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多学科研究格局的启示录（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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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二）

         这里再一次显示社会学关注更基础的细分主题，如将知识作为创新的条件，将科学作为知识的来源，而不像多学科那样直接关注组织绩效。将工作与嵌入性、弱关系等相连，将市场与人群的社会特征相连恰好体现了社会学对人的关注，并隐含着如下命题：组织绩效来源于人的因素，其中工作感受通过社会网络影响人的参与，知识影响创新与实施；市场与角色扮演、收入、种族、成就感等密切相关。这些综合起来才会影响组织绩效。

　　 从社会特征出发的细分主题抓住了技术与组织主题的社会基础和前置条件，如果能形成明确的主题关系结构，即在人群因素与绩效的社会最优之间建立直接联系，对技术与组织现象的刻画将更深入，解释也将更有穿透力。社会学在这一领域有着巨大的发展空间。

　　 （二）研究环境的变化与理论取向的发展脉络

　　 在技术与组织研究领域，细分主题的流变是技术与组织各自发展的后果。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对英、美等国工业的发展而言，技术是重要的驱动力，面对的问题也是如何通过技术创新提高生产效率，进而提高组织绩效。对此，伍德沃德的回应提出了两个根本性议题：第一，技术从哪里来？第二，技术与组织如何影响组织绩效？

　　 对第一个问题的探索让技术创新成为与组织绩效同等重要的主题（图1和表4），在组织研究中，甚至是更加重要的主题（Burns & Stalker，1961）。对企业来说，技术创新来自组织内部还是外部？在20世纪50年代，技术创新主要来自组织内部。因此，对组织而言，技术外源性并不凸显。这就意味着，只要企业在技术上有突破，就有机会提高组织绩效。技术复制的低成本特征（Kogut & Zander，1992）使得同一套技术被应用的范围越大，提高组织绩效的机会就越多。跨国公司正是在技术应用范围扩张的驱动下出现和发展的（Wilkins，1974；Dunning，1992）。

　　 这解释了技术与组织的早期研究为什么关注组织结构而不讨论技术来源。正因为技术与组织结构的关系是组织扩张的基础，我们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20世纪50-90年代讨论技术与组织的文献并不多，且在技术一侧更多地围绕创新，在组织一侧更多地围绕组织结构了（Harvey，1968）。

　　 可是，从社会学的视角切入，却很容易发现有关技术创新来源的议题被忽略了。社会学在后来的介入中展现了自己的洞见，即知识是创新的来源，也是让创新发生效用的条件，进而把知识带入技术与组织研究领域。为了检验这个判断，我们运用谷歌学术检索主题词“technology and organization”，按照相关性由高到低排序，截取前1000篇／部文献。而后再逐篇／部阅读后进行筛选，留存203篇／部，进一步获取其被引用数据。最后，对文献的理论要素进行编码，获得了过去60年技术与组织研究理论发展的分析框架（见图3）。

　　 在技术与组织研究的早期，技术受到更多的关注。技术中心论（图3第1象限）曾占据主导地位，在后来的发展中，尽管不再是惟一的理论取向，却也始终存在。创新作为技术发展的动力（阿瑟，2014），在20世纪90年代把信息技术推上前台，至少在四个方面改变了技术与组织研究的大背景。第一，技术外源性议题凸显。组织内部的技术创新曾经是技术与组织研究默认的前提，信息技术发展呈现的赢家通吃的局面让其变成了绝大多数组织的外部技术。信息技术的引进和应用意味着技术的外源性。至少在信息技术领域，技术创新与应用开始逐步分离，技术的外源性意义迅速凸显。

　　 第二，与组织绩效关联的各类技术并不具有同等重要性。与组织绩效关系越密切的技术越具有核心性（邱泽奇，2005）。在信息技术普遍应用之前，组织的核心技术通常来自组织自身。当信息技术应用渗透到组织过程和环节，使组织活动（organizing， firm， management）成为与绩效关系密切的因素时（Galliers & Baets，1998；Morton，1991），发挥生产技术的效率便越来越不能脱离组织活动，不能脱离组织中的人群因素，即社会因素。生产技术已经与信息技术整合，不再成为影响组织绩效的主导因素，技术与组织的关系开始呈现层级性。

　　 第三，当组织的核心技术也具有外源性时，生产技术对组织绩效的主导性丧失殆尽，成为必须与信息技术整合才能发挥效率的技术（谢铮，2007；刘伟华，2007）。这使生产的离散性迅速变大，甚至很难看到传统的连续生产，对技术与组织结构的讨论失去了意义，对管理创新（Birkinshaw et al.，2008）、知识创新（Asimakou， 2014）、知识传播与分享（Karim & Kaul，2015）、组织模式（Ahuja et al.， 2014）、竞争优势（Sorenson，2004）等与组织活动关系密切的主题的讨论对组织绩效更有贡献。情境中心论进而凸显出来。在信息技术与生产技术边界逐渐模糊的组织中，情境对发挥技术效率和提高组织绩效具有重要影响。加上信息技术的外源性，使得情境性变成了一个覆盖广泛的“情境域”（图3第2、4象限）：从组织间关系（如信息技术的提供与采用，见Levina & Ross，2003；Lind & Zmud， 1991）、组织传统与现实的关系（如信息技术与组织传统、文化、生产技术的协调与整合，见Bouwman et al.，2005；Lapointe & Rivard，2005；Karahanna et al.，1999）、组织内部的部门间关系（如信息技术与生产技术的沟通、协调与整合，见Taylor，2010；Hitt & Brynjolfsson，1997），到个体使用者与技术界面（如信息技术与个体使用者知识与技能的协调与整合，见Jasperson et al.， 2005；Venkatesh et al.，2003）。在这个情境域中有着众多细分的理论取向，我们统称为情境中心论（contextual-centric perspective）。

