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曹新先生关于劳资矛盾以及化解的回答，以及一些新视角的研究方法的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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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新:资本是中性的，阶级是人为划分的。在马克思哪里，资本家与劳动者是依据劳动中生产资料所有权划分的。资本家是生产资料的所有人也往往是具体劳动者的一员。分析剩余价值分配，必须将资本家的投资者与劳动者两种身份区分开来。资本作为私人财富有着法律保护私人财产的权利，但资本作为投资，其生产资料资本有着社会性，肩负社会责任。资本主义将资本权利看做是统一的是不对的，是为了掩护资本家过多占有剩余价值。生产资料无论发生怎样的形势变化都难以改变生产资料在人类劳动中的本质角色，任何生产资料都具有社会属性。生产资料的社会属性与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之间的冲突其实就是人类阶级分化的根源，也是私有制与公有制矛盾的根源。在经济发展中，稳定发展首先需要保证个人财富的公平财产权保护，具体到经济实体就是保护资本的绝对稳定与保值。其次才是资本中生产资料资本的社会性，在分配中给予劳动者公平使用生产资料、公平受益的权利。只有研究透生产资料的社会性与所有权之间冲突，我们才能建立符合马克思预期的社会主义分配制度，建立符合公有制实行目的的灵活公有制形式。
我的解决方案是，剩余价值是生产资料使用权与劳动力使用权带来价值增殖，投资者购买劳动力价值理应得到劳动力价值使用带来的剩余价值，劳动者使用投资者自愿赋予的生产资料使用权凭借生产资料的社会属性获得生产资料使用权带来的剩余价值。资本可以是货币、可以是财富，但是资本本身不能增殖，只有资本转化为具体的生产资料与劳动力，并在两者之间发生使用权交换进行生产劳动才有价值的创造、价值的增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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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站在人类社会资源占有的角度而言，基本上赞同你的说法。目前的经济学不管是马克思还是西方主流经济学仍然是以人本主义的角度来看待生产资料的占有。两者不同的是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是从劳动者的雇佣工人阶层角度出发，资本主义主流理论是从作为占有生产资料优势的资本阶层的角度出发。各自站在自己的角度把对方抛开进而忽略，马克思从其为了维护占绝多数人的政治立场上，在论证劳动者（雇佣工人）时把本质上是当时资本主义制度以及资本阶层的私有化过度而不顾及劳动工人的剩余价值合理分配的投资管理经营资本的劳动忽略，归之于资本的“恶”，其实，这是走错路了，资本的“恶”是人性“恶”的体现，是缺乏道德“良知”与违反价值规律和藐视法律的原因。而维护资本主义制度以及资本家阶层利益的经济学家则着重资本家的投资资本的能力，把转化为生产资料和工具与劳动力商品价格总和看作为“死的预付资本”，而资本家在作为使用这些“死的预付资本”的劳动过程从而创造更高更多的使用价值以及出售实现商品剩余价值时，以管理经营的“企业家”劳动能力的夸大化，这是资本主义将资本拥有权与使用权看做是统一而混为一谈的思想，其实是为了掩护资本家过多占有剩余价值。把所有剩余价值的创造或增殖归之于资本拥有权与使用权一体化的“企业家”的英明管理劳动及投资决策。而忽略雇佣工人参与商品生产的创造剩余价值的重要性，从而不让其剩余价值分配的合理性。这种矛盾在计时和计日工资或按社会平均必要劳动时间（表现为社会平均劳动价格）中这种因个别劳动生产力的差异的矛盾集中体现，一方面计日工资中资本家为了最大限度使用己出售给资本家的劳动力商品，延长雇佣工人的工作日的时间，以此来企图在劳动雇佣价格成本不变时企业整体劳动生产力的提高，为资本家创造企业效益以及增加剩余价值的私人占有的最大化;但雇佣工人由于计日计时而不考察个人具体的劳动力的使用价值以及个别劳动生产力，于是工人也会耍小聪明以抬工拖延时间来获得工资。有些企业和机构就是被某些只拿工资不办实事的员工或驻虫搞垮台的，这种在国企中出现比较多，而在私企中资本家也会因一些用人不当而被诈的。这样的结果就双输。直到计件工资和计效益提成工资以及承包合作计价的劳动力商品交换形式的出现才使上述矛盾得到缓和，最近更是出现了技术以及管理决策甚至提供信息（权力信息的寻租）入股的企业，比如，华为的技术入股等，有些点子公司以知识管理决策合作分成形式提供信息，但也有某些权力层的腐败分子以zF的权力信息出卖泄露国营企业信息给私营同行企业，以使其在竞争中取得优势，使其所在的公有国有企业资本流失亏损或市场竞争优势下降。有些人甚至国家机密来寻租获私利!这或许就是“雇佣劳动”的“恶”的一方吧!任何一头的过度就会出现“亢龙有悔，物极必反”，可见发展到极端，会向相反方向转化。
最后这种与“黑砖窑”式压榨雇佣劳动工人的健康和自由的所谓“计日工资”都属于走向极端的“劳动力商品”的交换，马克思在绝对剩余价值中论证批判的就是类似“黑砖窑”，这种生产方式在资本主义初阶段那个信息较闭塞的时期还真很普遍，不说马克思那个年代，就是在改革开放之初，在沿海一些特区中引进的外企中也常听到一些类似《资本论》中描述的情景。


