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义上指一切可以被人类生产、生活使用的对象。
辨析:这狭义和广义之间关键区别是否已经添加劳动。一切已经添加劳动的资源其实都是使用价值或者说是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总和。
效用——是潜在效用和实际效用的抽象概念,其实就是一切有用性的总称而不论其中是否包含劳动。
使用价值——作为劳动的结果而具有有用性的对象即使用价值。
举例,某外星球上可能存在某种比迄今为止一切人类已经发现的材料更坚硬更耐高温的物质,这种物质作为工程材料具有效用,但这个效用没有价值,因为其无法被用来作为劳动对象。只有能与劳动结合的对象,才可能和价值关联。
价值——定义
辨析见:
- 当我们说对象的价值时,我们是说,不定对象可以作为劳动的代替物在某种程度上达成特定的效果种类。
- 当我们说对象有价值时,我们是说,不定对象可以提供代换为劳动力的潜质一般性。
饭桶多很正常,不能指望都是精英,不然精英就不稀罕了。
马克思,如果他不是从交换价值的内涵中在挖出剩余价值,我不确定他是否还能从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中抽象出价值来。当然你指望陈才天这种水平理解抽象的价值概念,那还不如等他回炉另造了。
这里,我们不拿具体的材料或者用具来举例,因为太简单,我们玩点高端的,金融上的证券吧,比如股票。
有价证券,从来不是一种狭义的资源,因为如果某人在任意场合把证券说成是自然资源,估计全场都要重新在这个人的表达语境中重新寻找其就自然资源这一概念的具体用法来现场归纳这个人对于这个词的定义了。
但是,有价证券可以是一种广义的资源。说某人手上“有资源”,可以指某个对象因为掌握有价证券,从而可以通过交换来取得某种操作手段。除非是场合不便,一般不进行如此隐晦的表达。
没有人怀疑,有价证券可以是一种效用,但是说有价证券是效用的恐怕仅限于经济学专业,这时候,我们是把有价证券当作任意一种可以使用但不问其来由的对象。当然,由于有价证券可以是仅仅以一种计算机符号为依据,因此,效用只能是主观的而永远不可能是客观的,即:作为有价证券的电子信号其有用性显然不是电子在绕核轨道上的跳跃。
但是在一般来说,我们总是把效用归结为对象不借助其它对象而呈现出来的自身的有用性。
效用和取得效用的手段或者途径无关。有价证券可以偷来的,可以是强行剥夺来的,可以是诈骗而来。但只有当其是作为劳动的结果时,我们说其是使用价值。
使用价值一词规范了效用,使其具有合规性,因为在政治经济学中,如果涉及使用价值而这个使用价值的指向竟然可以是可以诈骗或者偷盗作为来源的,后面的一切用到这个概念的理论就全部瓦解了。自从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从哲学和政治学中独立出来,盖凡涉及价值,就必须带有法理依据,而不以法理为依据谈论的用途,都可以把效用作为使用价值的替换概念。
效用一词出现得很早,文艺复兴时期就有人使用作为在经济范畴中的概念,据英语词源考证,英语的效用一词最早出现在14世纪,来源于古法语 utilite。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用到这个词的时候都没有将其作为政治经济学的专门术语来用,因为学界用语需要有特别的语境规范,否则容易导致在逻辑上崩溃。
物的用途独立于物的自然属性而从人类社会中独立出来具有经济属性早在古希腊就被认识到了。但是政治经济学不是从研究物的效用上建立起来而是从人的活动具有社会性从而是从劳动范畴上建立起来的。这就是为什么政治经济学一词是从配第把劳动作为财富的来源独立出自然资源后才出现的原因。但在政治经济学刚刚把劳动从财富的源泉中剥离出来时,就象新生儿身上绕着脐带一样,价值还没有被从使用价值中分离出来也是正常的。
“在人类研究的每一个领域,实践总是领先于理论”,人类的经济上的实际发展远远早于理论进入资本主义——一个一切只为交易而进行的社会形态。这就迫使理论家们赶紧区别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因为前者代表着政治经济学的诞生,而这门学科要发展,就象新生儿要走路,就必须从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对价值的辨析开始。
在从交换价值中进一步抽象出价值之前,辨析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当然是亟需的,因为这在约翰·劳那里已经导致了极大的混乱。也正是因为他自己不能解决自己所提出的价值悖论,所以才导致了其纸币银行的迅速倒闭,顺带把法国拖进了革命的深渊。
斯密和李嘉图都不同程度地看到了交换价值作为劳动的完成形态,但因为李嘉图最终也没有能解决价值规律和利润来源问题而导致价值没有能从交换价值中抽象出来。只有马克思,通过从利润的一般形态上抽象出剩余价值(当然剩余价值的提出在他之前,他是继承了前人尤其是重农学派的剩余概念),进而从使用价值、交换价值和剩余价值中抽象出了“价值”。