　　 在个体应用情境中，奥利科夫斯基的研究具有广泛影响，从早期的技术二重性（Orlikowski，1992），到中期的技术结构化理论（Orlikowski，2000），再到后期的社会物质性理论（Orlikowski，2007），她关注个体静默知识（tacit knowledge）的影响与个体主观能动性，致力于把“技术—人—组织”整合为一个框架，是非常值得关注的一个流派。奥利科夫斯基是自伍德沃德之后最有影响力的学者，其贡献不在于将分析从组织层次转向了个体层次，而在于其关注到社会因素的层次性和技术应用的情境性。社会物质性分析框架非常准确地把握住了社会因素与技术因素关系的方向，即不同层次的行动者和不同层次的技术之间没有模式化的关系结构。在这个意义上，她的理论取向也是情境中心论的，追随她理论取向的研究也落在情境中心论（图3第4象限）的范围中。

　　 在技术引进、初期应用、组织和部门等中程情境中，邱泽奇团队的研究具有明确的影响。从技术与组织互构理论（邱泽奇，2005），到对部门岗位（刘振业，2004；刘小涛，2004）、组织内部的部门间关系研究（张燕，2009），再到组织／社会传统与现实的关系研究（王旭辉，2009；谢铮，2007；刘伟华，2007；张茂元，2008；周彦汐，2013），再加上技术应用与组织文化的研究（任敏，2009），都试图在中程情境下（图3第2象限）来解释技术与组织的整合机制。

　　 在组织与环境层次，有研究者在探讨小企业决定是否采用电子数据交换（EDI）技术的影响因素时提出了“技术—组织—环境”分析框架（Kuan & Chau， 2001）。这是一个从创新扩散研究领域受到启发而构造的框架。在创新扩散研究领域，罗杰斯关注到影响一项新技术是否被采用的因素，如应用环境、组织的需要，以及技术的适用性等（罗杰斯，2002），后来被人归纳为三个因素：技术、组织、环境（Tornatzky et al.，1990）。在此基础上，人们综合其他研究积累，将其归纳为“技术—组织—环境”框架。

　　 由于在情境中纳入了多层次行动者以及组织和组织间关系等诸多因素，不同因素的组合构成了不同类型的情境中心论，在总体上可以归纳为技术中心的情境论（Perrow，1967；Blau et al.，1976；DeLone & McLean，1992）、技术和组织中性的情境论（Orlikowski & Baroudi，1991；邱泽奇，2005；Orlikowski， 2008），以及社会中心的情境论（Morgan，1980；Barley，1986）。

情境中心论自20世纪60年代出现以来，其发展时断时续，虽然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有一个小小的高潮（Huber， 1990；Milgrom & Roberts， 1990；Orlikowski & Baroudi， 1991），但是未能像早期的技术中心论那样成为主导性的理论取向，主要原因在于其未能处理好技术与组织多维度与多层次之间“关系组合”的社会机制。

　　 第四，对社会因素的重视。有研究者从对情境模型的检讨入手，认为既有模型忽视了作为组织战略选择的重要政治过程，指出在这个选择中不仅有组织结构形式，还有对环境特征的操纵，以及对绩效标准的选择（Child，1972）。由此，宏观社会因素进入对技术与组织的讨论之中。到了1987年，有研究者在对技术应用史的探讨中提出“社会建构”的观点（Bijker et al.，1987）。如前所述，知识不仅是技术创新的源泉，也是让技术获得效率的条件。而知识的掌握者是与技术相关的人类行动者，当知识变成重要细分主题时（Smith et al.，2005），社会中心论（human-centered perspective）自然而然凸显出来（图3第3象限）。

　　 奥利科夫斯基曾经认为，社会中心论试图将技术的影响最小化，并尽最大的努力关注人的能动性，让技术特征消失在社会因素之中（Orlikowski，1992）。其实，事情远没有那么简单。有研究运用针对156个组织在技术采用前和采用后的追踪调查数据分析技术接受模式（TAM）后指出，社会因素和认知因素都影响着组织对技术的接受（Venkatesh et al.，2003；Boudreau & Robey，2005）。如果把对制度（Liang et al.，2007；芳汀，2004）、文化（Leidner & Kayworth， 2006）、反身性（Mutch，2010）等因素的研究也包括在内，则社会中心论的内容更加丰富。社会中心论取向发端于20世纪70年代，直到信息技术应用逐渐普及的20世纪90年代中期一直保持着时断时续的发展，此后其影响力延续至今。其中，重要且有影响力的研究都与信息技术有关。

　　 综上所述，我们看到了技术与组织研究如何因社会学的介入从一个以组织绩效为核心的领域逐步在理论发展中纳入社会因素，进而发展为一个多学科共同努力、多元理论共存且具有极大社会学潜力的研究范畴。

　　 （接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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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启示录 Organization perspective Perspectiv Manage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