我认为更多更大的商品使用价值的创造以及商品具体的使用价值通过社会交换折算为社会使用价值和社会相对价值（价格）的是除了分析雇佣劳动者与资本家各自对生产资料使用权与劳动力（资本）使用权之外，还应分折雇佣劳动者与资本家的生产资料拥有权和劳动力拥有权的分解，并衡量共同产生的商品价值剩余以及付出的资本分配，尤其是雇佣工人的劳动力（以及自带的装备），在资本家的工人的雇佣关系中没有一个是以生物人的形式与资本家进行交换，往往是以自带装备或技术体现为资本家对其社会劳动生产力或劳动力的使用能预期创造多少社会价值（以货币表现为价格）回报的估算，没有一个资本家在投资他拥有的资时愿意把资本投资到一个只会消耗资本而不会创造社会使用价值或拆算为价值的生物自然人身上，所以，投资或雇佣（都是交换）之前必须有一个比较衡量或选择，这个过程在市场上叫做人才面试或人力招聘等。其实还有一个更重要视角或角度看待劳资双方的交换的，这是从我的价值全息观推演出来的，那就是把劳动力拥有者的工人看作生产资料或生产工具等资本拥有者的雇佣，有人看到这可能会说我异想天开，一个“一无所有”或无力现付购买生产资料或生产工具的“无产者”如何“雇佣资本”?其实我一点也不异想天开，这就是“预后支付”或“透支”，现实中，有人发现一个可以赚大钱或获得巨大使用价值的项目点子，但自己无或不够资本，于是让人来投资自己开发的项目点子使它转化为商品使用价值以期实现超额的价值和剩余价值，说得这里，你想到了什么?不错，马云的阿里巴巴以及马化腾的QQ腾讯，据说当初他们由于资金不足到处找人投资而世处碰壁，马云在资金缺乏之际得到了一个叫孙正义的日本人的投资，谁能想到元始资本的投入在十几年后会有几万到几十万倍的回报?直到如今人们都在问为什么要与日本人合作?并为此让中国人的钱被日本人赚了而喷喷不平，可是如果当初没有那笔资本注入阿里会不会腹死胎中呢?没人知道。据最近有一个新闻报道，说雷军错过了赚几千亿的机会，因为当年马云和马化腾都在资金缺乏时曾去找过小米公司的雷军说服对他们投资。

