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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方法论之战
（一）思想渊源
后人习惯性地将门格尔与杰文斯、瓦尔拉斯并称为在几乎同一时期各自独立发现边际效用从而开启了经济学研究范式上一场“革命”的三位伟大经济学家，由于此，人们也就易于误解这三人有某种思想上的关联。事实上，他们分别来自奥地利、英国和法国，所具有的思想背景和理论的侧重点也有较大差异。也许正是这种不约而同、殊途同归，恰证明了边际效用作为现代经济学基石的某种程度上的“必然性”。
必须承认，自笛卡尔以降的大陆唯理主义思潮所养育的一代代学人，特别是德、法等国家的思想家，其思辨水平、钻研深度的确达到了令人叹为观止的地步。门格尔及其开启的奥地利学派便是经济学界中这种思辨风格的杰出代表。他是在汲取了丰富的德国古典哲学及历史学派的营养基础之上，对古典经济学进行改造的。[1]因此，把他划为新古典经济学派的发起者的同时，也必须看到其深厚的知识底蕴和学术背景。从他的论述角度、行文、思路看，也是带有浓厚的德国思辨传统的。他自己显然意识到了这一点，并深以具有德国哲学的功底为荣，“德国人的经济学，努力于哲学上的深化；英国人的经济学，则富于实际的意义。”[2]
通观《原理》一书，每章节必由辨析概念入手，详细区分各种可能的情况，并对前人及同时代的其他经济思想家的观点加以梳理并在脚注中逐一点评，最后提出自己的见解。这种严谨细密的文风是杰文斯与瓦尔拉斯所不能比拟的。熊彼特在《经济分析史》第三卷中介绍那个时代的众多英雄人物时，对这位奥地利同乡不吝赞美之词。他说：“门格尔是一个很少失误的细心思想家，鉴于他缺少适当的数学工具，他的天才就更突出地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他的学说的最后渊源是……达于顶峰的德国理论传统。”[3]
（二）拯救心态
然而，正是这个深受德国思辨传统影响的门格尔，在19世纪八十年代至二十世纪初用了整整二十年时间同德国的经济学同行进行论战，某种程度上达到了老死不相往来的地步。许多人对此很难理解。事实上，门格尔的著作在1871年出版后即受到英美及欧陆其他许多国家的普遍赞誉，法国的瓦尔拉斯甚至主动写信给门格尔，赞扬他的学说与自己异曲同工，门格尔的回信却指出其实他们的分歧是很大的，尽管表面看可能相似。门格尔更期待着在德国同行那里得到认可，因为归根结底，自己的思想渊源、方法体系是基因于彼的。他认定自己的《原理》能够拯救已经深陷困境的德国历史学派，他认为自己批判地整合了欧陆思辨传统与英国经验主义，并在此基础之上改造了古典经济学。
这种拯救德国历史学派的迫切态度和心情从《原理》的序言中清晰可见，门格尔批判了那些否认经济现象、经济学中存在普适规律的怀疑论者以及打着经验的旗号而反对一切理论尝试的归纳主义者，他用极富康德色彩的语气说道：“我们虽可以提出人类意志的自由性，以反对经济行为具有完全的规律性；但我们却不可以根据这点，来反对全然独立于人类意志之外的现象所具有的规律性。而正是后者，才是我们科学的对象。”[4]当然，这种说法并不意味着他将经济学等同于自然科学——这一向为奥地利学派所反对，经济学上的规律与自然科学上的规律是不能相提并论因而不能简单地将自然科学上的那种培根式的实验方法直接移植过来。在序言的最后部分，门格尔以敬畏的口吻写道：“本书所尝试的一些经济学最高原理的改革，几乎都是以德国学者凭勤劳所创造出来的成绩作为基础的。我愿我这本书被视为一个奥地利的同道者所发出的友谊的敬礼。在德国，曾有许多卓越的学者，以其优秀的著作，对我们奥地利人给予很多科学的鼓励，我希望这本书可以被视为是一个微弱的回声。”[5]
（三）激烈交锋
门格尔还把《原理》一书题献给当时德国历史学派的领军人物罗雪尔（Wilhelm Roscher，1817~1894）。总体看来，以罗雪尔为代表的德国旧历史学派，主要是反对李嘉图式的因果演绎法。他们认为，经济学规律不同于自然科学，人类的动机也远非简单的几条假设所能规定，实际的经济生活要复杂得多，因而主张要从具体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从历史材料中归纳出规律性的结论。“各个国民发展中的类似性，可归纳为一种发展规律……历史的方法只要不完全走入迷途，任何时候都具有客观的真理性……最高目的在于以科学的形式将人类所已获得的政治成果留给后代。”[6]可见，这种态度是比较温和的。而罗雪尔也确实相当温和地点评了《原理》并略加称赞，但即便如此，门格尔的著作在历史学派统治之下的德国仍没有激起太多的回音。
