与繁荣》第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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