说到这里可能有点过了，我们回到剩余价值的分配与交换的公平性和效率性的问题来，我提出的解决方案就是要信息透明或对称。在交换中不得欺骗交换双方，以劳动力雇佣为例，面试招聘就是为了防止工人对其技术或能力的欺诈，以免高价格低效率的结果，而工人也要去企业实地考察防止被骗，以免付出劳动为资本家创造剩余价值之后拿不到工资。另一个就是要建立监管和维权部门，监管是防止贪污腐败和诈骗的发生，维权是对弱势群体一方的权利维护，比如，资本家对工人劳动力使用过程中的劳动时间过长而影响健康和人身管制过严影响自由等，再比如，上市公司企业管理经营者对持股的散户资本拥有者的虚假公告从而影响投资决策，使他们被骗高价出货接盘以及低价骗筹洗盘等。这些都是违法的交换，应该给予违法方的严惩和对受害者的维权。当然，这些都是通过双方搏弈的结果，从劳动力使用价值与生产资料使用价值的交换结合产生更高更多的商品使用价值来说是正和搏弈的交换，从劳动力使用价值与生产资料使用价值的交换结合产生的产品使用价值通过“惊跃一跳”实现商品社会价值（以货币形式为价格）之后的比例分配则是零和搏弈。而马克思正是以这和零和甚至负和搏弈的思维分析劳资双方的劳动力与资本的交换。最后，这个就需要有zF部门来维护一个劳动力与资本的流动性选择自由的环境，比如，逐步取消户籍管制等以更宽松的户藉或居住制度让劳动力的使用价值或劳动生产力更大自由发挥以及企业选择面更大，从而资本的效益更大化实现，以实现局部到整体的人才其才和物尽其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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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雇佣，你赋予过多理想色彩了。雇佣制度的基础是私有制、是私有制下经济运行的秩序法则，所以不可能有劳动者与投资者公平平等磋商雇佣待遇、剩余价值分配。劳动者与投资者如何达成公平平等？显然市场告诉我们，劳动力价值市场作用比资本作用大的时候。为什么出现风险投资，因为投资者发现创业经济会有比其他投资更大的回报。一个项目、一个创业团队，给予投资回报远超其他投资的时候，劳动力价值与资本才能形成议价的权利。普通劳动者的劳动力价值创造不出超越资本投资的价值，所以形不成劳动力对资本的议价能力。经济学有个稀缺性，创业劳动力价值稀缺性大于资本，资本稀缺性大于普通劳动力。人是一样的人，但是劳动力价值差异太大。在资本与劳动力的能力竞争中，资本家能形成统一的资本力量，而劳动力很统一力量。即使有工会，在劳动力阶级不能掌握政权、不能建立经济基础，劳动力总是首先被生存条件打到。
      孙正义是日本人，是软银的掌舵人，软银不如红杉投资出名，但也是著名的风险投资商，也是著名的国际金融集团。马化腾、马云的腾讯与阿里巴巴发展在小米之后，雷军是从金山跳槽出来后建立的小米。成立时间比较短。小米发展凭借小米系统、网络营销、借助产业代工回避经营风险，这三点恰恰是雷军的强项。金山发展始终不能壮大，领导人观念不一致、发展方向左右摇摆是很重要的原因。
      面试与就业是双向的，但是无论怎么控制、强调信息对称都不能掩盖经济地位的不平等。而且文凭不能决定能力，能力其实是需要在实践中展现与发掘的。
      要想劳动力与资本形成议价能力，首先是经济地位的平等。可以说私有制下不可能有经济地位的平等。因此我认为，剩余价值合理分配只能是首先在公有制企业实行，。虽然目前国企是国家资本主义，但是毕竟资本是国家所有、全民所有，实践公有制的按劳分配责无旁贷。国企职工凭借按劳分配，剩余价值不断转化股份，国企逐渐从国家所有到国家与职工混合所有，对企业的监督从国家监控国有资产到国家与职工混合监控国家资产、职工资产‘。从资本积累率上看，公有制企业并没有降低，但是从国家投资逐渐向社会性投资转变，符合市场经济运行要求、也符合社会主义原则。当公有制经济彻底实现按劳分配，其示范作用必然显现。国家其他劳动者必然施压私有制企业。当私有制也实行按劳分配，私有制能称之为私有制么？投资者能称之为资本家么？有人说这样搞，投资者逃跑。从短期来看，投资者回报率降低，但是投资者不投资的结果是个人财富加速贬值。从长期来看，私有制分配导致的贫富差距拉大被制止，贫富差距主要会来源于遗产继承、劳动能力差异，无论如何贫富分化的制度性原因被遏制，人民消费能力远超私有制，因此经济发展速度、投资回报率不一定低于私有制经济。按劳分配来对于外资的会有重大的打击。外资无法实现资本主义运作方式，外资控制国家经济的力量被削弱。但是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投资会加强，对私有制经济进一步打击。在同样实行按劳分配的国家之间，对资源、贸易、国家利益的争夺也逐渐和谐。总的来说，我比较看好这样的公有制、这样的社会主义。当然，实行这样的社会主义也需要强大的国家力量。不仅仅是对外部，对内部也是如此。只有能控制住国内、国际局势才有可能成功。过于弱小的国家容易被资本主义颠覆。

曹新 发表于 2017-11-17 12:18
对于雇佣，你赋予过多理想色彩了。雇佣制度的基础是私有制、是私有制下经济运行的秩序法则，所以不可能有劳 ...