在思想上的交集尚很广泛的情况下，门格尔于1875年着手他的方法论专著《探讨》，主要讨论历史、理论和政策之间的关系。在此书中，门格尔将经济学划分为三个领域：历史统计部分，研究经济现象中个别的与独特的方面；理论部分，研究经济现象的一般性质；国家经济实践部分，相当于经济政策。门格尔指出，历史学派只着重于历史统计部分，然而没有理论经济学的精确法则作为指导，纯粹历史的、包括经验的研究就只能是一堆无意义的事实与数字的罗列。门格尔同时也赞成历史学派关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差别的看法，他认为所有科学在严密程度上都参差不齐，即便在自然科学中的具体分支之间也存在这种现象。经济规律的后果可能会因为观察到的人追求非经济的目标而改变，但这种现实的复杂性不应该成为阻碍我们探求经济规律的借口。精确研究方法应用于社会科学的首要目的，应该为每一人类现象化约为一些最简单的原始要素；也就是说，理论经济学的首要功能在于为经济学的应用划界和确定前提条件。他认为，对于经济学的知识来自基于个体的内省，理论的发展先于资料的积累，认识的发生先于现实的生活。《探讨》一书具有很高的理论价值，是比较早的经济学方法论著作，对马克思·韦伯对社会学方法论以及米塞斯对经济认识论的研究产生过影响。
但是，1883年该书出版之时，德国学术界已经物是人非——罗雪尔淡然退出主导地位，以施穆勒（G·Schmoller，1838~1917）为代表的新历史学派掌握了话语权。这位激进者拒绝任何调和，实际上完全地拒斥了任何理论的可能性，而且采用了很多侮辱人格的方式率先展开挑衅，将学术论战升级到一场人身攻击和派系报复的闹剧。1883年，施穆勒在收到门格尔的小册子后，在一份杂志上发文表示自己一字未读就原封不动退还作者本人，还连带寄去了一份侮辱性信件。随后，又公开宣称，“抽象”学派成员将不适于在德国大学任教，并果真将所有拥护门格尔学说的德国教授成功地扫地出门。门格尔也毫不客气，在1884年撰写《历史主义的谬误》，用同样尖刻的文字进行反击。双方的门人弟子也在各个层级上参与进来，使得这场论战旷日持久，直到20世纪初双方都感到厌倦而最终偃旗息鼓。
冷静观察，这是一场同风车的搏斗，是一场“理论和历史何者优先和何者重要的争论”[7]。其实，双方都不是方法的极端一元论者，而是对于“理论经济学研究的对象和任务持有不同的看法，因而对应以哪种方法为主持有不同观点”[8]。从结果看，这场论战以奥地利学派获胜而告终。在施穆勒影响德国经济学界的几十年间，经济理论完全被忽视，而本应为历史学派所青睐的经济史也没有得到重视，在学术上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但事实上，奥地利学派也付出了一定的代价，至少对门格尔本人来说，在经济学方法的争论中耗尽了近20年的学术生命，并因此延迟了他希图将《原理》加以扩展的原计划——直到逝世前，他也没再发表过一部具有影响力的著作。熊彼特不客气地批评道：“尽管在澄清逻辑背景方面多少也有点贡献，然而这么一大堆文献的历史实质上是浪费精力的历史，大好光阴，本来是应该更好地加以利用的。”[9]在整个非德语世界，人们普遍以一种惊异的眼光看待发生在同一语言环境中的这场浪费时间的口水战。而一旦进入论战，起初还可以努力扩大共识、互为补充，掺入了浓厚的、激烈的个性因素之后，便再无回旋余地，双方都努力强化甚至极端化自己的观点，最终走向同一问题的两极。旁观者自然便把双方都视作偏激的典型敬而远之，正因为此，论战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门格尔及奥地利学派的学术影响力，毁坏了在边际革命中创建起来的好名声，也淹没了门格尔在社会科学特别是经济学领域中许多深刻的洞见。以至于几十年后的人们像在中世纪发现亚里士多德一样，再次发现门格尔的价值。
当然，也有经济学家不赞同熊彼特等人对于方法论之争的低估，哈奇森（1973）指出，“对于假设、概念以及经济学家的理论的批判性检验……绝不是浪费时间，即使它曾经如此。”[10]
源自：https://book.douban.com/review/6157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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