对于雇佣，我其实没有赋予过多理想色彩，而是从社会现实出发以及概念之间的逻辑性来进行推演分析的。
如果说:“雇佣制度的基础是私有制、是私有制下经济运行的秩序法则，所以不可能有劳动者与投资者公平平等磋商雇佣待遇、剩余价值分配。”其实正是因为社会中（在上:zF）机构监督组织职责与（在下:劳动工会）维权职责制度不完善所致。

而在纯公有制的分配难道就能企望想以单方面依靠劳动者精英组织的zF建立一套价值分配公平不偏私的“至善利他的”纯公有制度来实现社会公平公正的分配，这是马克思当初提出推翻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理想，但这个理想的前提正是过于把劳动者精英中选出来的掌权管理价值（包括生产资料与劳动力调动以及剩余价值）分工生产和分配消费公正公平的期望过大，忽视了管理者的人性弱点，即有以公谋私的“恶”的倾向发展，不能正视这点的话，即使推翻现有世界的所有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和剥夺资本家们占有的生产资料(资本)来建立所谓的共产主义社会制度又有何用?到头来也不可是使那些原先的劳动者精英取代先前的资本主义阶层而形成一种特权阶层再产生与基层劳动者的对立而已。除非有透明公开的财产公布以及健全的监督机制使他们中的私有心与占私行为不敢产生和越雷池一步。正如你在刚发的一个贴所说:“用政治手段决定分配比例，实际说明我们并没有建立一套正常稳定的经济秩序、经济制度。政治可以剥夺资本家的财产，但是政治不能建立没有剥削的经济运行方式。”如果把建立没有剥削的经济运行方式并形成一种稳定的经济制度，建立在上述那种以没有监督和维权而仅仅单靠管理层自觉自主自省按道德良知或遵循价值规律办事的公有制经济基础来建立社会主义经济体系，我认为当然不太可能实现。当然，我们假设可以相信大多数人经过社会主义道德思想教育都能做到公平公正为民，但不能排除仍有少数投机钻营以公谋私的人也存在。所以，不能企望完全靠管理者个人的“为公”的自觉自主自省对“善”的“正知”来实现“正行”，即其为社会利益所表现的超我人格或“互惠人”理念来行为，还要结合法律的建立，以做到“有法可依”对管理者的“以公谋私”从而引发社会公配不公的思想行为进行监督，及时制止。

其实，公与私是相对的，公有共产然后实行分配，分配不正是实现私有的消费吗?如果被分配到劳动者手中的产品作为因为符合需求而不愿消费，难道就不能拿出来与他人进行社会交换更符合需求的物品使用价值?
从人类历史的发展考察，公有制可能有两种，一种就是被发现的己经过去的原始社会的氏族制度，那是因为当时能维持生存的物质资源使用价值极其缺乏，而集体生产力极低下的情况下，人们为了节约维持生活的物质资源而采取氏族集居式的共享公有制。另一种就是马克思描述的社会生产力极高度发展，劳动者们只要耗费极少量的劳动力价值就能获得极高的物质资源使用价值，人们“按需消费，各取所需”，但其实还是要有个前提“按劳分配，各尽所能”。但其实这里有个前提条件，按需是以按劳为前提条件，这就是说需求是以按劳不是按“劳动力”而是按有效劳动力或劳动力的使用价值以及个别劳动生产力的供给为评价标准的。这个我与劳动力价值或价格(V)区别开来，用符号“L”表示，它体现了即使“人是一样的人”，但劳动力素质或级差也是不同的。平等是指人的生物属性或生命能的劳动力耗费或社会劳动属性即社会抽象性一样，但对劳动对象需求的满足以及主体目的的实现能力却有了差异，这种差异也导致了回报的不平等，正如你上贴所说“文凭不能决定能力，能力其实是需要在实践中展现与发掘的”，可见，“按劳分配”从整体与局部关系上来看仍可以看作一种“劳动力商品交换”，只不过，这种交换不是以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描述的“劳资雇佣过程”中资本家对雇佣工人预先谈好或签了劳动合同形式以劳动力价格（Ⅴ）即预付总资本（C=c+v）的部分体现。而是以售出商品价格和实现社会相对剩余价值（或利润m）的分成分配方式体现，这个可能要自负盈亏，比如，在商业前线的销售营业员、业务员、业务经理、业务主管等都属于这类，这与马克思从手工坊、工厂的制造业的工人的劳动力与资本交换结合方式己大大不同。
我上述马云与马化腾的例子实际正是要说明这种交换结合方式的进一步发展。如果符合道德和法律的前提下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正是“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当然，有些控制国企的国家资本以公谋私利的腐败分子也算是“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但是因其违反道德和法律却成了“小人”，可见，“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之人并非都是仁善以公为行为基准的“君子”。所以，我主题只是从马克思的辨证法或我的价值相对性、全息观去分析事物的发展并非一成不变，马克思的劳资关系也如此，有其历史局限性，应与时俱进，我之前几个主题贴你看过赞过的都有多少提到剩余价值除了m>0，还有m≤0的情况，马克思在当时作为政治斗争的手段在分析时自然隐藏了这种，人类社会从长期而言，社会产品或商品生产都是因社会需求的驱动使然，一个项目产品的创新只有符合社会需求并大量生产转化为商品去满足社会时，这种社会创新劳动才是社会生产力的体现，否则，在理解与未调查社会需求就大量生产过量供给使供大于求，必然要使社会劳动力和资本投入边际效益递减甚至浪费亏损为负，可见，劳动力价值的耗费并不能总是完全转化为有效的劳动力或劳动力使用价值，而产品也未必完全转化为被消费者需求并购买到手使用真正带来效用或使用价值的商品，有些现有劳动力资本(v)与作为过去人类劳动力折现的生产资料(c)等资本一起构成的预付总资本的投入量必然要与商品价值量发生不一致的不相符，使宠大的社会产品堆积在仓库售不出去，甚至因供过于求的过度绝对化而过了产品保质期腐烂化为负使用价值的物品，那时倒掉清理又得浪费劳动力。可见，所谓实物产品的绝对剩余价值并不是要追求的，而是要作为消灭的目标，生活用品在保质期内的相对剩余劳动时间的空出来，其实是为了劳动追求能满足更高层次需要的物质使用价值的生产或创造，从而实现时间、劳动力以及生产资料资源的优化配置。可见，不管是个人还是企业局部看到的所谓剩余价值其实都是为了支撑人类追求更高层次需要的生活使用价值后备积累，是为了被消费转化为新的劳动力以及产生更高的劳动生产力……的螺旋上升、波浪前进的过程，这不仅仅涉及到人类个体的健康和幸福还涉及到人整体的可持续发展以及物种进化。

如果我们把劳动力的使用过程从生物学和物理学的角度做一个考察把它看作为人类生物智能系统为追求目标而付出（耗费生命能量）的运动过程，我们推而广之到所有生物系统将会发现一个同样也适应生物学中物种进化的经济学法则:即生命能量或劳动力无序耗费最小化与有序进化效率最大化。生物的生存过程无有不以能尽量用最小的无序耗费来获得最大的有序进化，能更好体现这个的在自然选择中将会获得优胜，体形宠大的恐龙之所以灭种不正是可能因为在外部（可能流星）引起地球生态环境变化导致食物链破坏，从而有序能量摄入不足以满足抵消其生命体能无序耗费才逐渐灭绝的吗?当然，也可能有些恐龙在改变不了环境就改变自己的基因进化中，使更有利于有序能量摄入与无序能量的耗费抵消过程动态平衡的DNA程序得以保存，一代又一代之后进化成现在我们看到的某些与原来宠大的恐龙好像牛马不相及的动物也不是没有可能。哈，扯的有点远，但人类社会进化与生物世界的进化尽管内容不同，而形式上却是相同的，那就是有序能量摄入与无序能量的耗费抵消过程动态平衡的DNA程序变化是否与环境与时俱进?DNA是人类社会进化的生物遗传深层化的先天生命密码，但它也不是绝对不变的，而是随自然环境选择变化与人类意识的主观能动性对更有利生存和可续发展的有序能量摄入与无序能量的耗费抵消过程动态平衡的DNA程序内因与外因综合影响的结果。达尔文进化论因过度强调外因被动的自然选择必须以内因主动的人类选择给矛补充，而主动的人类选择的本质正是为了维护人类DNA有序
进化，而使用价值或效用最大化与劳动力耗费的最小化追求正是这种体现，这个在物理学中著名物理学家薛定鳄在其《生命是什么》一书中总结为“生命以负熵（熵减）为生”，可见，劳动力耗费的本质也一种人类生命能的熵增。

今天我用这种分折把他未说透或不愿说透的也一并补上说清，这不正是还一个相对完整的价值论吗?

资本的本质是人类劳动累积或可支配、可控制、具有确定性的生产资料及资源，一个国家最大的资本就是人口(劳动力)以及领土资源，至于地球之外或不可控的自然宇宙环境则可看作为“运气”!它可能有正、无、负的“价值流”，关于这个我在十来年前时写过《价值流》的贴，说的就是作为“真正赤条条一无所有的无产者”如不借助外物，就是“巧妇也难为无米之炊”，不可能创造大于自身劳动力的耗费的价值，使用价值的增殖或劳动力价值的节约是来之于“假借于外物”的利用，而这个利用就是价值事实与主观价值判断是否符合的过程，也是系统论、控制论以及信息论所说的系统的控制过程是否符合信息对称的过程。


从人类社会人人平等都是主体的角度，人类从原始社会对自然环境物质的不确定牲、不可控性到转化为相对确定性、可控性的人类私有的生产资料使用价值，这是人类社会以整体协作为主一致对外（自然生态环境）的结果，上述这个对外相对于其它物种的人类侵占地球自然生态以及矿产资源是人类的私有过程，而相对于整个人类社会系统立场又可以看作为是公有，但从人类社会系统中人类内部不同国家或种族之间为了对地球自然矿我以及生态环境物质资源的瓜分、掠奇以及交易又从公有性转向私有性，对公有的分配是以整体立场，对私有的交换则是以局部立场，在同一国家或种族中内部的不同阶层（比如奴隶与奴隶主、封建地主与农民、资本家与工人）在价值分配与交换也会产生有公有观和私有观的区分，这就是以利己（不管是否利人）为立场的理性人与近年出现的以利人利已为立场的“互惠人”，甚至即使家庭也是如此。公有观实际是求同观使然，而私有观是求异观使然，可见，公与私都是相对(于劳动服务对象与劳对目的而言)，这是价值立场或价值参照系不同所至。

重复了

对于雇佣，我其实没有赋予过多理想色彩，而是从社会现实出发以及概念之间的逻辑性来进行推演分析的。
如果说:“雇佣制度的基础是私有制、是私有制下经济运行的秩序法则，所以不可能有劳动者与投资者公平平等磋商雇佣待遇、剩余价值分配。”其实正是因为社会中（在上:zF）机构监督组织职责与（在下:劳动工会）维权职责制度不完善所致。

而在纯公有制的分配难道就能企望想以单方面依靠劳动者精英组织的zF建立一套价值分配公平不偏私的“至善利他的”纯公有制度来实现社会公平公正的分配，这是马克思当初提出推翻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理想，但这个理想的前提正是过于把劳动者精英中选出来的掌权管理价值（包括生产资料与劳动力调动以及剩余价值）分工生产和分配消费公正公平的期望过大，忽视了管理者的人性弱点，即有以公谋私的“恶”的倾向发展，不能正视这点的话，即使推翻现有世界的所有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和剥夺资本家们占有的生产资料(资本)来建立所谓的共产主义社会制度又有何用?到头来也不可是使那些原先的劳动者精英取代先前的资本主义阶层而形成一种特权阶层再产生与基层劳动者的对立而已。除非有透明公开的财产公布以及健全的监督机制使他们中的私有心与占私行为不敢产生和越雷池一步。正如你在刚发的一个贴所说:“用政治手段决定分配比例，实际说明我们并没有建立一套正常稳定的经济秩序、经济制度。政治可以剥夺资本家的财产，但是政治不能建立没有剥削的经济运行方式。”如果把建立没有剥削的经济运行方式并形成一种稳定的经济制度，建立在上述那种以没有监督和维权而仅仅单靠管理层自觉自主自省按道德良知或遵循价值规律办事的公有制经济基础来建立社会主义经济体系，我认为当然不太可能实现。当然，我们假设可以相信大多数人经过社会主义道德思想教育都能做到公平公正为民，但不能排除仍有少数投机钻营以公谋私的人也存在。所以，不能企望完全靠管理者个人的“为公”的自觉自主自省对“善”的“正知”来实现“正行”，即其为社会利益所表现的超我人格或“互惠人”理念来行为，还要结合法律的建立，以做到“有法可依”对管理者的“以公谋私”从而引发社会公配不公的思想行为进行监督，及时制止。

其实，公与私是相对的，公有共产然后实行分配，分配不正是实现私有的消费吗?如果被分配到劳动者手中的产品作为因为符合需求而不愿消费，难道就不能拿出来与他人进行社会交换更符合需求的物品使用价值?
从人类历史的发展考察，公有制可能有两种，一种就是被发现的己经过去的原始社会的氏族制度，那是因为当时能维持生存的物质资源使用价值极其缺乏，而集体生产力极低下的情况下，人们为了节约维持生活的物质资源而采取氏族集居式的共享公有制。另一种就是马克思描述的社会生产力极高度发展，劳动者们只要耗费极少量的劳动力价值就能获得极高的物质资源使用价值，人们“按需消费，各取所需”，但其实还是要有个前提“按劳分配，各尽所能”。但其实这里有个前提条件，按需是以按劳为前提条件，这就是说需求是以按劳不是按“劳动力”而是按有效劳动力或劳动力的使用价值以及个别劳动生产力的供给为评价标准的。这个我与劳动力价值或价格(V)区别开来，用符号“L”表示，它体现了即使“人是一样的人”，但劳动力素质或级差也是不同的。平等是指人的生物属性或生命能的劳动力耗费或社会劳动属性即社会抽象性一样，但对劳动对象需求的满足以及主体目的的实现能力却有了差异，这种差异也导致了回报的不平等，正如你上贴所说“文凭不能决定能力，能力其实是需要在实践中展现与发掘的”，可见，“按劳分配”从整体与局部关系上来看仍可以看作一种“劳动力商品交换”，只不过，这种交换不是以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描述的“劳资雇佣过程”中资本家对雇佣工人预先谈好或签了劳动合同形式以劳动力价格（Ⅴ）即预付总资本（C=c+v）的部分体现。而是以售出商品价格和实现社会相对剩余价值（或利润m）的分成分配方式体现，这个可能要自负盈亏，比如，在商业前线的销售营业员、业务员、业务经理、业务主管等都属于这类，这与马克思从手工坊、工厂的制造业的工人的劳动力与资本交换结合方式己大大不同。
我上述马云与马化腾的例子实际正是要说明这种交换结合方式的进一步发展。如果符合道德和法律的前提下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正是“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当然，有些控制国企的国家资本以公谋私利的腐败分子也算是“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但是因其违反道德和法律却成了“小人”，可见，“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之人并非都是仁善以公为行为基准的“君子”。所以，我主题只是从马克思的辨证法或我的价值相对性、全息观去分析事物的发展并非一成不变，马克思的劳资关系也如此，有其历史局限性，应与时俱进，我之前几个主题贴你看过赞过的都有多少提到剩余价值除了m>0，还有m≤0的情况，马克思在当时作为政治斗争的手段在分析时自然隐藏了这种，人类社会从长期而言，社会产品或商品生产都是因社会需求的驱动使然，一个项目产品的创新只有符合社会需求并大量生产转化为商品去满足社会时，这种社会创新劳动才是社会生产力的体现，否则，在理解与未调查社会需求就大量生产过量供给使供大于求，必然要使社会劳动力和资本投入边际效益递减甚至浪费亏损为负，可见，劳动力价值的耗费并不能总是完全转化为有效的劳动力或劳动力使用价值，而产品也未必完全转化为被消费者需求并购买到手使用真正带来效用或使用价值的商品，有些现有劳动力资本(v)与作为过去人类劳动力折现的生产资料(c)等资本一起构成的预付总资本的投入量必然要与商品价值量发生不一致的不相符，使宠大的社会产品堆积在仓库售不出去，甚至因供过于求的过度绝对化而过了产品保质期腐烂化为负使用价值的物品，那时倒掉清理又得浪费劳动力。可见，所谓实物产品的绝对剩余价值并不是要追求的，而是要作为消灭的目标，生活用品在保质期内的相对剩余劳动时间的空出来，其实是为了劳动追求能满足更高层次需要的物质使用价值的生产或创造，从而实现时间、劳动力以及生产资料资源的优化配置。可见，不管是个人还是企业局部看到的所谓剩余价值其实都是为了支撑人类追求更高层次需要的生活使用价值后备积累，是为了被消费转化为新的劳动力以及产生更高的劳动生产力……的螺旋上升、波浪前进的过程，这不仅仅涉及到人类个体的健康和幸福还涉及到人整体的可持续发展以及物种进化。

如果我们把劳动力的使用过程从生物学和物理学的角度做一个考察把它看作为人类生物智能系统为追求目标而付出（耗费生命能量）的运动过程，我们推而广之到所有生物系统将会发现一个同样也适应生物学中物种进化的经济学法则:即生命能量或劳动力无序耗费最小化与有序进化效率最大化。生物的生存过程无有不以能尽量用最小的无序耗费来获得最大的有序进化，能更好体现这个的在自然选择中将会获得优胜，体形宠大的恐龙之所以灭种不正是可能因为在外部（可能流星）引起地球生态环境变化导致食物链破坏，从而有序能量摄入不足以满足抵消其生命体能无序耗费才逐渐灭绝的吗?当然，也可能有些恐龙在改变不了环境就改变自己的基因进化中，使更有利于有序能量摄入与无序能量的耗费抵消过程动态平衡的DNA程序得以保存，一代又一代之后进化成现在我们看到的某些与原来宠大的恐龙好像牛马不相及的动物也不是没有可能。哈，扯的有点远，但人类社会进化与生物世界的进化尽管内容不同，而形式上却是相同的，那就是有序能量摄入与无序能量的耗费抵消过程动态平衡的DNA程序变化是否与环境与时俱进?DNA是人类社会进化的生物遗传深层化的先天生命密码，但它也不是绝对不变的，而是随自然环境选择变化与人类意识的主观能动性对更有利生存和可续发展的有序能量摄入与无序能量的耗费抵消过程动态平衡的DNA程序内因与外因综合影响的结果。达尔文进化论因过度强调外因被动的自然选择必须以内因主动的人类选择给矛补充，而主动的人类选择的本质正是为了维护人类DNA有序
进化，而使用价值或效用最大化与劳动力耗费的最小化追求正是这种体现，这个在物理学中著名物理学家薛定鳄在其《生命是什么》一书中总结为“生命以负熵（熵减）为生”，可见，劳动力耗费的本质也一种人类生命能的熵增。

今天我用这种分折把他未说透或不愿说透的也一并补上说清，这不正是还一个相对完整的价值论吗?

资本的本质是人类劳动累积或可支配、可控制、具有确定性的生产资料及资源，一个国家最大的资本就是人口(劳动力)以及领土资源，至于地球之外或不可控的自然宇宙环境则可看作为“运气”!它可能有正、无、负的“价值流”，关于这个我在十来年前时写过《价值流》的贴，说的就是作为“真正赤条条一无所有的无产者”如不借助外物，就是“巧妇也难为无米之炊”，不可能创造大于自身劳动力的耗费的价值，使用价值的增殖或劳动力价值的节约是来之于“假借于外物”的利用，而这个利用就是价值事实与主观价值判断是否符合的过程，也是系统论、控制论以及信息论所说的系统的控制过程是否符合信息对称的过程。


从人类社会人人平等都是主体的角度，人类从原始社会对自然环境物质的不确定牲、不可控性到转化为相对确定性、可控性的人类私有的生产资料使用价值，这是人类社会以整体协作为主一致对外（自然生态环境）的结果，上述这个对外相对于其它物种的人类侵占地球自然生态以及矿产资源是人类的私有过程，而相对于整个人类社会系统立场又可以看作为是公有，但从人类社会系统中人类内部不同国家或种族之间为了对地球自然矿我以及生态环境物质资源的瓜分、掠奇以及交易又从公有性转向私有性，对公有的分配是以整体立场，对私有的交换则是以局部立场，在同一国家或种族中内部的不同阶层（比如奴隶与奴隶主、封建地主与农民、资本家与工人）在价值分配与交换也会产生有公有观和私有观的区分，这就是以利己（不管是否利人）为立场的理性人与近年出现的以利人利已为立场的“互惠人”，甚至即使家庭也是如此。公有观实际是求同观使然，而私有观是求异观使然，可见，公与私都是相对(于劳动服务对象与劳对目的而言)，这是价值立场或价值参照系不同所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